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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困难重重，但奥尔登堡坚持了《哲学学报》的出版。它并未如奥尔登堡所愿，能带来滚滚财源，反而让他忙得更加精疲力竭。但是，《哲学学报》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法国的《学者杂志》原来雄心勃勃，计划要包括知识人士感兴趣的一切内容，但很快即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抱负，按照奥尔登堡办刊物的路子变成了一份科学期刊。奥尔登堡向国外宣传《哲学学报》，提高了皇家学会的国际声望和权威，使外国的科学家愿意提交论文在《哲学学报》上发表，到伦敦旅行的知识人士也以一访皇家学会为快。1668年３月，奥尔登堡写信给玻意耳说：“学会在国外享有极高的声望，访客纷至沓来；自从今年３月以来，我已经接待了二三十位外国来访者。”至此，奥尔登堡的财务更加吃紧，到1669年，皇家学会决定给之前一直义务做秘书的他支付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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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讨论问题的场所，科学期刊不如咖啡馆或学会会议那么快速直接。但虽然它在速度方面有所欠缺，它涵盖的地理范围却大得多。不过这造成了一个新问题：怎么才能确定从遥远的外国寄来论文的科学家值得信任？或他的研究成果不是编造出来的？由于皇家学会无法对通信人作面对面的询问，所以要求新的通信人得到学会知道并信任的人的担保。通过这样的办法，学会可凭个人推荐一环一环地扩大它的网络。比如，1673年，奥尔登堡在荷兰的一位关系人赖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写信向学会介绍了使用显微镜的先驱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信中附上了列文虎克关于他的观察的第一份书面报告。这封信和附上的报告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但学会会员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个不知名的业余研究者的情况，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父亲康斯坦丁（Constantijn），请他去拜访列文虎克，对他的工作和性格作出评价。尽管英国又和荷兰共和国打起了仗，但老惠更斯还是去了，并很快回了信，说列文虎克是一位辛勤努力的研究者。然后，列文虎克就被邀请成为皇家学会的正式通信人，他后来一直把自己的研究发现送给《哲学学报》发表，直到他于1723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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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682年，在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工作的荷兰医生威廉·坦恩·赖恩（Willem Ten Rhijne）写信给皇家学会，就痛风病的治疗提出了一些看法，还介绍了日本人对针灸的使用。学会成员想就此了解更多的情况，但首先需要确定坦恩·赖恩是可以信任的。赖恩早想到了这一点，在信中建议学会去找他的朋友约安内斯·格勒内费尔特（Joannes Groenevelt），他是位住在伦敦的荷兰医生。学会的两个会员于是去拜访了格勒内费尔特，一周后向学会报告说，坦恩·赖恩在东印度群岛居于很高的医官职位，曾是学会所熟悉的化学家弗朗西斯库斯·（弗朗索瓦·德·勒博埃，Francois de le Boё）西尔维斯（Franciscus Sylvius）的得意门生。这下学会放心了，于是把坦恩·赖恩加进了联系人网络中，并开始在《哲学学报》上发表他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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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登堡继续出版《哲学学报》，直至他1677年去世，一共出版了136期月刊。他逝世两年后，胡克努力争取使他自己办的期刊被承认为皇家学会的官方刊物，致使《哲学学报》的出版一度中止。但胡克的期刊失败了，于是《哲学学报》在1683年复刊，之后再没有停过。（皇家学会于1753年正式接管了《哲学学报》。）《哲学学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学会会议上的讨论反而不如在《哲学学报》上的讨论重要。奥尔登堡不比牛顿、胡克和哈雷，他的名字今天鲜为人知。他本人不是科学家，但他创办了第一份现代科学刊物，创立了国际科学合作的平台，确定了至今仍在沿用的模式；因此，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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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刊物是对咖啡馆那种海阔天空、随意交谈的气氛的提纯，把咖啡馆里的交谈格式化了，使其通过出版和邮寄越过国界，创立了科学家的一个虚拟群体。18世纪晚期，咖啡馆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家中喝茶喝咖啡而开始衰落。一些咖啡馆变成了私人俱乐部；其他的改为酒馆，或索性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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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年来，咖啡馆那种生气勃勃、随意率性的精神又重新出现，悸动于互联网论坛的讨论中和社交媒体的平台上。这些场所像它们之前的咖啡馆一样，为辩论和探讨提供了自由开放的空间——在有些政府看来，在遭受网上的批评或谩骂的人的眼中，也许自由开放得太过了。还有一点也和咖啡馆一样：互联网论坛最初是为学术界服务的。