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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3月，一位名叫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画家兼发明家获得了美国政府3万美元的拨款，用来显示他的新发明——电报——的可行性。莫尔斯绝非制造电报机的第一人，电报的基本原理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就已发现。但今天，我们之所以纪念莫尔斯为电报的发明者是因为他有两个关键的优势：第一个是他自1832年目击了一次关于电磁的示范后，从未放弃过建造一个远距离发送信息的系统的梦想；第二个是他的电报机的设计相对比较简单。和他竞争的有两个英国人，威廉·库克（William Cooke）和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他们设计的电报机需要在两个电报站之间铺设五到六条电线，造价太高了。莫尔斯和助手阿尔弗雷德·韦尔（Alfred Vail）一起，发明了一套简单得多的系统，最终只需一条电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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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斯电报系统的复杂之处不在硬件，而在软件——使用点和画的顺序系列把字母编成电码，现称“莫尔斯电码”，虽然它基本上是由韦尔发明的。（韦尔想到了去印刷厂点数字模的数量来了解它们使用的次数，好在确定给每个字母编码的点和画时尽量省时省事。英文最常用的字母E在莫尔斯电码中只是一个点。）这套电码使莫尔斯的电报机操作难度较大，但建造电报系统便宜得多。有人认定莫尔斯搞的是个骗局，在他们的一片怀疑声中，莫尔斯用政府的拨款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建造了一条试验性的电报线。1844年5月1日，他把在巴尔的摩举行的辉格党全国大会的结果用电报发到华盛顿，显示了他这一发明的威力。64分钟后，由蒸汽火车从巴尔的摩带来的书面报告证实了莫尔斯发来的消息。莫尔斯表明，用电传送信息比用马、船或火车都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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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者的支持下，莫尔斯成立了一个公司，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第一部分（纽约和费城之间）于1846年1月启用。商界马上认识到这一技术的价值，其他公司也纷纷开始铺设电报线。后来的几年内，美国的电报网急速扩张，几乎来不及确知它的规模。“电报线的铺设情况到第二个月就已过时，”一位作者在1848年抱怨说，“因为一个月内可能就铺设了几百英里。预计两三年内，美国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将被覆盖在蛛网似的电报网之下。”1848年，全美的电报线大约有2000英里长，到1850年，电报线达到了1.2万英里，由20个不同的电报公司经营。“（美国的）电报系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发达，”人口普查局局长在1852年这样写道，“现在众多电报线都在运作，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已经有2.3万英里的电报线投入使用，还有1万英里的电报线在建设中。《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在1852年宣称：“现代的任何发明都没有像电报那样推广得如此迅速。电报的推广和这一宝贵的发明本身一样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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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快表明，莫尔斯的机器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按照起初的设计，敲击电报机的键，发出长短不一的电流，它们会在电报线另一头的纸上画出点和画，然后再将这些点和画翻译成电文。但熟练的报务员很快就学会了只靠电报机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就能够听懂电文。于是电报声码器取代了纸带，它能随电流的断续发出不同的嗒嗒声。机键和声码器使得通过电报线进行人对人的实时对话成为可能。报务员只须敲击键盘，然后注意听回应的嗒嗒声就能和对方聊天。当只有一条线连接好几个电报局的时候，沿线所有的报务员都能听到线上传输的信息，并加入他们之间这种私下的谈笑，等于是大家共用一个聊天室。有人甚至只从发送莫尔斯电码的手法中就能认出自己的朋友——敲击键盘的手法对一个技术高超的报务员来说就像真人的声音一样容易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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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报务员都如此高明，所以一条电报线上的报务员每人会选择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签名作为自己的身份。发送电文时不再费力气把每个字母都拼出来（“费城呼叫纽约”），出现了用缩写的办法。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电报线有各自的习惯用法。不过，1859年汇编的一份常用缩写表包括如下缩写：“II”（点、点，点、点）代表“我准备好了”（I am ready），“GA”（画、画、点，点、画）代表“请讲”（go ahead），“SFD”代表“去吃晚饭了”（stop for dinner），“GM”代表“早上好”（good morning），等等。数字也用来代表缩写，比如：“1”的意思是“稍等”，“2”的意思是“立刻回复”，“33”的意思是“回电费已在此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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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电文传送、闲着无事的时候，报务员除了聊天、交流传言和开玩笑之外，还在线上下象棋，玩跳棋。他们经常通过线上的交流成为朋友；报务员在线上认识，后来发展为情侣的事也时有发生。线上的这种亲密情谊甚至使得一些遥远地方的报务员更喜欢和线上的朋友联系，而不愿意和当地人交往。派驻波斯的英国报务员托马斯·斯蒂文斯（Thomas Stevens）和当地人没有来往，宁愿在电报线上与其他英国人交谈。他在写给一个报务员朋友的信中说：“在一个野蛮的国度中，这一点点文明是多么令人愉快啊。”但他的多数报务员朋友和他素未谋面，而且远隔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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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美国电报公司在波士顿和缅因州的卡莱之间的电报线沿线的报务员下班后举行了一次电报会议，讨论他们的总监辞职的事情。这条700英里的电报线沿线的33个电报局有几百个报务员参加了会议。据当时的一个人回忆：“发言人用键盘写出要说的话，沿线的所有电报局立即同时收到了他的话，空间和时间消失了，与会者虽然相隔几百英里，但如同共处一个房间那样聚集在一起。”会议的讨论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通过了几项决议后，“在和谐友善的气氛中”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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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务员是世界上第一个线上社区的成员，与远方的同事保持着即刻间的联系。然而，对于必须按字付费发电报的普通人来说，通过电报来聊天谈笑费用太高，不切实际。