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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大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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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得好的1便士报纸非常赚钱。1835年一年，戴的利润就达到2万美元。报社老板因此而有了现金用于投资和扩张。随着1便士报纸的销量不断增加，创办新报纸的成本也在稳步上升。戴开办《太阳报》只用了很少的资金，贝内特在1835年仅用500美元就创办了《先驱报》。1841年，格里利以2000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000美元的印刷设备创办了《论坛报》。10年后，新的1便士报纸《纽约时报》开办的成本达到了7万美元。在伦敦，由一位名叫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迅速蹿红的记者兼作家担任编辑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于1846年创刊，成本是10万英镑。1896年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创刊费用达到50万英镑。出版报纸成了一项集中化的、资本密集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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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老板成为强有力的人物，对他们的读者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有些报社老板还亲自竞选公职。《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帮助创办了短命的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结为同盟，格里利自己也成为1872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过他没有赢）。随着一些报社老板开始组建庞大的出版帝国，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用电报把多家报纸连在一起，使各家报纸能够分享新闻报道，也使报纸的主人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美国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英国的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德国的利奥波德·乌尔施泰恩（Leopold Ullstein）和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都采用了这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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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是媒体大亨这一新品种的典型。他从哈佛大学辍学后，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World）工作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办报的生意。赫斯特在1887年用他靠开矿发了财的父亲的钱买下了旧金山的《考察家报》（Examiner）。他的办报手法采用了普利策手法的夸张版——有关于人生百态的报道，有丑闻和犯罪的报道，还有维护劳动者的慷慨陈词。赫斯特使《考察家报》转亏为盈后，买下了《纽约晨报》（Mornin Journal，后改名为《纽约日报》，即下文提到的《纽约日报》。——译注），随即和普利策展开了一场恶战，使得各自报纸的销量首次超过了100万份。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竞相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还虚构故事，伪造照片，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黄色办报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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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的出名之举是在1898年通过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暴行来煽动反西班牙情绪，帮助扭转了公共舆论，使其支持对西班牙作战。据说，赫斯特派到古巴的记者因为那里一切平静，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想从古巴回来，赫斯特对他说：“你给我图片，我就给你战争。”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但赫斯特乐于使用报纸给予他的力量，这一点千真万确。当美国的“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爆炸后，战争终于爆发。爆炸的原因可能是不小心引爆了军舰上的弹药库，但《纽约日报》声称它是“敌人所为”。美国对西班牙提出指控，两国的战争就此打响。赫斯特的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是“你觉得《日报》的战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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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也千方百计想要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他当过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员，1904年曾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还竞选过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州长和副州长，但都没有成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名声不好，因为有人指控他旗下的报纸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唆使无政府分子在1901年9月刺杀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尽管麦金利总统领导美国赢得了美西战争，但《纽约日报》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他，那年早些时候曾发表过一篇社论，称“如果只有通过杀戮才能摆脱坏机构和坏人，那就只能杀戮”。（赫斯特坚称，对那篇社论的发表他并不知情。）1906年，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在一篇演讲中严词批评赫斯特，说他是个“言不由衷、只顾私利、蛊惑人心的家伙”。