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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年，法国医生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在巴黎开设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办事处——“会晤问讯处”，它起的是信息交流中心的作用。比如，找工作的人可以到这里来登记注册，雇主则在登记册上寻找合适的雇工。在会晤问讯处登记要付费，数额不大，特别贫穷的人免费。这个问讯处有皇家特许垄断权，到1639年，一纸法令规定，所有来到巴黎的工人到达一天内必须到问讯处登记。勒诺多慢慢给问讯处增加了其他职能：谁若有东西要卖，也可以告诉问讯处，它兼作当铺，在穷人需要钱的时候帮助筹钱。勒诺多和他的医生朋友还提供免费看病。1633年，勒诺多开始出版一份广告性的刊物，叫作“问讯处报”（Feuilles du Bureau d’Adresse），里面的信息开列在各种标题之下：“巴黎求售房屋”、“家具出售”、“求购办公室”等。每一项都有一个序号，和问讯处登记册上登记的号一致，感兴趣的人很快即可了解做广告的人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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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1633年到1642年，问讯处还组办了一系列“问讯处会议”。这些会议是教育性的，每周一次，对所有人开放，会上讨论的主要是科学和哲学性质的各种问题，如炼金术、疾病的传播、地震、磁性现象、驱邪物、巫术等等。会议大受欢迎，结果不得不把与会人数限制在100人。勒诺多在巴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有科学头脑的人一样，认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应当是观察和实验，而不是盲目崇古，不认为古人永远正确。他提倡行医要遵循科学，因此而在仍然笃信古老的放血疗法的法国医学界树敌众多。同样，勒诺多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坚持，与会者不要报出名字，发言要看是否有价值，不看发言人的名声或社会地位。他希望会议对所有人开放，无论其背景如何。他认为科学应当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取得进步的合作过程。那些会议的记录最后编成5本书出版，每本都有近1000页，内容取问答的形式，数位发言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本世纪之前有没有哪个世纪出现过更多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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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一个例外，勒诺多为推动信息在巴黎市民中流通的其他种种开拓性举措都没能持续很久。1642年，他的保护人黎塞留（Richelieu）红衣主教去世后，勒诺多不得不交出会晤问讯处的皇家特许，他在医学界的敌人又设法不准他行医。1653年勒诺多去世时一贫如洗（他的一个敌人讥笑说，“穷得像画家”）。他身后只留下了一项事业——他于1631年创办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另有说法称勒诺多创办的是《公报》，1762年才改名为《法兰西公报》。——译注）。然而，在他创办的所有事业中，这份报纸是最不具创新性、最因循从俗的。起初它只是刊登从外国的公报和新闻报上翻译过来的报道。但为了防止其他印刷商盗印，《公报》获得了报道外国新闻和政治消息的垄断权。这对法国政府来说最合适不过，因为如果此类消息只有一处发表，控制起来就容易得多。它还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借以宣布宫廷中发生的事情。《公报》因此而成为国家的报纸，它享有的垄断权保证了它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地位稳固。到18世纪，英国和美国都放松了对印刷的控制，言论自由的原则也在政治文化中扎下了根，但法国与英美不同，那里的媒体系统仍然处于密切监视和严格控制之下。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法国媒体至此分为三个部分：像《法兰西公报》这种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报纸、海外报纸和地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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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这种官方准许的出版物有报道具体题目的专门许可证，称为“特权证明书”（privilège）。比如，《法兰西公报》报道外国新闻和政治新闻；《学者报》（Journal des Sçavans）报道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消息。女性、军官、诗人、戏剧观众等几十个其他题材也都有特权证明书。这个制度保护了法国印刷商不受竞争的影响，也确保他们只会出版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失去特权证明书。这些官方出版物除了须经国王准许，还要得到检查官的事先许可，否则就不能通过皇家邮政系统递送。政府雇用了近200名检查官，还专设了一个警察部门执行检查官的裁决，为持有特权证明书的印刷商扫除他们地盘上没有授权的印刷品。换言之，官方出版物林林总总，种类繁多，但全部严格规避对国内政治和宗教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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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公报》的内容十分乏味，栏目中满是关于宫廷的公告和仪式的报道。一位法国作家开玩笑说，《公报》的全部内容只有彩票消息、皇家成员的诞生和凡尔赛教堂的礼拜仪式。此言虽不中亦不远。即使《公报》报道重要的政治消息时，也只有寥寥数语，没有实质内容。它对于1749年宫廷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报道即是一例。莫尔帕（Maurepas）伯爵，路易十五的重臣让-弗雷德里克·菲利波（Jean-Frédéric Phélypeaux），突然遭封印密信免职——封印密信是由皇家发出、盖有国王印章的信，其中的决定不容上诉。事发近两周后，《公报》才报道了这一消息，对莫尔帕伯爵的倒台造成的宫廷政治大地震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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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4月24日。