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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上的帷幕拉开，呈现出一排排电视屏幕，都在直播萨尔诺夫的讲话。这是充满戏剧效果的神来之笔，明白显示出电视已不再是一门试验性的技术，并在公众的意识里深深地烙下RCA的指称，即电视是带图像的广播，因此自然属于无线电广播公司的业务范畴。在30年代的经济低迷期间，对于电视的奇迹的憧憬一直未有消减，现在看来终于要实现了。RCA在世博会上放映了一部广告电影，里面宣布电视技术已经可以开始大规模应用了：“昨天的研究课题今天成了无线电奇迹。人类进步的旅途又经过了一个里程碑，科学使画面从天而来的古老梦想成为现实。”然而，电视上市销售却出师不利。RCA希望到1939年底卖出10万台电视机，好把它的技术确立为行业标准，但最后它只卖出了3000台。第一批电视机很贵，有的相当于一辆小型轿车的价钱，而且只有在接近少数几个接收塔的地方才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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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电子制造商都忙于制造军事设备，不再注意设计新的消费产品。战争期间，美国有几个试验性的电视台仍在广播，尽管时间缩短了，但BBC完全中止了电视运营，为的是不让德国飞往伦敦的轰炸机借它的电视信号发射机来导航。等战后恢复了电视服务时，这个新媒体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业已确立的无线电广播公司手里：美国的NBC和CBS采用它们所熟悉的靠广告收入支持的模式，欧洲则采取国营广播公司的模式，靠对电视机征税来供资。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电视真的只是带图像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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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电视在美国起飞得最快，因为早已为它事先造好了势。大战期间，发动了一场密集的广告宣传，告诉美国人民，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就可以享受到这项神奇的新技术的成果。电器制造商告诉民众，仗打完了以后，每家都会装备上节省劳动的电器和供娱乐的电器。RCA的战时广告信誓旦旦地说电视马上就要到来，宣告：“只要战争胜利的绿灯一亮，美国的‘下一个伟大产业’就会开辟教育、娱乐和就业领域中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1944年RCA在杂志上做的广告宣布，电视是“将迈出巨人的一步的婴儿”。另一家电器制造商杜邦公司的广告宣称：“若不是因为战争，杜邦制造的电视-广播接收机本应是今年最令您兴奋的圣诞节礼物！如上帝保佑，我们会竭尽所能在下个圣诞节到来之前给您和您的亲友送上高质量的电视作礼物。”NBC的广告说，电视是“棒球赛的季票”，还要大家“想象在电视上看鲍勃·霍普（Bob Hope）的演出”（鲍勃·霍普是美国著名笑星。——译注）。战争结束时作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知道电视为何物，虽然只有19％的人真正见过电视。就连政府官员也大肆吹捧电视：1942年，当时负责管理美国广播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弗莱（James Fly）说：“战争结束后，电视将成为第一批迅速兴起的产业之一，它们将是减轻失业和经济衰退压力的缓冲……广播电台的行业标准是5000万台收音机，我们完全可以制定5000万台电视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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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在电视尚未批量生产之前就大力推销电视，目的不只在于积聚起大量的需求，一旦战争结束即可释放出来，还想确保它自己在战前设计的制式和技术能够成为行业标准。它的竞争对手CBS则大力游说减缓电视的生产速度，好争取更多的时间迎头赶上，并发展自己的技术。CBS落后于RCA，但希望能通过发展彩色电视来超过它。CBS还大力推动使用超高频（UHF）频谱，这样可以增多频道，发射的信号质量也更高。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支持RCA和它提出的建议，即推出黑白电视机，使用现用的高频（VHF）频道。（几个月后，FCC的主席辞职，去到NBC任职，RCA和FCC之间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使用VHF而不是UHF频谱使得电视成为频道较少的全国性媒体，不是有大量频道的地方媒体，这正是RCA和NBC想要达到的结果。独立的电视台只能在大城市中生存，因为那里的观众多，广告商愿意出钱做广告。大部分电视频道都属于大型广播公司，节目的制作尽可能迎合大多数人的喜好，不偏重专门题材。电视问世的头30年，在美国观众看的电视节目中，大型广播公司的节目占70％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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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真正起飞是在1948—1949年间，当时电视机的价格降到了相当于6周工资的水平。1946年，美国制造了6500台电视机，1947年是17.9万台，1948年到了97.5万台，1949年更是达到170万台。广告模式也在1948年期间确定了下来：起初是要求广告商赞助节目，担负节目制作的费用，但到了1948年，需求已足够大，电视台可以要求广告商为电视时间付费。广告商都愿意在大广播公司播出的全国性节目的间歇期间做广告。到1949年底，电视广告收入的一半都进了大广播公司的口袋。地方电视台难以为继，到1953年，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加入了大型广播公司。NBC、CBS和ABC（美国广播公司，是1943年奉反托拉斯监察员的命令从NBC分出来建立的）把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和明星调到电视台工作。许多电视节目干脆照搬电台节目。有时电视节目会一字不差地重复广播电台播放的肥皂剧和情节剧，有时同样的节目同时在广播电台和电视上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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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份美国的电视广告。（由J·弗莱德·麦克唐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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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的电视拥有率从1950年的9％飙升到1955年的65％。彩色电视广播始于1954年，为此RCA和CBS又进行了一场恶战，戴维·萨尔诺夫再次获胜。1960年，电视普及率达到87％，1970年到了95％。那时，美国所有的电视机中只有一半是彩色的，但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有不止一台电视机。没有别的发明能如此迅速地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收音机的普及率从10％上升到40％，从只有少数人使用到为主流所接受，共用了6年的时间，电视机只用了3年。电视在其他国家的起飞来得稍晚。英国的BBC采用了和RCA非常相似的新标准，1953年，首次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仪式进行了电视转播，这强有力地促进了电视的发展。到1960年，美国每10个人就有3台电视机，加拿大和英国每10个人有2台电视机。在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电视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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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电视的发展、接纳和使用方面是无可置疑的老大。