这等于断送了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的前途。最终，赫斯特控制了美国30家大报，收集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与名人和政治家过从甚密，还成了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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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报纸因此而与世纪初的报纸迥然不同。1800年，大多数报纸都比较简单，经常是一个人集编辑、出版人、印刷者和写作者于一身，用请愿书、演讲词、社区成员来信和从其他报纸那里抄来的报道填满报纸的版面。开办新报纸只需要由一个商人或企业家出一笔不大的投资。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报纸上的文章由专业记者撰写，外国新闻通过电报发来，资金主要来自广告商，印刷报纸使用的是昂贵的蒸汽印刷机。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18世纪时可以轻轻跨过，19世纪后期却随着所有权和写作者的日益集中而扩大成为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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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发表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u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对这一转变惋惜不已。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欧洲出现的咖啡馆、沙龙、文学刊物和自由报刊构成了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公开地讨论问题。这些公共领域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虽然实际上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精英，妇女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且基本上在政治上没有倾向。因此，它们提供了对法律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场所，并开始对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形成了制约。但是，哈贝马斯说，随着19世纪中叶销量巨大的报刊一类的大众媒体的出现，这个脆弱的公共领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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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期间，报纸从手制的地方性刊物演变为庞大、有力、赚钱的产业。在此过程中，它作为社区内讨论问题的平台的职能大为消退，变为几乎完全单向的媒体。受一小撮人控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经营的大型媒体集团主导了媒体环境，为它们的主人提供了影响公共态度的有力手段。在此过程中，媒体成了被动消费的产品，不再是可以主动参与的环境。然而，尽管19世纪发生了巨变，但20世纪将迎来更大的变化，使媒体环境的集中化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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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玩无线电最令人兴奋了。设想一个男孩坐在家中的房间里，手指放在电报机的键盘上，耳边夹着电话听筒……任何男孩只要愿意，都能拥有一架真正的无线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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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弗里德里克·柯林斯，《无线电》，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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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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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向父母的说教》（A Sermon to Parents）中宣称，对在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美国男孩来说，没有比鼓捣无线电报这个新技术更好的嗜好了。诚然，从卢森堡移民而来的企业家根斯巴克大力提倡无线电，这里面有他的既得利益。他是业余无线电的先驱，创立了电气进口公司，又称Telimco。1905年，他的公司开始出售接收和发送莫尔斯电码的“全套”无线电设备，售价8.5美元。根斯巴克的说教作为编者的话刊登在Telimco产品目录中，目的是为了请父母们放心，不要因孩子这个奇怪的新嗜好而担忧。他在文章的开头说，用无线电设备做实验能让男孩子待在家里，远离外面的不良影响，不去惹是生非。他写道：“孩子的要求不高，只想有东西让他摆弄鼓捣，让他摸索实验，好满足他与生俱来的无尽的好奇心。”他还说：“他的工作间，他小小的电力实验室，或他的无线电室，这些对20世纪的男孩来说是家里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这还不算，根斯巴克宣称，这个嗜好会为孩子将来的成功打下基础。“电力和无线电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将来却要改变世界的力量。不要扼杀你们孩子心中电的火花。维持这个火花所费不多，今后有一天，它会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带来丰厚的红利。”根斯巴克认为，无线电是“将来白手起家的人的最好的基础”。他肯定想到了具体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他儿时的嗜好后来使他名利双收，这个人就是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他是意大利无线电技术发明家，190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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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线电报一样，无线电报已经在科学界讨论经年，但需要有一个眼光远大、有事业热情的人来推动。塞缪尔·莫尔斯对电报起了这种催化的作用，年轻的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对无线电起了同样的作用。马可尼1874年出身于富人家庭，有私人教师为他提供教育，他十几岁时的私人教师是附近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奥古斯托·里吉（Augusto Righi）。