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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美的报刊慢慢地开始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对抗性。1700年到1706年间，塞缪·休厄尔、科顿·马瑟和其他人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就基督教与奴隶制是否相合的问题进行争论。1707年，作为马瑟家族和达德利总督长期权力斗争的一部分，马瑟家族在伦敦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讲述达德利对殖民地如何治理不善，指控他违法同法国人做生意。这两本小册子流传到了新英格兰，其中一本——《记述新英格兰的可悲现状》（A Memorial of the Present Deplorable State of New England）——在波士顿得到翻印。但达德利自己写了一本小册子予以反击，题目是“对一份新出小册子的根据和动机之质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Grounds and Occasions of a Late Pamphlet）。在小册子中，达德利一反常态，沉着自信、文笔雄辩地对马瑟家族的指控一一反驳，击败了马瑟家族想要使他被召回伦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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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波士顿的两位政治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小册子之战，他们是小伊莱沙·库克（Elisha Cooke Jr.）和约瑟夫·达德利的儿子保罗·达德利（Paul Dudley），争吵的问题是受国王任命的总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侵犯殖民者的权利。库克和继约瑟夫·达德利之后担任总督的塞缪尔·舒特（Samuel Shute）闹翻了，他首先发难，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总督对马萨诸塞立法大会决定的否决权。保罗·达德利受丹尼尔·笛福的讽刺作品的启发，在回击库克的小册子里虚构了一个叫“因撒尼亚”（Insania）的小岛，岛上一位高尚的总督受到了想造成混乱、煽动不满的愚蠢的“乡巴佬”的攻击。库克接着写了一本小册子还击，小册子的形式是“乡村绅士”和“波士顿绅士”之间的一场对话，争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服从国王还是热爱国家的问题。库克和达德利双方都有其他的小册子作者助威。这场争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舒特总督甚至于1723年回到英国去要求上司对他的权力范围予以澄清。这场小册子的交锋——库克在一本小册子里说，“全国传遍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是殖民地反对伦敦手伸得太长的初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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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波士顿爆发了天花疫情，这又引发了一场舆论大战；人们就接种疫苗这一当时仍具有争议的新治疗方法争论不休。科顿·马瑟从他的奴隶那里得知了这一做法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倡接种疫苗，文章以手稿的形式在当地的医生中间流传。（那时接种疫苗的方法是在病人臂膀上弄一个小伤口，故意使它感染天花病菌，以增强病人对天花的免疫力。）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开始给病人接种疫苗，此举得到了马瑟和几个清教徒牧师的支持。在对接种的益处持怀疑态度的医生看来，这是对他们专业领域的干涉。《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上开始出现支持和反对接种的来信，此外还有用多个笔名发表的一系列小册子表示支持或反对。1721年8月，站在反接种派前列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医生甚至在波士顿新创办了一家报纸——《新英格兰新闻报》（New-England Courant）——来宣传他这一方的论点，批评反对他们观点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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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新报纸与《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有所不同，出版前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它不是乏味的时事报，而是走伦敦《旁观者》杂志的路子，像《旁观者》一样更重争论，更具有倾向性。报纸的总编是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助手是他的弟弟兼学徒本杰明（Benjamin）。《新英格兰新闻报》发表了一连串反接种的宣传文章。早期北美的报纸罕有正式的社论，而是通过刊登读者写给编辑的信来发表意见，虽然在有些情况中，读者来信是编辑自己用笔名写的。这样，地方报纸成了读者和编辑发表意见的论坛。如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新英格兰新闻报》中所说：“兹邀请每一位有余暇、有意愿、有能力的人自由、理智、温和地发表意见。敝报将无任欢迎各位的大作。”当然，报纸刊登哪些文章实际上完全由他来决定。即使在那个时候，使用笔名发表文章有时也让人发现真相后大吃一惊。本杰明·富兰克林初次涉足报纸写作是冒充一位名叫默默行善的寡妇一连串写了14封信，寄给《新英格兰新闻报》。他的哥哥不疑有他，高高兴兴地在报纸上全发表了。当16岁的本杰明承认是他写了那些信的时候，詹姆斯大怒。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本杰明的聪明和写作能力，还表明当时的报纸对任何人的投稿都开放接受，只要投稿中表达了有意思的观点。这样的报纸内容基本上全是翻印的信件、演讲和小册子，因此而提供了一个人们分享并讨论观点的平台。