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9070
最后，经过了两个星期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辞职。一位支持革命的埃及电讯业的亿万富翁纳吉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在2011年盛赞“这项技术给我的国家带来的巨变。革命成功99％都归功于它”。像在突尼斯一样，埃及的革命被西方的有些媒体欢呼为“脸书革命”。这样说有些言过其实，但脸书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在激发革命中确实起到了作用。
1704889071
1704889072
可以说，微博和其他的网上论坛给人们提供了发泄的渠道，也是政府监督舆情的方便的工具，正如17世纪英国的手抄新闻网络和大革命前法国流传的诗歌。中国《人民日报》的一个下属分支“人民网”对社交媒体的内容进行分析，每周汇编为《网络舆情》（Online Public Sentiment）供高级官员阅读。2008年，中国当时的主席胡锦涛对《人民日报》说：“网络是我们了解群众关注、吸收群众智慧的重要渠道。”尽管对微博和其他互联网论坛有所控制，但在一定限度内对政治讨论的容忍无疑使民众有机会利用这个新手段发表他们的关注，也使得政府正视渎职和腐败的情况。2011年7月温州附近发生的高铁撞车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撞坏的火车车厢以及事故的细节，包括车厢被切割掩埋过程的照片，很快就在微博上传开了。
1704889073
1704889074
舆论随之大哗，铁道部的解释也引起了网上一片嘲笑——比如，它说掩埋车厢是为了便于救援——这迫使政府很快调整对策。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他批评了铁道部，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当调查发现是管理失职和信号系统失灵造成了事故之后，铁道部的几个官员被撤职。不过，政府部门对网上有关撞车事故的发帖密切监视，以防事故激起的愤怒转变为对政府的广泛批评，也为了防止有人组织民众抗议。微博的出现使中国的网民得到了发表意见的新自由，但仍然有由政府仔细界定的限制。
1704889075
1704889076
温州火车撞车事件也表明了中国网上对政府的批评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同。在突尼斯和埃及，领头要求推翻暴君式国家领导人的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机会，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网民担心，他们在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中积聚的财富会被贪赃枉法的官员据为己有。他们参与政治是因为有钱，不是因为贫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手持智能手机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都希望进行渐进式改革，不希望发生剧烈的政治巨变。
1704889077
1704889078
从起初的通讯录到最新的微博平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表变得越来越容易。有了推特之类的平台，用户发表任何东西都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在智能手机屏上轻击几下，发出的文字或图片就有可能到达数百万受众。纽约大学的丹尼斯·佩利（Denis Pelli）和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比奇洛（Charles Bigelow）在2009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内容是自印刷机发明以来，每年发表作品的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他们发现，从1500年到2000年，每年发表作品的（有100人以上读者的）作者从100人左右增加到约100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0.01％。21世纪之初出现了博客、社交网站、微博和媒体分享服务，结果发表作品的人数飙升到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0％。佩利和比奇洛指出：“作者曾经是少数精英，但很快就会成为多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把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分享，可触及的受众越来越多，今天的社交媒体可以视为这股源远流长的历史潮流的顶点。很可能要不了许多年，全世界所有人就都能用上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
1704889079
1704889080
有150年的时间，人对人的媒体被广播模式的集中化大众媒体所湮没，现在钟摆又荡了回来。流行几世纪之久，基于分享、抄送和个人推荐的社交形式的媒体如今借互联网的东风强势回归。现代社交媒体使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迅速与他人分享信息，因此使普通人获得了集体设置议题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过去只掌握在大出版公司和广播公司手中。确定这一新的媒体环境的影响及其长期的后果是人类目前集体进行的一场巨大实验。实验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
1704889081
1704889082
1704889083
1704889084
1704889085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618]
1704889086
1704889087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9088
1704889089
1704889090
1704889091
1704889092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
1704889093
1704889094
——温斯顿·丘吉尔，1944年
1704889095
1704889096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619]
1704889097
效仿“真正老的”媒体
1704889098
1704889099
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人们常在基于数码技术的“新”媒体和之前的“老”媒体之间作出区分。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老媒体其实是历史上的非正常现象。它起源于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创立，该报采用了创新性的大众媒体模式，招揽大批读者，再把他们转卖给广告商。然而，回顾1833年前那几世纪的情况——可以称其为“真正老的”媒体时代，可以看到，那时基于社交关系网中人对人传播信息的媒体环境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21世纪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与17世纪的小册子或18世纪的咖啡馆相通，和19世纪的报纸或20世纪的电台和电视却大相径庭。简言之，新媒体和老媒体很不一样，但和“真正老的”媒体相差无几。中间插进来的老媒体时代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正常情形。媒体经过了这段短暂的间隔——可称为大众媒体插曲——后，正在回归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
1704889100
1704889101
诚然，社交媒体现代的（数码）形式和它古老的（模拟）形式并非一模一样，两者间有几处重要的分别。如纽约大学教授、作家兼互联网学者克雷·夏尔基（Clay Shirky）指出的那样，在互联网发表可即时传出，到达全世界，永久保留，并可以搜索，这是像莎草纸卷、诗歌和小册子这类早期社交媒体的形式做不到的。但社交媒体的历史形式与现代形式在基础的社会机制方面、在激起的反应方面，以及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方面，还是有足够的共同之处，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今天的社交媒体和关于它正在进行的辩论。