事实上，对整个社会来说，电报并不是借以和其他人直接互动的媒介，正好相反，它把信息并非人对人的流动进一步集中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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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技术能及时传送最新的消息，因此很快得到美国报纸的热情接受。可是，若是远方的记者通过电报发送报道，那么维持这样的记者网就成本很高。而且，不同报社的记者在同一个电报局花钱发稿，稿件的内容都大致相同，但只有一条电报线，必须排队等待使用。于是，纽约的几家报纸在1848年联起手来，以集中资源，加强和电报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降低成本。这就是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的起源。后来它逐渐扩大，把全美各地的报纸都包括了进来。加入了美联社，就能得到它在美国各地以及国外的记者发出的各种新闻报道。这样的报道不再情文并茂，倾向强烈，而是以简洁干脆的文体（今天我们仍然称其为“电报体”）陈述事实，按重要性的大小顺序排列——所谓的“倒金字塔”体。它们的好处是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刊载，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这种电报式的新体裁也影响到了公共演说，简短的讲话开始流行，因为便于速记员记录，记者发稿也比较便宜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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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报纸一般至少有两栏登载美联社的报道。美联社的影响日益增加，特别是1873年废除了免费邮寄报社互相交换的报纸之后。另外三个电报新闻机构于1870年达成协议，瓜分了世界的其他地区：路透社（Reuters）负责大英帝国，哈瓦斯通讯社（Havas）负责法国及其在非洲的殖民地，沃尔夫通讯社（Wolff）负责德国及其势力范围。它们三家同意互不竞争，分享报道，后来，美联社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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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加快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了解外国新闻因此而更加容易。速度就是一切；报纸把时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而牺牲了报道的深度。有些人担心，这种对速度的痴迷不仅不可取，而且是危险的。1881年，纽约的一位医生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出版了一本书《美国式紧张》（American Nervousness），指责电报和印刷机助长了由于商业和社交生活的加速而造成的“紧张”病。他宣称：“电报是紧张的成因之一，而对于紧张这种病的严重性我们尚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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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记者兼批评家W. J.斯蒂尔曼（W. J. Stillman）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文章，痛斥电报给传播和消费新闻的方式带来的改变。他悲叹道：“新闻业原来的作用是定期表达流行的思想，适时记录现时生活中的问题和答案，但美国把新闻业变成了收集、压缩和吸收人生中鸡毛蒜皮的小事的工具。”他担忧这一切会改变人的大脑工作的方式。“结果是灾难性的，影响到我们所有的脑力活动。我们把匆忙无暇确立为审慎的制度，把仅知皮毛看作科学，把追求新鲜刺激变为生活的常态……我们对什么都是急急忙忙地囫囵吞枣，再加上记者争先恐后，不肯落后竞争者半步，这使我们的思考和判断失去了稳健，无法充分消化信息。我们对任何问题都无暇深究，一般来说也没有深究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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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电报可以克服地理的限制，增加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信息流通。但实际上，它大大集中并同化了信息的流动，这至少使一些人茫然不知所措。使用通讯技术创造一个共同的社交空间，这个可能性只对在线上工作的报务员这个小群体存在。一个报务员在1902年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谈到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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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人每天由一根他们共同使用的电线连在一起。空闲无事的时候，比如在美联社的线上，人们忘记了途经十几个城市的电线，完全像是在面对面地谈话。他们讲故事、交流意见、开心地大笑，如同一群人坐在俱乐部里。他们逐渐了解了彼此的习惯、情绪、怪癖、好恶；当因为一个人去世、圈子里少了一员的时候，他们感觉失去了一位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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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大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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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得好的1便士报纸非常赚钱。1835年一年，戴的利润就达到2万美元。报社老板因此而有了现金用于投资和扩张。随着1便士报纸的销量不断增加，创办新报纸的成本也在稳步上升。戴开办《太阳报》只用了很少的资金，贝内特在1835年仅用500美元就创办了《先驱报》。1841年，格里利以2000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000美元的印刷设备创办了《论坛报》。10年后，新的1便士报纸《纽约时报》开办的成本达到了7万美元。在伦敦，由一位名叫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迅速蹿红的记者兼作家担任编辑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于1846年创刊，成本是10万英镑。1896年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创刊费用达到50万英镑。出版报纸成了一项集中化的、资本密集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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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老板成为强有力的人物，对他们的读者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有些报社老板还亲自竞选公职。《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帮助创办了短命的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结为同盟，格里利自己也成为1872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过他没有赢）。