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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蓬巴杜夫人社会上已经有了几十首污辱性的诗歌，它们被称为“poissonnades”，是从她的闺名“普瓦松”（Poisson）衍生而来的。她多次要求掌管巴黎警察的莫尔帕采取进一步措施镇压那些诗歌的流传。但宫廷内外很多人不喜欢蓬巴杜夫人，因为她对国王影响太大，莫尔帕也准许甚至鼓励poissonnades的流传，好促使路易十五甩了她。与此同时，蓬巴杜夫人也不信任莫尔帕，希望路易撤了他，换上她的同盟阿尔让松（Argenson）伯爵。“白色的花”这首歌一开始流传，人们马上认为作者就是莫尔帕，因为他是晚宴上仅有的四个人之一，而且谁都知道他喜欢写讽刺诗歌。路易没有维护他的大臣，而是站到情妇一边，放逐了莫尔帕。罢黜他的国王封印密信是由蓬巴杜夫人的朋友阿尔让松伯爵转交的，他随之取代了莫尔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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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帕被黜的几周内，一大批新的poissonnades开始流传，包括一首题为“莫尔帕先生的流放”的韵体诗，里面说路易是“脾气狂暴”的“怪物”。阿尔让松奉国王之命开始寻找并严惩该诗的作者。他对警察宣布，谁若能提供情报，帮助找到那首诗的作者，就重重有赏；警察又把悬赏转告他们的线人。1749年6月底，警察接到了一个线人的报告。为了12个金币（一个非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的赏金，那个线人拿出了一份那首诗的抄件，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弗朗索瓦·博尼斯（François Bonis）给他的。阿尔让松命令立即逮捕博尼斯。博尼斯被骗入一辆马车，马车把他直接拉到了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他的审讯记录留存了下来，记录是对话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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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是否写了反对国王的诗，还读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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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说他不会写诗，从来没有写过反对任何人的诗，但约三周前，下午4点左右，他去医院拜访担任院长的格里松（Grisson）神父的时候，来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说有些坏心人写了首讽刺国王的诗，还拿出了一份，他就抄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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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就是这样流传的：写在小纸条上，以便塞进衣袖或口袋。由于警察会对被捕的人搜身，以找到可使其入罪的证据，所以许多诗歌留在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里保存了下来。在咖啡馆或私下聚会的团体里，人们交换诗歌和各种传闻，大声朗读最新的诗歌，如果特别喜欢某一首过去没听到过的诗，就赶快记下来，准备传给别人。博尼斯不知道让他抄诗的牧师的名字，于是警察逼他给他的朋友格里松写信，骗他说出了那位牧师的名字。那位牧师遭到逮捕后，供出了另一位牧师，他是从他那里抄来的诗，结果那位牧师也被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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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顺藤摸瓜，抓了一个又一个，希望最终能找到原创者。第二位牧师是从第三位牧师那里听到这首诗的，第三位牧师是听一个法学院学生说的，法学院学生是听一个职员说的，职员是听一个哲学学生说的，而那个学生是听同学说的，同学又是从另一个不知所踪的学生那里得到这首诗的。这条长长的人链中的一环，哲学学生雅克·马里·阿莱尔（Jacques Marie Hallaire），还从另一位牧师那里得到了三首别的诗，而那位牧师是从三个不同的人那里得到那些诗的。到追踪的线索冷却难寻的时候，警察已经因分享这首诗而逮捕了14个人，又从他们身上发现了5首其他的诗需要追踪。这场调查因此而得名“14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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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写着诗作的纸条，1749年在巴士底狱审讯时没收的。（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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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被捕的人都乖乖地说出上家的名字，这乍看起来奇怪，其实不然。警察明确告诉他们，谁若是说不出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诗，就认为他是作者；而写诗的罪名可要比传诗重多了。然而，找寻单独的一位作者这个办案方向可能首先就不对，因为诗歌在流传的过程中常常被改动——或者是为改进而有意为之，或者是记得不准确。对那14个嫌犯的审讯记录揭示了这类诗歌分享和交流的场合是多么多种多样。哲学学生阿莱尔是在他父亲家里和几个朋友吃晚饭时抄下了使他入罪的那首诗的。涉案的一位牧师是在学院的晚饭期间听到一个人朗读那首诗，自己记下来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诗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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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批人专门以买卖写在小纸片上的韵体诗和逸事为业，人们称其为“（手抄）新闻编者”（nouvellistes）或“简报编者”（bulletinestes）。他们把这些四处流传的零星消息汇总起来，编成手抄的新闻信札，卖给想知道最新传言的订户。他们坚称自己做的事没有害处——他们只是在传播任何人只要走进咖啡馆就能听到的“公共噪音”（bruits publics，即谣言）——但国家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的手抄新闻和印刷的报纸不同，无法轻易地监督或压制。这样的手抄新闻信札沿着联结巴黎、宫廷和各省的通信网络流传。