简言之，早期的报纸是一种形式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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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全年，关于接种疫苗的争论在波士顿的报纸和小册子上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提出宗教、法律和医学的论据，出示病人的证词，还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一次，马瑟痛斥《新英格兰新闻报》是“臭名昭著、造谣中伤的报纸……充斥着胡说、粗野、叫骂、亵渎、失德、傲慢、诬陷、谎言、矛盾等等，都是为了挑起争吵，分裂人心，为了污染腐蚀新英格兰人民的心灵和举止”。我们现在知道，马瑟和支持接种疫苗的人是对的，持反对意见的医生们错了。1721年波士顿的10500居民中，约6000人得了天花，死了900人，死亡率为15％。相比之下，在做了接种疫苗的286人中，死亡率只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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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詹姆斯·富兰克林因第二年发表了下面这段看似无害的文字而惹了麻烦：“我们从波士顿听说，马萨诸塞政府正在装备一条船，由彼得·帕皮永（Peter Papillon）船长指挥去追击海盗，据说他将于本月起航，如果风向和天气条件允许的话。”这条讽刺性报道的含意是，当局并不真正决心打击新英格兰沿岸的海盗。结果詹姆斯被监禁了三个星期，直到他道歉为止。在此期间，本杰明代替哥哥主持《新英格兰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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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年，詹姆斯又触犯了当局，这次是因为发表了一封侮辱教士的信。当局告诉他，他若想继续出版报纸，就必须和波士顿的其他报纸一样，事先把每期的内容都呈请批准。但詹姆斯在这项决定中发现了一个漏洞：决定没有说别人不能未经批准出版报纸，于是他把出版人的名字改为本杰明，自己躲了起来。后来，本杰明回忆说：“在我哥哥藏匿期间，我管着报纸，大胆地刺了当官的几下。”这个闹剧一直延续到1723年末，富兰克林兄弟各奔前程的时候。两年后，《新英格兰新闻报》关门结业。它关于接种疫苗的立场是错误的，但它率先利用报纸进行论战和宣传，并开创了更引人入胜、更有文学气息的文体。最重要的是，它为别的报纸，如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每周公报》（New-England Weely Gazett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做出了表率，激励它们也拒绝在出版前向当局申请批准，并敢于批评殖民地当局。到1730年，一切执行出版许可制度的企图都无疾而终，给予殖民地总督的授权对此也不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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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印刷商、小册子作者和作家出版的作品触犯了当局，还是会遭到起诉，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就是例子。他是印刷商，1733年有人出钱让他开办一份新报纸——《纽约周报》（New-York Weekly Journal）——来揭露纽约的新总督威廉·考斯比（William Cosby）的滥权行为。考斯比的劣迹包括选举造假，给和他要好的朋友发放丰厚的退休金，要求在他尚未自欧洲抵达的那段时间内代理事务的官员把薪俸给他一半。抵制他的首席法官被他解职。考斯比认为，只要手中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过去任梅诺卡（Minorca）岛的总督时，曾非法扣留了一艘葡萄牙船只，企图把船上的货物据为己有。曾格的报纸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日益激烈的读者来信，批评考斯比的所作所为，指控他威胁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滥用职权。考斯比找不到这些攻击他的来信的作者，就下令逮捕了曾格。曾格拒绝说出写信者的名字，结果被关了八个月，然后因煽动诽谤罪送交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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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格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是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律师，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可能就是富兰克林请他为曾格辩护的。汉密尔顿的辩护策略出人意表。根据英国的法律，真实性不能用来为诽谤罪辩护，所以读者来信中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属实完全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曾格到底有没有印刷那些信件。汉密尔顿一开始就承认曾格确实印了，似乎是认罪了，但他接下来说，是法律本身不合理，并请陪审团的成员自己评判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准确，宣称：“除非那些指控是诽谤，是虚假不实、造谣污蔑、煽风点火，否则我们就是无罪的。”陪审团认同汉密尔顿的辩词，宣布曾格无罪；这使所有人惊异不已，气得考斯比七窍生烟，轰动了北美的各个殖民地。此案表明，陪审团不愿意因煽动诽谤给人定罪，这就去除了殖民地总督控制出版的最后一招。作者和出版商终于可以自由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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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此中助了一臂之力，先是《新英格兰新闻报》率先不经许可即行印刷，然后是（也许）请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他后来为新闻在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传播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1737年，他得到了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的机会，前任是费城另一家和他竞争的报纸的编辑，那个编辑担任邮政局局长时管理不善，还不准邮递员递送富兰克林的报纸。