在瑞士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91年创建万维网的时候，目的是要改善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像咖啡馆一样，原来由科学家占据的社交空间证明它的吸引力广泛得多——由于社交媒体使得不同思想得以多次交汇混合，这个空间成了技术和商业创新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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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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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没有思想自由，就谈不上有智慧；而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公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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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以“默默行善”为笔名在1722年7月的《新英格兰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自1721年《伦敦日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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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本杰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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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9月25日，北美殖民地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大事记》（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的创刊号面世。老板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是当地的印刷商，还开了一家咖啡馆。他原住伦敦，因出版了未经许可的材料惹祸上身，这才移民北美。他的报纸许诺向读者“介绍我们了解到的大事”，发行期“每月一次（如发生的事情太多还会增刊）”。这份报纸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保证若有报道不实之处，下一期一定改正，任何散播虚假谣言的人都将被点名斥责以纠正“我们中间盛行的撒谎之风”。创刊号报告了当地的各种新闻，包括发生的一场火灾、天花疫情的爆发，还有英国殖民者和法国人在北方作战的最新战况，作战双方都有印第安部落的支持。哈里斯认为帮英方作战的印第安人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痛斥他们是“卑鄙的野蛮人，而我们对他们过于信任”。他这个批评，加之他顺便提到关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同自己的儿媳有染的传言，触怒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理事会。四天后，理事会成员发表宣言：“表明并宣布他们对该小册子严重不满，禁止它的发行，命令将其停售并收回；以后严禁任何人未经许可出版刊物。”所有未售出的报纸全部被销毁，《大事记》自此销声匿迹。它的创刊号也成了收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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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不满于哈里斯未经许可就出版报纸，这其实不应令人惊奇。自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于1620年创建之后，对出版物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开始时是为了确保宗教的一致性。1686年，詹姆斯二世（JamesⅡ）任命爱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为新英格兰总督时，给他的指示说：“因你治下的王国领土上的出版自由可能带来巨大不便，故你须发布一切必要命令，禁止拥有印刷机或未经你本人特许及事先许可而出版任何书籍、小册子或其他材料。”北美的其他殖民地也是同样的情况。1685年，宾夕法尼亚开印刷厂的威廉·布莱德福（William Bradford）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一本年鉴，但管事的贵格会教派并不喜欢。他们告诉他：“除理事会批准的以外，不得印刷任何东西。”弗吉尼亚更是干脆禁止印刷，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解禁。1671年，弗吉尼亚的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写道：“我感谢上帝，没有自由学校，没有印刷；我希望这状况能维持几百年，因为知识造成不服管教，导致异端邪说，给世界带来邪教教派。印刷则传播邪说以及对最好的政府的诽谤。上帝助我们远离它们。”结果，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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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殖民地对印刷的控制无法防止信息从远方传来。信息仍然传播，不过是靠通信罢了。牧师们组织成非正式的信息分享网络，把沿海的城镇与内地的乡村联结起来。