早上9点左右，陆军大臣阿尔让松（Argenson）伯爵奉国王敕令来到莫尔帕伯爵的府邸，交给他一封国王的封印密信，里面国王陛下命令他去布尔日（Bou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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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法兰西公报》拥有官方垄断权，但它并非政治新闻的唯一来源。读者也可以看海外报纸，它们是在国外编辑印刷、再进口到法国的法文报纸。奇怪的是，在国外出产的报纸对法国的国内政治报道更多，因为它们没有许可证，不必担心失去特权证明书。最出名的是在荷兰的莱顿出版的《莱顿公报》（Gazette de Leyde）。其他的海外法文报纸的出产地有科隆、伦敦和阿维尼翁（当时它还不属于法国）。这些报纸的政治新闻比《法兰西公报》更详细，比如，它们会点出实际作决定的大臣的名字，而不是（像《法兰西公报》那样）假装一切政策都由代表国家的国王亲自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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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来的报纸受到官方禁止，但实际上当局对它们持容忍态度。虽然它们报道的新闻看起来不受检查，其实却受到法国政府不同方式的控制。别的不说，这些报纸靠邮寄递送，所以，如果它们的报道太出格，就会被禁止邮寄。18世纪70年代初，《莱顿公报》试图报道政府企图废除地方法院的消息，结果就被禁止邮寄。（地方法院在君权日益增强、向绝对权力发展的时候，曾努力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海外报纸的记者和编辑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都可能受到骚扰或贿赂；报纸经常宣布收回某项报道，以此来维系法国官方的好感。约翰·亚当斯在法国担任美国特使期间注意到，“所有这些报纸……都永远和法国官方保持一致，因为……如果出现了一段惹政府不高兴的报道，法院的一纸命令就可能中止公报进入法国和在法国的经销”。简言之，海外报纸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独立，但它们还是比国内报纸稍微自由一点，而且对政府也有一定的用处。具体来说，它们用法文提供对外国报纸上最重要的报道的总结，这就很有帮助（据说路易十五本人也读《莱顿公报》）。18世纪70年代在伦敦出版的《欧洲信使报》（Courrier de l’Europe）有一个栏目是“英文报纸节选段落”，其中列举各种新闻，夸口说这个栏目“提供伦敦每周出版的53份公报的忠实节选”。1776年，《莱顿公报》因刊登了一封攻击政府的巴黎来信而一度遭到停邮，但因为它是英美新闻的宝贵来源，所以很快即恢复了邮寄。法国政府还可以利用海外报纸作为非官方的渠道来释放消息，比如以这种手段试探对拟议的政策改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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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这还是与英国、美国、荷兰或德意志国内的喧嚣詈骂、五花八门，经常是尖酸恶毒的媒体环境相差万里。在如此紧密的控制下，真正的新闻要到地下的社会-媒体环境中去找。谁若想知道真实的新闻，都会寻求法国媒体系统这第三个组成部分：这是个互相重叠的非正式网络，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歌曲、写在小纸片上的诗、用秘密印刷机印成的材料，还有手抄的单张新闻，法文名称是“nouvells à la main”（意思是“手写新闻”）。如政论文作者皮埃尔·曼努埃尔（Pierre Manuel）在1791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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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时事的人不可能对《法兰西公报》满意。谁在乎国王主持了给一批倒霉鬼洗脚的仪式呢？更不用说他们的脚根本不脏。谁关心王后和阿图瓦（Artois）伯爵一起庆祝复活节；或大亲王屈尊接受了一本献给他的书，尽管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读；或身穿礼服的最高法院法官高声训斥还是婴儿的王太子，因为他穿了婴儿服呢？人民想知道宫廷中真正干了什么，说了什么——罗昂（Rohan）红衣主教为什么想到要拿一条珍珠项链做手脚？（原文如此，但历史记载是钻石项链。——译注）他是为谁这么做的？迪亚娜（Diane）伯爵夫人任命军队的将领，朱勒（Jule）伯爵夫人任命主教，这样的传言是不是真的？陆军大臣给了他情妇多少个圣路易勋章让她当新年礼物送人？传播这种丑闻的是给秘密公报撰稿的聪明敏锐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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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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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40年代期间，法国的君主制步履维艰，危机不断，日益不得人心；民众对其他来源的新闻的需求随之增加。小道消息能填补官方新闻没有明言的内容，使人对情况得到更完全、更可信的了解。如同当时的一位警长所说：“巴黎人更愿意相信秘密流传的恶意谣言和诽谤，而不信政府命令或准许印刷发表的消息。”这样的小道消息以口传笔写或印刷的形式在人群间流传，从社会的上层传到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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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帕伯爵的倒台在《法兰西公报》上的报道仅有寥寥数语，其实他失势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企图利用地下媒体系统。众所周知，莫尔帕收集讽刺诗歌，自己偶尔也写。诗和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诗如果配以熟悉的曲调会更容易记住，说唱皆可。这样的短诗或众口相传，或写在小纸片上流传，流传过程中人们还会对它们进行修改，加上新的诗句，或改动里面提到的名字。比如，《婊子的私生子》（Qu’une bâtarde de catin）这首流行歌就是一种“唱的报纸”。