一个政府官员对警察局局长抱怨说：“经验证明，在各类作者中，收费的新闻编者是最难控制的。哪个谨慎明理的人会相信以能收集多少秘密逸事来计算收入的新闻编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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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一个名叫马蒂厄-弗朗索瓦·皮丹萨·德·马伊罗贝尔（Mathieu-François Pidansat de Mairobert）的新闻编者遭到逮捕，罪名是在咖啡馆收集并传播诋毁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的诗歌。他被捕时口袋里装满了写着诗歌、逸事和流言蜚语的纸片——那是他一天内收集到的原材料。马伊罗贝尔和那14个嫌犯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抄的那些诗他全经手过。他从传播流言中得到莫大的乐趣，甚至有时会把写着流言的字条偷偷塞入朋友的口袋，或留在公园或咖啡馆里。搜查了他的公寓后又发现了68份诗歌、报告和逸事。可这比起巴泰勒米-弗朗索瓦·穆夫勒·当热维尔（Barthélemy-François Moufle d’Angerville）的公寓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热维尔也是新闻编者，对他住处的搜查收获了整整7个装满了字条的箱子。杜布莱夫人（Madame Doublet）的沙龙也编写手抄的新闻信札；她每周一次请消息灵通的朋友来沙龙聚会，从他们那里收集新闻。她的一个仆人在大型登记簿上列出两个单子：一个是可信的新闻，另一个是流言蜚语。沙龙的成员传阅这本登记簿，补充他们能提供的任何进一步信息。把最后的定稿抄录下来，作为新闻信札送给杜布莱夫人的各位朋友，而他们又与自己别的朋友分享。杜布莱夫人的一个朋友开始花钱雇用抄写员，大量复制杜布莱夫人送来的新闻信札，然后转卖给外省的订户。其他人也随之跟进，使得流言传到巴黎以外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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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新闻信札与普通信件看起来一模一样，所以阻止它们的流传非常困难。于是，警察转而寻找并监禁对时局批评最激烈的新闻编者，如果可能的话也试图收买他们。一个名叫查尔斯·德·菲厄（Charles de Fieux）的新闻编者同时也是警察的密探，不过最后得罪了警察。警察自己也根据密探写来的报告编写手写的公报，而那些密探其实就是新闻编者。似乎整个巴黎都在通过一系列彼此重叠的消息网传递各种小纸片，并汇总成新闻信札。一则逸事或一首韵体诗会迅速地从社会顶层传到底层，然后再传回去。当时的一位观察家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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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卑鄙的廷臣把这些丑事写成押韵的对句，然后通过溜须拍马的小人之手一直传到集市。从集市又传到手艺人的耳朵里，再由他们带给原本就是作者的贵族大人，而那些人马上跑去凡尔赛宫，装模作样地小声对别人说：“你读过吗？给你看看。这是在巴黎老百姓中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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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流言最复杂的方法也许就是“真人真事小说”（roman à clef，直译是“钥匙小说”）。这类小说以远方发生的虚构故事作掩护，叙述法国宫廷中发生的事情。1747年秘密出版的《科菲兰国王泽奥甘尼祖尔的爱情》（The Amours of Zeokinizul, King of the Kofirans）表面上讲的是泽奥甘尼祖尔国王和他的情妇的故事；他有三个情妇，利亚弥尔（Liamil）、勒丹内弥尔（Leutinemil）和勒内图拉（Lenertoula），其中两个是邪恶的廷臣坎姆·德·科利希尔（Kam de Kelirieu）的走卒。国王非常宠爱勒内图拉，连出征的时候都带着她。但是后来国王得了重病，直到他告解了自己的罪孽，同情妇断绝了关系后才痊愈。对18世纪40年代的读者来说，这显然是他们自己的国王路易十五的故事。路易十五也有三个情妇：德·马伊夫人（Madame de Mailly）、德·万蒂米尔夫人（Madame de Vintimille）和德·拉图尔奈尔夫人（Madame de La Tournelle），其中两人被黎塞留公爵控制于股掌之中。别的小说写同样的事情，但表面的掩护稍有不同。在凡尔赛宫一位28岁的侍女玛丽·马德莱娜·约瑟夫·博纳丰（Marie Madeleine Joseph Bonafon）写的《塔纳斯泰》（Tanastès）里，故事发生在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可能出自德·维厄迈松夫人（Madame de Vieuxmaison）之手的《波斯史上的秘密回忆》（Secret Memoirs for a History of Persia）则把故事搬到了中东。一份警察报告说，该书作者“非常狡猾……非常恶毒，她写诗，写对句，对所有人进行讽刺……她的圈子……是全巴黎最危险的，出产此书（《秘密回忆》）的嫌疑最大”。读这样的书需要推测许多隐藏的意思和暗指的人与事，留存至今的版本经常附有印刷或手写的名单，或称钥匙，来说明书中人物与实际生活中的哪些人相对应。此类书籍秘密印刷，秘密发行，在朋友之间流传，不靠邮寄，因此很难禁止。另外，到18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对印刷的控制也松懈下来，因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发现，发表诋毁诽谤的小册子是打击政敌的有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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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尔帕来说，容忍甚或鼓励流言的传播有其道理，因为它是监督和（通过收买作者和有意泄露消息）影响公共舆论的一种方法。这使人想起目前有些政府审查社交媒体的方式，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研究员江岷（Min Jiang，音译）称其为“专制的温和”。当局在一定限度内容忍讨论，这为民众的不满提供了安全阀，也能就潜在的动乱发出预警。只有当讨论触及敏感题目或直接批评政府要人的时候，当局才会进行干预（像阿尔让松在“14人事件”中所做的那样）。政府为影响公共舆论，还雇用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发帖或发表评论，支持政府的政策或行动，或者把网上的讨论从某个话题上引开。在18世纪的法国，连续不断的批评一点点销蚀了对君主的尊敬，破坏了国王的权威，尽管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各种流言蜚语，无论其形式是诗、押韵小诗、歌曲、逸事，还是手抄的新闻信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皇家的腐败失德和情妇及重臣的邪恶影响。