牧师都识文断字，受过良好的教育，与社会联系紧密，对自己所在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如，1675年到1676年间，里霍博斯（Rehoboth，普利茅斯湾殖民地的一部分）一位名叫诺厄·纽曼（Noah Newman）的牧师向其他牧师报告了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一次冲突的详细情况。他占有了解情况的地利，因为由梅塔科米特（Metacomet）带领的士兵就在里霍博斯集合，准备去和纳拉干西特人（Narrangansett）及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作战。纽曼根据同当地居民及军官的交谈和与他们的通信，给普利茅斯的牧师小约翰·科顿（John Cotton Jr.）写了数封内容详尽的信。信中包括交战的具体时间和情况、详细的伤亡名单和战斗结束后目击者的叙述：“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的妻子怀着身孕，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在穿过田野向军队驻扎的地方去的路上被敌人追上，敌人杀死了她，却放过了她的孩子。发现她尸体的时候，估计那孩子在死去的妈妈身旁已经站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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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顿的通信网非常广泛，与很多通信人交流新闻，他把这些报告传抄给波士顿和朴次茅斯的联系人，他们又转给别人。科顿的一个通信人是他在波士顿的外甥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作为与内地传来的消息的交换，马瑟从他收到的信件、与商人的谈话和《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中收集欧洲的各种消息，然后送给普利茅斯的科顿。科顿则根据他每一个通信人的兴趣挑选具体的报道，再加上别的新闻后转给他网络中的联系人。比如，科顿1696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就转抄了从马瑟那里收到的来自伦敦的一则消息，说有人企图暗杀国王。信中还有当地新闻和家人的消息：一场暴风雨造成迪尔岛（Deer Island）上一些居民受伤；当地的一个水手被绳索绊倒甩出船外，险些淹死；一位邻居家生了个女儿。科顿报告的这些当地消息是他从三位访客、两封来信和他自己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交信息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报告并抄录有意思的新闻，选择要报告的消息并加上自己的评论，然后写信转告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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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加有组织的邮政制度取代了早期殖民地非正式的邮递，各城镇的邮政局长成为这种新闻网络中重要的节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管理着信件的递送，而且也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来收集和总结各种消息。1702年被任命为波士顿邮政局长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给当地的商人和官员写新闻信札，其中载有从伦敦的报纸上搜集到的消息的总结。他身为邮政局长，寄信不用付邮费。1704年，坎贝尔把他手写的新闻信札变为一份印刷的周刊《波士顿新闻信》（Boston News-Letter）。它是北美殖民地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发行量很快就达到约250份。它的格式与《伦敦公报》几乎一模一样，头版是皇家公告和国际新闻，然后是其他殖民地的新闻，最后是当地新闻。坎贝尔靠和水手、旅行者、当地官员，以及来邮局办事的顾客聊天来收集新闻，他的另一个消息来源是别的邮政局局长写的新闻信札。不过，《波士顿新闻信》的大部分报道是从伦敦各报纸那里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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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坦承他的大部分新闻都是二手的。他的目的只是要增加可靠新闻的流通，虽然“少数绅士和商人可能了解全部或部分新闻，但此地和邻近地方的大部分人民并不了解，他们听说的经常是虚假不实的消息”。坎贝尔决心提供充分的国际新闻，甚至把一期登不下的报道留到下一期登载。结果造成积压的报道越来越多，最终《波士顿新闻信》的国外消息报道几乎滞后一年之久。坎贝尔认为，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系列不间断的历史性报道，而不是最新的消息。他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报道当地的政治新闻不感兴趣。为了不致陷入麻烦，他把《波士顿新闻信》的每一期内容都事先呈报给总督办公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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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新闻信》对城里的订户送报上门，对远处的订户则通过邮寄。订户又把里面的内容，有时甚至是整份报纸，通过他们的通信网络传给别人。波士顿一位名叫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的牧师定期通过他的通信网给散布在新英格兰各处的牧师送去新闻摘要，现在他开始把《波士顿新闻信》夹在信中寄出。有时他会在一封信中夹寄三四份同一期的《波士顿新闻信》，以便收信人自己留下一份后，把其余的再寄给别人。《波士顿新闻信》的出版意味着休厄尔在自己写的信中可以集中报告当地新闻和家庭消息，并作出评论和分析，因为重大新闻已经在报纸上登了。他和其他的牧师都曾写到新闻报道对他们的教堂和社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影响。