美国的电视节目和格式，从侦探剧到问答比赛，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各大电视台拼命提高收视率以求增加广告收入，有人批评说，原来信誓旦旦地说将使用电视媒体促进教育，加强民主，现在这个承诺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任职的尼古拉斯·约翰逊（Nicholas Johnson）对电视的批评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了解行业的内情。他在1972年出版的《生活的测试格式》（Testing Patterns for Living）一书中，宣称电视是不折不扣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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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曾被视为一个扩大美国老百姓视野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因此而兴奋激动，增长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如今几乎每一个人，包括业内人士，都承认电视失败了。它不仅没有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实际上反而使我们不如从前。没有改善人类就已经应受谴责，使人类变得更坏则完全不可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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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说，电视产生了“普遍而有害的……麻醉效果”。这个批评得到了其他批评者的响应。电视被指责为造成犯罪和社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美国媒体理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里，把当前的情形比作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描绘的情形，小说中的人们不仅受到专制政府的压迫，还受困于他们自己对娱乐的痴迷。波兹曼和约翰逊一样，批评说就连电视新闻其实也是一种娱乐，其真正目的是要观众看节目间歇时放的广告，那才是给电视台带来财源滚滚的生意。从美国人平均每人看电视的时间不断攀升中，电视的吸引力显而易见。1950年平均每人每天看4.5小时的电视，1960年增加到5小时，1970年是6小时，1990年到了7小时。随着一家多（电视）机现象的日益普遍，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又提供了几十个，后来是几百个频道可供选择，每人平均看电视的时间进一步增多，21世纪初超过了每天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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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成为最普及的媒体。人们坐在闪烁的电视机屏幕前一动不动，被称为“沙发土豆”（couch potato，指整天泡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的人。——译注），这种情形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看电视这种完全单向被动的活动成为无所事事的代名词。比看电视更省力的恐怕只有睡觉。广播模式把广播电台的听众和电视观众视为纯粹的被动消费者。比起使人们能够创造、传播、分享以及重改和交流信息的媒体系统来，电视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是社交媒体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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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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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互联网成了人类发明的最强大的扩音器。它给人微言轻、无人理睬的小人物提供了可以向全球发言的话筒。它用以鼓励和推动多种观点和对话的方法是传统的单向大众媒体所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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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顿·瑟夫，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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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RPA网到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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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通讯系统的问世之路本来是可以更顺畅一些的。但当时所有相关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那是1969年10月29日的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21岁的学生查理·克莱恩（Charley Kline）正在电脑室加班。洛杉矶分校有一台SDS西格玛7号计算机，这台主机占满了一整个房间。这个庞然大物有几台分机，可供几个人同时使用，克莱恩每天都在分机上编写密码。那个晚上，负责电脑室的教授列昂纳多·克莱因洛克（Leonard Kleinrock）要克莱恩帮他测试一个新装置，把西格玛7号和远在400英里以外加州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另一台电脑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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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把不同电脑主机连接起来的项目之所以建立，是因为美国国防部的研究部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缩写ARPA）的一位官员鲍勃·泰勒（Bob Taylor）对办公室里摆满了不同的电脑终端机不胜其烦。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位于圣莫尼卡的一家新建软件公司“系统发展公司”都有受ARPA资助的电脑研发项目。泰勒的办公室安装了好几台终端机，以叫作“专线”（leased line）的固定电话线分别与那几个地方的电脑连接，使泰勒得以监督研发的情况。ARPA资助的电脑项目越来越多，泰勒的办公室大有被电脑终端机湮没之势。更为不便的是，因为他的三台终端机是连接到不同电脑主机上的，所以他要想把数据从一台终端机转到另一台，除了费时费力重新输入以外别无他法。后来他回忆说：“我想，嗐，该怎么做太清楚了。现在有三台终端机，应该合并成一台，想接哪里就能接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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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认识到，凭借一台终端机使用远在四面八方的电脑主机还可以便利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多用户计算机系统一问世，人们马上就开始用它彼此发送信息。坐拥三台终端机的泰勒对这样的“电子邮件”便利合作和信息交换的能力知道得太清楚了。1999年，他对《纽约时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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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场演变印象最深的是这三个系统如何导致了围绕它们的社团的形成。过去素不相识的人现在使用同一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可以让你分享文件，你就能发现某某人对某某题目感兴趣，而且掌握一些相关信息。你可以给他发个电子邮件，一下子就建立了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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