法国的君主制最怕这种人身攻击，因为它的基础是个人崇拜。不过，18世纪40年代对个人的攻击逐渐演变，到80年代成为对整个制度的腐败的攻击。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仔细研究过大革命前法国的媒体系统，他说：“媒体编织成一张强有力的通信网，在政权的垮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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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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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都有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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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陷入了危机，债台高筑，三分之一的债务是因为支持美国革命而欠下的。平民的税赋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又不愿意削减自己的巨额开支，于是决定提高教士和贵族原本很轻的税赋。但贵族在他们控制的省级地方法院中反对并拒绝执行这一新法律。他们坚持，新税法的实施必须得到由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大会的批准。破产迫在眉睫的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同意。1788年，政府取消了新闻审查，以便利在次年召开三级大会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进行政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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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制度甫一放松，小册子即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到1788年底，出版了1500多种小册子，1789年头四个月选举三级代表期间又新出版了2600种。截至1789年5月，一年内印刷的小册子总册数可能超过了1000万册。这造成了空前的全国性大辩论。人们在小册子中对财政和政府制度提出建议，赞扬某人或攻讦政敌。上至学者，下至百姓，人人都就政府应如何改革畅所欲言。这股小册子的洪流中有几本谈到了新闻自由，包括一本对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翻译。译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政治家兼小册子作者奥诺莱·米拉波伯爵。他在译文前加了一篇长长的导言，攻击审查制度的支持者，坚持新闻自由是正确的道路，并指出了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产生的有益成效。其他作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坚称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使三级大会的代表充分了解选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一位皇家审查官发表小册子，声称国家有权用审查制度来维持治安。但负责书籍贸易的官员普瓦特万·德·迈塞米（Poitevin de Maissemy）在1789年5月承认：“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现在要阻止这些小册子流传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当时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作家阿瑟·扬（Arthur Young）1789年6月逛了一次“小册子店”后说：“每小时都有新出版。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是16本，上周出版了9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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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大会一开始，马上出现了数份报纸报道开会的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法国爱国者报》（Patriote français）和米拉波的《三级大会日报》（Journal des Etats-Généraux）。布里索和米拉波都清楚地知道新闻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都大声疾呼实现新闻自由。布里索听说了《常识》在影响公共舆论方面的作用后，认为《常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报纸上得到了转载和讨论，因此而传到了广大民众当中。他宣称：“没有报纸，美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但法国新出现的几家报纸马上遭到政府查禁。政府规定，除了经许可的报纸，其他出版物除非得到三级大会代表的直接授权，否则不得报道大会的情况。布里索回以一本呼吁新闻自由的小册子；身为贵族却当选为第三级代表的米拉波想出了一个妙招，以信件的形式报道大会的情况，那些信作为小册子出版，题为“米拉波伯爵给他的选民的信”。他说，他只是以印刷的方式给他选区的选民写信，向选民报告情况。极个别的代表也如法炮制。但是，他们都只提供对会上辩论的干巴巴的总结，不作任何解释或评论。要想知道三级大会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莱顿公报》仍然是不二之选。它自信地告诉读者，没有必要费神去读新创办的那些报纸，因为它们只是“报道会议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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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残余的一点对新闻的限制并未维持多久。三级大会没有如政府所愿，迅速批准新税法，却马上陷入了关于它自身组织和权力的争论；结果第三级的代表和一些同情他们的贵族以及大多数教士代表脱离了三级大会另起炉灶，并改名为“国民会议”。由于担心国王会出动军队关闭国民会议，巴黎人民涌上街头进行抗议，1789年7月14日，人群攻破了受人痛恨的巴士底狱，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市政府。接下来的几周内，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都学习巴黎，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的官员领导的市级政府。