约翰·坎贝尔甚至准许订户选择用整张纸而非惯常的半张纸印刷的《波士顿新闻信》，以便订户在那空白的半张纸上写下自己的评论。在地方报纸刚刚出现、流通量尚小的那个时期，报纸和信件都是人们用来交流的工具；它们彼此依靠，互为补充，对来自信件、交谈和其他印刷品的消息兼容并蓄。人们就靠因此而产生的印刷和手写新闻的流通来彼此联系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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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年，波士顿出现了《波士顿新闻信》的一个竞争对手——《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别的地方也出现了效仿者，包括费城的《美国信使周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和《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这些报纸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愿意冒犯当局，文体平淡乏味，对当地的政治新闻避而不报。1702年到1715年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非常不得人心，但从波士顿的报纸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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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美的报刊慢慢地开始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对抗性。1700年到1706年间，塞缪·休厄尔、科顿·马瑟和其他人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就基督教与奴隶制是否相合的问题进行争论。1707年，作为马瑟家族和达德利总督长期权力斗争的一部分，马瑟家族在伦敦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讲述达德利对殖民地如何治理不善，指控他违法同法国人做生意。这两本小册子流传到了新英格兰，其中一本——《记述新英格兰的可悲现状》（A Memorial of the Present Deplorable State of New England）——在波士顿得到翻印。但达德利自己写了一本小册子予以反击，题目是“对一份新出小册子的根据和动机之质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Grounds and Occasions of a Late Pamphlet）。在小册子中，达德利一反常态，沉着自信、文笔雄辩地对马瑟家族的指控一一反驳，击败了马瑟家族想要使他被召回伦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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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波士顿的两位政治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小册子之战，他们是小伊莱沙·库克（Elisha Cooke Jr.）和约瑟夫·达德利的儿子保罗·达德利（Paul Dudley），争吵的问题是受国王任命的总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侵犯殖民者的权利。库克和继约瑟夫·达德利之后担任总督的塞缪尔·舒特（Samuel Shute）闹翻了，他首先发难，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总督对马萨诸塞立法大会决定的否决权。保罗·达德利受丹尼尔·笛福的讽刺作品的启发，在回击库克的小册子里虚构了一个叫“因撒尼亚”（Insania）的小岛，岛上一位高尚的总督受到了想造成混乱、煽动不满的愚蠢的“乡巴佬”的攻击。库克接着写了一本小册子还击，小册子的形式是“乡村绅士”和“波士顿绅士”之间的一场对话，争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服从国王还是热爱国家的问题。库克和达德利双方都有其他的小册子作者助威。这场争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舒特总督甚至于1723年回到英国去要求上司对他的权力范围予以澄清。这场小册子的交锋——库克在一本小册子里说，“全国传遍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是殖民地反对伦敦手伸得太长的初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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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波士顿爆发了天花疫情，这又引发了一场舆论大战；人们就接种疫苗这一当时仍具有争议的新治疗方法争论不休。科顿·马瑟从他的奴隶那里得知了这一做法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倡接种疫苗，文章以手稿的形式在当地的医生中间流传。（那时接种疫苗的方法是在病人臂膀上弄一个小伤口，故意使它感染天花病菌，以增强病人对天花的免疫力。）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开始给病人接种疫苗，此举得到了马瑟和几个清教徒牧师的支持。在对接种的益处持怀疑态度的医生看来，这是对他们专业领域的干涉。《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上开始出现支持和反对接种的来信，此外还有用多个笔名发表的一系列小册子表示支持或反对。1721年8月，站在反接种派前列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医生甚至在波士顿新创办了一家报纸——《新英格兰新闻报》（New-England Courant）——来宣传他这一方的论点，批评反对他们观点的清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