“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发现它有很大的好处，虽然薪水不多，但它便利通邮，这会使我的报纸办得更好。”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成果斐然，使他在1753年被晋升为北美邮政总局副局长。他在这个职位上重新安排了邮递路线，精简了工作程序，因此而提高了邮政服务的可靠性和频繁度。从纽约到费城的邮递次数从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三次，邮局还首次实现了盈利。同样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允许报纸通过邮递在各殖民地内部和彼此之间自由流通，正式确定了各城镇的报纸转印重要的报道和信件的做法。富兰克林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公报》的出版商和印刷商，鼓励各种方式的新闻流通自然符合他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信件、小册子和报纸的流通也促进了北美殖民地新兴的信息生态系统的活力、生机和整体性。到18世纪60年代，邮政服务已发展为一个强大、开放的社会平台，用以探讨观点，宣传思想，交换意见。当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开始解体、邮政这个媒体系统本身受到课税的威胁时，它的力量和重要性即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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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应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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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5月，消息传到北美殖民地，说伦敦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对英国在美洲之殖民地和种植园课以印花税及其他税赋，以敷为其提供护卫保安之费用”。英国和法国刚刚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范围遍及全世界，在欧洲、美洲、菲律宾，以及非洲和印度的某些地方都开辟了战场。那场战争在欧洲被称为“七年战争”；在美洲叫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因为作战双方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各自又有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支持；回想起来，可以说那是第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为了筹资打仗，英国政府债台高筑。政府觉得，既然打仗部分是为了保护美洲的殖民者，要他们为保家卫国出点钱也是理所当然。政府打算通过征收印花税每年筹集约10万英镑，比在北美维持一个兵营所需费用的一半稍少一点。1765年11月起，政府任命的代理人将出售有特别印花的纸张。如果法律文件不是载于这样的纸张之上，法院将视之为没有约束性，以此来鼓励人们遵守印花税法。用没有印花的纸张印刷报纸或小册子则以犯法论处。在伦敦的政府看来，印花税的好处是管理执行起来相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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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印花税法案的全文马上在费城、波士顿、安纳波利斯、新伦敦、纽约和新泽西翻印出来。要想燃起律师、商人和印刷商这些社会上最有影响力、最直言不讳的人的怒火，这个法案倒是最适合不过。遗嘱、财产契约、合同、保险单，以及其他法律文件都要交付数目不等的印花税；学位证书要付2英镑的税，酒商执照要付4英镑，律师行业证书需要10英镑。印刷商印报纸每一张纸需付1便士的税，刊载广告每则2先令，相当于广告收入约50%的份额。印刷小册子也有类似的税赋，小册子的页数越多，税就越高。纸牌每盒付税1先令，骰子每个10先令。这些税赋要用硬通货缴纳，不能用殖民地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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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带来的不便和高额费用自不待言，还直接打击了殖民地人民交流信息的能力。最恶劣的是，政府迫使殖民地人民缴纳税赋，但决定征税的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过去政府曾企图对从加勒比海的法属岛屿进口的糖浆征收关税，以此来对殖民地课税，却没有人理会，但1764年通过了蔗糖法案后，政府开始在此项法案下执行对糖浆关税的征收。此举不得人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间接提高了朗姆酒的价格，结果在波士顿引起了抗议。然而，印花税法案要严重得多。它对许多日常用品和活动直接征收高额税赋，激起了所有北美殖民地的反对。在波士顿的一次反对印花税的示威中，人们焚烧了象征负责征收印花税的官员的纸人，吓得那位官员辞职不干了。关于抗议的报道通过报纸传到了其他殖民地，引发了那里的类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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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印花税的人拿起笔来撰写小册子和给报纸的读者来信。波士顿的一位医生兼诗人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和财产得到维护，印花税官烈火焚身”。