旧政府的权威崩溃了，随之崩溃的还有新闻管控。特权和垄断权同任何执行新闻审查的企图一起烟消云散，代之以放任自流。7月28日，布里索重新开办了《法国爱国者报》，打出的口号是“自由的新闻是人民永保警惕的哨兵”。和他的报纸一起开办的有几十家新期刊：1789年巴黎创办了140多家报纸，1790年有335家，不过大多数只出了一两期即告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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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形势和政局一样，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到1789年底，发表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和报纸已经是种类繁多，体裁也五花八门。有的对国民会议的辩论作出冷静的评论，比如，周报《村庄报》（Feuille villageoise）是面对乡村读者的，它就国民会议讨论的问题提供背景情况，并作出解释。像在美国一样，包括著名的《观察家报》（L’Observateur）在内的许多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刊载读者来信，为读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反应。但报纸和小册子之间的分别十分模糊。许多报社发布小册子作为对报纸的补充，如果某期报纸销路特别好，就可能把它印成小册子重新发行。比较固执己见的报纸没有多少新闻，更像是一系列辩论小册子。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写了一连串小册子呼吁建立共和国，不要米拉波和其他温和派支持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写的《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是一系列煽动人心的演讲，不是对最近事件的报道。他痛斥与他意见不合的代表，指控他们暗地里支持贵族或没有担负起代表选民的责任。新闻媒体对国民会议发出无情的批评，说它只牟私利，拉帮结派，一事无成。马拉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不够激进；保王党人也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对国王不够尊敬。在国民会议内部，代表们抱怨说，不受限制的新闻媒体势力太大，总是发表不满，应该予以限制。虽然作出了一些努力来重新对报刊实施控制，但效果不彰。出版自由毕竟是革命最明显可见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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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激烈，加之政治环境不断变化，能维持下来的报纸为数不多。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任何一段时期，通常有25到30家刊物经营较好，剩下的都在苦苦挣扎。让印刷商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纸张和油墨经常缺货，熟练的印刷工为了得到更高的工资经常跳槽。印刷工人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报纸要通宵工作。需要印的份数太大——有的报纸一天卖数千份——得安排多架印刷机同时印刷同一份报纸，因为一架印刷机一天只能印1000份左右。《晚报》（Journal du Soir）需要5架印刷机，《巴黎记事报》（Chronique de Paris）需要7架，《全球公报》（Gazette universelle）需要10架之多。《国王之友报》（Ami du roi）的编辑和出版商闹翻后各自开办了一份刊物，都叫“国王之友”，互相争夺保王党读者。有五六份彼此竞争的刊物都叫“杜歇老爹报”（Père Duchesne），里面的文章借民间传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评论时事，用语简单直白；每一份刊物都自称是正牌货，谴责其他同名刊物冒名顶替。记者在刊物上彼此谩骂：德穆兰办的反保王党报纸——他称为“极端批判性的日报”的《法国及布拉班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和它的对手——保王党的报纸《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展开了无休止的论战。出版商若是在革命各派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他们的印刷机可能就会突然被没收或销毁。随着革命各派之间的斗争日渐暴烈，许多作者和出版商被送上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做出版商时时心情振奋，永远身处险境，有时还要搭上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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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报刊会导致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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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仍非常乐观地相信自由的报刊能够激发全国对话，促进民主和自由。18世纪早期，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法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小城市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小城市中，所有公民才能聚集在一处进行讨论，并集体作出决定。但英国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和美国革命期间对报刊的有效利用表明，印刷提供了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它可以把意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使讨论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如法国哲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所说：“印刷术使现代政体得以达到先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地。有了印刷，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就有了和小城居民同样的自由……只有靠印刷机，一个伟大的人民才能真正进行讨论。”换言之，印刷带来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