1704889102
1704889103
在关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及其引发抗议和革命的作用的辩论中，历史显然是最有用的借鉴。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而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又使争论进一步加剧。争论的一方是像夏尔基这样的人，他们强调积极分子和革命运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突尼斯和埃及当然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另一方包括作家马尔克姆·格莱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和叶甫盖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他们对网上对某个事业的支持一定会转为实际行动表示怀疑。怀疑论者说，事实上，在网上支持某个事业反而更不会使人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出过力了[莫洛佐夫称其为“懒散行动主义”（slacktivism）]。
1704889104
1704889105
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册子、信件和地方报纸这样的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几百年后回头看去，同样清楚的是，社交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发表并同化公共舆论。上述的例子中，民众沸腾的积怨都意味着变革迟早要发生，社交媒体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言之，把革命完全归功于社交媒体是错误的，但对社交媒体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也不正确。
1704889106
1704889107
阿拉伯之春和宗教改革有一点共性对我们的思考不无帮助，那就是发动革命就像点火。在谷歌工作的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原来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他把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比作加速火势蔓延的“助燃剂”。1572年的一份带插图的手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里面描绘了欧洲宗教不满的火药桶是如何点燃的。插图中约翰·威克利夫手拿火柴，约翰·胡斯举着蜡烛，马丁·路德则高擎熊熊的火炬。无论在16世纪还是在21世纪，新形式的社交媒体都不是点火者，但在这两种情形中，星星之火都是借它之力而成为燎原之势。
1704889108
1704889109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增加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和机会，特别是使更多人享受社交媒体提供的开放的发表环境，这本身是否必然会促进自由和民主？2011年埃及革命后，瓦埃勒·古奈姆对这个观点表达得最清楚。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我一直这么说，如果你想解放社会……如果你想实现自由的社会，给他们互联网就行了。”当问他哪个国家会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推翻政府的时候，古奈姆答道：“去问互联网吧。”
1704889110
1704889111
这使人想到18世纪90年代孔多塞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建议，说：“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更大的言论自由当然会使强势政府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孔多塞的时代发生的事情表明，出版自由也使政府更易于监督公共舆论，监视异见人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情形显示，在缺乏法制的环境中，自由报刊可以为民粹主义者所用，导致暴民统治。
1704889112
1704889113
在现时代，莫洛佐夫对社交媒体的弊病表示了类似的关注。他指出，强势政府可以借几种方式对社交媒体加以利用。具体来说，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宣传，并使政府更容易找出反对分子之间的联系，因此成为政府手中新的监督工具。比如，在莫洛佐夫的出生地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使用LiveJournal博客平台来协调行动，但“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挫败革命的数码环形监狱：它的网络传输着公众的恐惧，国家当局早已渗透进来，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的结论是：“表达不同政见的新数码空间也带来了追踪不同政见者的新方法……（政府）只要进入一个积极分子的邮箱，他的所有联系人就都落入彀中。”
1704889114
1704889115
尽管如此，无论是印刷机形式还是互联网形式的社交媒体也可以是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力量，原因很简单：操纵塑造民众的世界观经常是强势政府赖以维持的手段，而如果媒体环境更加开放，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但事情并不是一边倒的；与这个好处抗衡的是，社交媒体也可以使管控更加容易。如莫洛佐夫所说，互联网“渗透并改变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只是有助于民主化的方面”。任何希望互联网传播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人都必须记住，热心使用同样的数码工具的还有怀有完全不同目的的别的积极分子，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俄罗斯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这场争论的试金石是中国。中国网民的人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都多。微博和其他网上论坛给中国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空前自由。同时，攻击官员或号召游行示威的发帖和微博信息很快被删除；这表明，广泛使用互联网不一定构成对政权的威胁。事实上，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督使它更易于控制舆论。
1704889116
1704889117
对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平凡得多但非常普遍的关注，那就是任何人都能在网上发表意见，不管是在推特上，博客上，还是在评论流中，这导致了公共讨论质量的低下。许多网上论坛充斥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无礼和愚昧的言论。推特允许任何人直接向别的用户发送威胁或谩骂。无怪乎政客、教士和报纸专栏作家经常把互联网比作臭水沟。
1704889118
1704889119
然而，媒体的历史表明，这不过是知识精英永恒的抱怨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每当技术的进步减轻了发表的困难时，知识精英就抱怨说不够格的人会借机发表不该发表的东西。16世纪初，伊拉斯谟抱怨说印刷商“给世界塞满了愚蠢、无知、恶意、诽谤、疯狂、亵渎和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书籍；在这股浊流中，即使原来能够为善的东西也失去了它们所有的善”。更有甚者，这些“成堆的新书”对“做学问有害”，因为它们引诱读者不再研读经典著作，而伊拉斯谟认为，经典著作才是应当认真研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