每一首配词都是对某个政治人物的讽刺，叠歌则批评路易十五国王任事态发展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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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他在那儿；啊，他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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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事不管，到处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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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诗歌很容易配上与时事相关的歌词，歌词通常由公众集体创作，是对公共舆论的吸收和概括。哪怕是大字不识的人都能歌唱，所以新闻可以在口头和书面形式之间随意转换，并跨越阶级界限，从宫廷传到闾巷，再传回宫廷。莫尔帕和其他廷臣会创作或改写机智风趣的韵体诗，内容是宫廷内的传言；这些诗在宫廷中流传，然后经过沙龙和咖啡馆流向社会。同时，街头巷尾传唱的小调也可以传到宫廷的最高层。莫尔帕负责的事务包括巴黎警务，能从警察那里看到告密者提供的歌和诗。他把这些以及其他来源的歌和诗收集起来，记在歌本里，最终收集了35卷。国王有时会要他背出最新的歌词和诗句，既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了解舆情。哪些廷臣遭到了讽刺？关于皇家有什么最新的谣言？答案就在最流行的歌词里。一位法国作家在18世纪80年代回顾这段时期的时候说：“公众热切地寻找这样的歌曲和诗，背下来以后再转告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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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帕1749年的失宠导致许多人遭到逮捕，这些人代表了诗歌和逸事流传的社会-媒体系统。莫尔帕是因为一首看似无辜的咏花诗而被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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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花，你那高贵潇洒的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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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目眩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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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我们的路上撒满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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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却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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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帕参加了和国王、国王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以及她的表妹德特拉德夫人（Madame d’Estrades）一起的一次私人晚宴，次日，这首配上流行曲调的短诗就开始在凡尔赛的宫廷流传。在晚宴上，蓬巴杜夫人曾把花束里面的白色风信子花抽出来送给参宴的客人，三个人每人都有。这首诗就利用这一点使用了下流的双关语——“白色的花”，这在俚语里指性病的症状。总而言之，这首诗是对蓬巴杜夫人的极大污辱。但它是谁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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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蓬巴杜夫人社会上已经有了几十首污辱性的诗歌，它们被称为“poissonnades”，是从她的闺名“普瓦松”（Poisson）衍生而来的。她多次要求掌管巴黎警察的莫尔帕采取进一步措施镇压那些诗歌的流传。但宫廷内外很多人不喜欢蓬巴杜夫人，因为她对国王影响太大，莫尔帕也准许甚至鼓励poissonnades的流传，好促使路易十五甩了她。与此同时，蓬巴杜夫人也不信任莫尔帕，希望路易撤了他，换上她的同盟阿尔让松（Argenson）伯爵。“白色的花”这首歌一开始流传，人们马上认为作者就是莫尔帕，因为他是晚宴上仅有的四个人之一，而且谁都知道他喜欢写讽刺诗歌。路易没有维护他的大臣，而是站到情妇一边，放逐了莫尔帕。罢黜他的国王封印密信是由蓬巴杜夫人的朋友阿尔让松伯爵转交的，他随之取代了莫尔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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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帕被黜的几周内，一大批新的poissonnades开始流传，包括一首题为“莫尔帕先生的流放”的韵体诗，里面说路易是“脾气狂暴”的“怪物”。阿尔让松奉国王之命开始寻找并严惩该诗的作者。他对警察宣布，谁若能提供情报，帮助找到那首诗的作者，就重重有赏；警察又把悬赏转告他们的线人。1749年6月底，警察接到了一个线人的报告。为了12个金币（一个非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的赏金，那个线人拿出了一份那首诗的抄件，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弗朗索瓦·博尼斯（François Bonis）给他的。阿尔让松命令立即逮捕博尼斯。博尼斯被骗入一辆马车，马车把他直接拉到了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他的审讯记录留存了下来，记录是对话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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