随着一些报社老板开始组建庞大的出版帝国，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用电报把多家报纸连在一起，使各家报纸能够分享新闻报道，也使报纸的主人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美国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英国的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德国的利奥波德·乌尔施泰恩（Leopold Ullstein）和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都采用了这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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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是媒体大亨这一新品种的典型。他从哈佛大学辍学后，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World）工作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办报的生意。赫斯特在1887年用他靠开矿发了财的父亲的钱买下了旧金山的《考察家报》（Examiner）。他的办报手法采用了普利策手法的夸张版——有关于人生百态的报道，有丑闻和犯罪的报道，还有维护劳动者的慷慨陈词。赫斯特使《考察家报》转亏为盈后，买下了《纽约晨报》（Mornin Journal，后改名为《纽约日报》，即下文提到的《纽约日报》。——译注），随即和普利策展开了一场恶战，使得各自报纸的销量首次超过了100万份。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竞相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还虚构故事，伪造照片，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黄色办报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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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的出名之举是在1898年通过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暴行来煽动反西班牙情绪，帮助扭转了公共舆论，使其支持对西班牙作战。据说，赫斯特派到古巴的记者因为那里一切平静，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想从古巴回来，赫斯特对他说：“你给我图片，我就给你战争。”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但赫斯特乐于使用报纸给予他的力量，这一点千真万确。当美国的“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爆炸后，战争终于爆发。爆炸的原因可能是不小心引爆了军舰上的弹药库，但《纽约日报》声称它是“敌人所为”。美国对西班牙提出指控，两国的战争就此打响。赫斯特的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是“你觉得《日报》的战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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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也千方百计想要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他当过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员，1904年曾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还竞选过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州长和副州长，但都没有成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名声不好，因为有人指控他旗下的报纸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唆使无政府分子在1901年9月刺杀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尽管麦金利总统领导美国赢得了美西战争，但《纽约日报》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他，那年早些时候曾发表过一篇社论，称“如果只有通过杀戮才能摆脱坏机构和坏人，那就只能杀戮”。（赫斯特坚称，对那篇社论的发表他并不知情。）1906年，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在一篇演讲中严词批评赫斯特，说他是个“言不由衷、只顾私利、蛊惑人心的家伙”。这等于断送了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的前途。最终，赫斯特控制了美国30家大报，收集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与名人和政治家过从甚密，还成了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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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报纸因此而与世纪初的报纸迥然不同。1800年，大多数报纸都比较简单，经常是一个人集编辑、出版人、印刷者和写作者于一身，用请愿书、演讲词、社区成员来信和从其他报纸那里抄来的报道填满报纸的版面。开办新报纸只需要由一个商人或企业家出一笔不大的投资。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报纸上的文章由专业记者撰写，外国新闻通过电报发来，资金主要来自广告商，印刷报纸使用的是昂贵的蒸汽印刷机。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18世纪时可以轻轻跨过，19世纪后期却随着所有权和写作者的日益集中而扩大成为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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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发表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u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对这一转变惋惜不已。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欧洲出现的咖啡馆、沙龙、文学刊物和自由报刊构成了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公开地讨论问题。这些公共领域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虽然实际上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精英，妇女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且基本上在政治上没有倾向。因此，它们提供了对法律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场所，并开始对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形成了制约。但是，哈贝马斯说，随着19世纪中叶销量巨大的报刊一类的大众媒体的出现，这个脆弱的公共领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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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期间，报纸从手制的地方性刊物演变为庞大、有力、赚钱的产业。在此过程中，它作为社区内讨论问题的平台的职能大为消退，变为几乎完全单向的媒体。受一小撮人控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经营的大型媒体集团主导了媒体环境，为它们的主人提供了影响公共态度的有力手段。在此过程中，媒体成了被动消费的产品，不再是可以主动参与的环境。然而，尽管19世纪发生了巨变，但20世纪将迎来更大的变化，使媒体环境的集中化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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