他在小册子里宣布：“我认为我们殖民地的自由人坚持并捍卫自己的绝对权利（正如一个人受到侮辱起而自卫）不应算作叛乱。”北卡罗来纳的一位律师莫里斯·摩尔（Maurice Moore）发表的小册子导致税务官辞职，当地因此而放弃了执行印花税法案的努力。安纳波利斯的一位律师丹尼尔·杜拉尼（Daniel Dulany）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在英国殖民地征税是否合适的几点考虑”的小册子，里面提出了没有代表权就没有义务缴税的论点，得到广泛称赞。杜拉尼认为，出台印花税法案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他反对有些殖民地开始公开倡导的独立。这本小册子引发了杜拉尼和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通过公开信的争论，卡罗尔是马里兰一位有钱的种植园主，赞成独立，坚持各殖民地有自己决定税赋的权利。这些公开信以他俩各自的笔名“安蒂隆”和“第一公民”刊登在《马里兰公报》（Maryland Gazette）上，越往后，信的调子越激烈。最后卡罗尔占了上风，他表明了真实身份后，成了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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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和小册子有效地挑动了对印花税法案的反对，于是有人呼吁起诉攻击法案的人——突然变得十分激进的《波士顿公报》的出版商就是其中之一——指控他们犯了煽动诽谤罪。波士顿的一位律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发表在《波士顿公报》上的一系列来信中指出，这种对信息自由流动的干涉只是又一个例子，证明了印花税法是如何侵犯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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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努力确保印刷术应得到鼓励，任何人都应能够在没有阻碍、不必付高额费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向大众发表思想。你们，印刷商先生们，无论世界上的暴君如何贬低你们的报纸，你们都为你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你们使善于思索的人得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权力总是张开巨口，伸出魔爪，企图消灭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因此，不要被任何威胁吓倒，继续自由自在地刊登法律允许的任何东西吧……印花税法清楚地表明，正酝酿着一场阴谋，企图对新闻、学院，甚至是历书和报纸多方限制，课以重税，以此大大剥夺我们的求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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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居民中间兴起了空前的合作意识和集体抵制的意识，其最高表现就是1765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大会。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一堂，要求废止这项法案，并坚持只有殖民地大会才有征税权。会议的最后宣言由宾夕法尼亚的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起草；他是律师，写过两本反对印花税的小册子。其中的一本——《关于英国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最新规定之我见：一位费城的绅士写给他伦敦朋友的信》（The Late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British Colonies on the Contidelphia to his Friend in London）——说理的对象是英国读者，它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甚至在伦敦得到翻印。另一本由《纽约公报》和别的报纸转载，敦促宾夕法尼亚人拒不执行印花税法，说这是对他们是否有决心反抗暴政的考验。“你们现在的行为将决定你们以及你们子孙后代的命运——将决定从今以后宾夕法尼亚人将是自由之身还是将永为奴隶。”他写道，“如果你们服从此项法律，使用印花纸，那么你们就把锁链永远套上了，应该说用铆钉铆在了你们不幸的国家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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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并不完全是一边倒的。亲英分子也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宾夕法尼亚的一位从政者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使用“亚美利加努斯”（Americanus）的笔名发表文章，说殖民地居民为自己的防卫出点钱理所当然，和英国政府作对很不明智。他写道：“尽管我这样做也许不得人心，但我仍要通过贵报这一公允的渠道来指出此类行为的无礼和愚蠢。”他的信发表在《纽约公报》和《宾夕法尼亚日报》上。但印刷得最多的是谴责印花税法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刷商自己强烈反对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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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生效几周前，《马里兰公报》头版刊出了一幅骷髅和交叉的腿骨的图像，把报纸的名字改为“濒临死亡的马里兰公报”。到法案生效的1765年11月1日，很多报纸停了刊，但当看到该法律遭到广泛反对、不可能得到执行的时候，又陆续复刊。11月7日，《宾夕法尼亚公报》印在没有印花的纸张上复刊，刊头写着“找不到印花的纸张”。最后，英国政府放弃了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在1766年3月废止了它。此一消息在美洲殖民地引起狂欢，触发了又一股小册子、布道词和庆祝诗的洪流。