里吉给马可尼讲了德国科学家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1886年发现的电磁波。马可尼一门心思探索使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通讯的可能性。1894年夏天在他父母的房子里做了一连串实验，逐渐改进了赫兹的仪器。那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把母亲请到他在阁楼上的工作室，向她展示他的成果：按一下开关，30英尺外的另一个房间里的铃就响了，无须电线连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通过改进设计和加大天线，逐渐扩大了他的机器的量程。不久，他把机器移到了室外的花园里，由哥哥阿方索（Alfonso）操作，每当机器接到信号时，阿方索就挥舞小旗子示意。到了年底，马可尼的机器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已经达到1英里以外，阿方索要告诉弟弟信号收到了，得鸣枪示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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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当局对马可尼的发明并不积极，于是他去了伦敦，希望在那里引起更大的兴趣。他赢得了邮政总局总工程师威廉·普利斯（William Preece）的支持，安排他向英国政府展示他的发明。马可尼在英国期间，成功地用莫尔斯电码向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发送了电报，电波飞越的地方有陆地，也有水面。他还在伦敦作了两次讲座，介绍他的发明。1899年，他把无线电报发送过了英吉利海峡。同年，他应《纽约先驱报》之邀去美国，用他的机器报道美国杯游艇赛的赛况。1901年12月，他第一次从英国的康沃尔发电报跨越大西洋到加拿大的纽芬兰。这个成就令人赞叹，但立即采用了这一技术的是船对岸和船对船的通讯，并不是长途电报。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很快成为向商船和军舰提供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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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也吸引了业余爱好者的兴趣，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没有对使用无线电设备的限制，所以人们都想自己动手试试看。20世纪刚开始时，拥有一台无线电相当于打开了通向一个崭新世界的窗户。业余爱好者可以听到政府发送的消息，彼此也可以发信息。有的业余爱好者的设备比海军的还要先进。安装发报机和收报机非常复杂，怕麻烦的人是做不成的，想用无线电报机进行通讯还得会莫尔斯电码。即使如此，无线电还是成了男孩子的普遍爱好，这方面根斯巴克和其他鼓动者功不可没。1908年10月，《电气工程师和机械师》（Electrician and Mechanic）杂志报道说，巴尔的摩的年轻人当中爆发了“无线电报热”。“这些业余人员的年龄差别很大，最小的还不到15岁……至少有30个无线电爱好者拥有非常先进的收报机和发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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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形。纽约的一个年轻无线电爱好者在1909年4月告诉《现代电气》（Modern Electrics）杂志：“我接收到的信号来自各种各样的地方。纽约肯定有好几百台业余无线电报机，整夜都有信息在空中传送。我的机器接收半径是75英里。”1910年，《电气世界》（Electrical World）估计“芝加哥的业余无线电报台不少于800台”。芝加哥的无线电爱好者团体十分活跃，其中心是芝加哥无线电俱乐部，它每晚8点发出测试电报，供爱好者调试机器之用。《电气世界》报道说，俱乐部的有些成员用风筝拉高天线，以此扩大信号传送的量程。根斯巴克开办了两本杂志为无线电爱好者服务，一本是《现代电气》，另一本是《电气实验者》（Electrical Experimenter）。1909年，他还创建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全国协会，名字叫“美国无线电协会”，很快就有几千人加入。1912年，根斯巴克估计美国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实验者”人数高达40万。当时的大多数无线电台都既能发又能收，虽然发送的距离远不及接收的距离。那是一场借无线电波进行的大范围交谈，谁想加入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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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固然使参与者兴奋激动，但几千台无线电报机一拥而上，完全放任自流的坏处也随即显现出来。早期的无线电台在好几个频道上同时广播，所有在接听范围内的电台都能听到。尽管马可尼和其他人努力钻研，但总是解决不了调频的问题，无法把具体电台的操作限制于某个无线电频道，消除其他电台的干扰。1906年，《电气世界》指出：“情况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除非很快采取措施，否则就会变为类似电话中转站的情形，所有人都在同一条线上同时说话……现在对无线电报要么是进行管理，要么是任其陷入混乱，两者中当然是前者为好。”后来，业余电台开始干扰商业和海军的无线电收发机，在有的情况中是出于无心，但也有故意的时候，这使得这方面的担忧更为加重。1907年，《电气世界》报道了一个案子，里面涉及住在华盛顿特区海军基地附近的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住在附近的一个年轻人，父亲是警察。他自己建起了无线电台，以拦截官方通讯为乐，有时自称是远方的海军基地，有时说自己是配备了无线电台在海上航行的军舰。此事报告了当地警方，但警方说他们无权干涉那个年轻人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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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8年，关于无线电干扰以及业余爱好者与商业和海军电台之间冲突的争议从专题刊物扩展到了主流报刊。1908年3月，《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上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是：“国会喝令美国男孩：小子，住手！”文章把这种情况描绘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勇气十足的年轻人的斗争，那些年轻人的“坚忍、精力、好奇心、求知欲、行动能力和热爱实验代表的正是我们国家最可贵的精神”。报道提到，在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城市中，对电台干扰抱怨的声浪越来越大，致使有人呼吁进行管制。但它又说，旧金山市内和周边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守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