可是，英国议会废止印花税法的当天，又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坚持它有权制订对殖民地有约束力的法律。这导致了1767年至1768年间的唐森德税法，规定对美洲从英国进口的货品征税，加紧了海关关税的执行，并任命了新的税务官和检查官。这些措施分别包括在1767年和1768年两年间通过的五项法案中，比起印花税法来，影响面较为分散，因此起初没有造成同样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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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金森看到这种情况，在1767年底再次拿起笔来，以一个农夫的口气一连串写了12封信，首先发表于《宾夕法尼亚记事报》（Pennsylvania Chronicle）。这些信引起了热烈反响，在各殖民地的几乎所有报纸上都得到转载，后来汇编为一本题为“宾夕法尼亚一个农夫给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的小册子，先在费城出版，接着在波士顿、纽约和威廉斯堡翻印。迪金森告诫读者，要警惕新颁布的法律带来的危险，呼吁他们“警觉起来，看到迫在眉睫的祸患”。政府要求，殖民地需要的某些货品（包括玻璃、纸张和茶）必须从英国进口，禁止在美洲生产，这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他写道：“如果大不列颠可以命令我们去找她要的生活必需品，并在货物启运或到达时随意命令我们缴税，我们就成了悲惨的奴隶。”在后来的信中，他还解释说，唐森德法案的其他规定，如直接由伦敦支付官员的薪金，削弱了殖民地当地理事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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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金森的这些信以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虽然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武力反抗。他的作品帮助动员起了对唐森德税法的反对，促使北美的所有殖民地一致商定，不从英国进口货品。报刊成了执行抵制英货的工具，那些不支持抵制英货的商人被报纸和张贴在公共场所的海报点名批评。对英货的抵制，加之1770年英国士兵在波士顿杀死5名示威者引起的轩然大波，迫使政府废止了唐森德税法，只留下对茶叶征收的关税作为象征，表示政府坚持它有权对殖民地课税。但避税非常容易，只要买从荷兰走私来的茶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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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段表面下隐藏着紧张的平静，这平静因1773年通过了茶叶税法被打破。茶叶税法企图隐秘地对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征税。它给予东印度公司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在茶叶价格里包括每磅3便士的进口税，由东印度公司直接付给政府。殖民地的人不久即看穿了真相。他们张贴海报，组织公众大会，通过了谴责茶叶税法的决议，并在报纸上刊登，引得别的城镇也起来行动。正如反对唐森德税法时一样，这场协调一致的运动迫使各殖民地被指定的茶叶专销商纷纷打了退堂鼓，东印度公司的货船运来茶叶却卸不了货。但是，波士顿的总督不肯拒绝运茶船入港，茶叶专销商——其中两个是总督的儿子——也坚持做生意。结果，当时波士顿最激进的报纸《波士顿公报》的老板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在家里筹划组建了波士顿茶党。12月16日晚，一群人，其中有些半路去《波士顿公报》的办公室化装成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爬上三艘运茶船，把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扔进了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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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歌曲、诗作、木刻和小册子都对波士顿茶党大加歌颂。英国政府的回应是通过所谓的“强制法令”；那是一系列惩罚性的法律，意在宣示政府的权威，结果却进一步燃起了殖民地居民的怒火。他们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来协调行动。武装冲突似乎已势不可免。“诺万格鲁斯”（Novanglus，代表愤怒的殖民地人民的约翰·亚当斯）和“马萨诸塞滕西斯”[Massachusettensis，捍卫英国政府立场的丹尼尔·伦纳德（Daniel Leonard）]在报纸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调子越来越针锋相对。在1775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里，亚当斯发表了12封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英国政府以及它在美洲殖民地的贵族支持者正在阴谋策划，要剥夺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亚当斯对西塞罗极为崇拜，他的信也是受了这位古罗马政治家在公元前63年谴责喀提林阴谋的演讲的启发，那篇演讲是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亚当斯坚称，殖民地人民只想保护自己的权利，维持自己的自治。“本省的爱国者没有新的要求，他们只想保持已有的特权。”他这样写道，“150年来，一直允许他们自己课税，按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不过，亚当斯用“诺万格鲁斯”的笔名写的最后一封信没有来得及发表，因为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了战事。亚当斯后来说，这“使战争的武器从笔变成了剑”。然而，即使在革命战争爆发后，笔仍在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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