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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并不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能够使观众大脑中控制恐惧和焦虑的杏仁核活动和他的影片节奏保持一致。当哈森给被试看希区柯克在1961年的作品《断魂枪声》（Bang！You’re Dead）时，哈森发现，观众们有65%的大脑活跃区域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就是，希区柯克的影像和故事对观众的前额叶刺激是持续的、可预测的，就像把他们自己放在火上烤一样容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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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中，观众有同感的部分占的比重显然少了很多：仅占18%。最低的观众仅有5%，哈森选取的是段一分钟的视频，内容为一些人随意地在华盛顿广场上漫步。这就是研究人员所说的“非结构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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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能完全证明希区柯克是一个杰出的导演。”哈森说。这意味着无论他在屏幕上放映什么作品，都会挑动观众的神经，可以感动不同层次的观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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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意图很明确。想象在观看电影试映片时，有人要求你必须填写完一份调查才能离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磁极可以揭露你的大脑对电影的真实反映。再一次强调，这种做法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艺术的构成，预测结果产生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明亮的噪点和光线比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克莱默夫妇》（Kramer vs.Kramer）比《蠢蛋搞怪秀2》（Jackass Number Two）更优秀，但作为一个原始的魔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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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新科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要让影像有价值的话必须让它讲述一则故事。哈森的一些最重要研究表明，这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想法，也是大脑构造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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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有一次选取了三组实验对象，给他们播放了经典默片《城市之光》中的一段10秒钟片段，在画面中卓别林将一个倒霉的同伴推入了游泳池。第一组实验对象只观看了一个持续150毫秒的镜头——水花溅起的瞬间。第二组看到的则是1000毫秒的片段，可以看见有人推其同伴的动作和水花溅起。最后一组看见的是7000毫秒的影像，可以看到卓别林推其同伴的完整戏剧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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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观看最长片段的那组被试大脑活跃度最高，其他组被试的大脑活跃度随着观看时间的减短在降低。第一组仅看了电影的几帧，可以预测它们的大脑活跃度平平。然而当给每一组都展示完全相同的影像时，只有可以自动理解故事内容的人才能产生神经元反应。“大脑对无意义的数据没有反应。”哈森评论道。但是如果结合叙述、文字或情节，观众理解了影像，就会产生很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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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神经电影学”究竟有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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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有句老话：“没人知晓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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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哪一种叙事方式能吸引大批观众，也没有人知道一部看上去会火的电影，在播出后是否会票房低迷。成功的《阿凡达》背后，一定有一部不成功的《伊斯达》（Ishtar）。这两部电影的制片、导演以及团队中的其他人在拍摄前都志在制作一部商业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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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制作人一直在摸索和猜测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创造最佳的观影效果。预测未来的唯一依据来自过去，这也是当时如此流行拍续集的主要原因。电影制作人认为，如果你喜欢《赛车总动员》，那你可能就会花钱看《赛车总动员2》。究竟《洛奇4》（Rocky IV）能否给社会带来益处尚存争议，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制作了第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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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神经电影学所赐，下一步可能就是根据观众内心的精神需求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故事。只有较少几家公司在研究这个投机性很强的领域，其中一家就坐落于工业园区内的低层小楼里，距离圣迭戈外的米拉玛机场不远。该公司的正门隔着铁丝网与一个马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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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拜访了头脑符号神经营销公司（MindSign，以下简称“头脑符号”），而且见到了其28岁的合伙人菲利普·卡尔森（Philip Carlsen），他笑容温和，有着小麦色的皮肤。他先问我有没有戴心脏起搏器，因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可能会影响起搏器工作。我向他保证，除了我兜里的钥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其他金属制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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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试室时，他说我应把手机和信用卡放在外面，因为室内的强磁场一直处在开启状态，可能会导致手机和信用卡消磁。这让我开始想象，手机里所有的程序代码一点点从手机里飞出来，被可怕的磁铁怪兽吸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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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说，西门子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价值200万美元，而且“头脑符号”是“全美唯一一个私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这个奇特的仪器与我以前在医院里看见的磁共振成像仪只有一个不同点：它有一个周围镶满镜子的盒子，边长为10～15厘米，与下方观察对象所枕的塑料架连接。房间一端的墙上有块隔板，放了一台投影仪，可将图片投射到另一端的墙上，再投射到镜子中，方便观察对象观看。而仪器是用来记录大脑内部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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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卡尔森与大卫·哈伯德医生（David Hubbard）及戴文·哈伯德（Devin Hubbard）一同成立了“头脑符号”，他们招聘员工时并没有将医学知识作为硬性要求。成立“头脑符号”之前，卡尔森就读于布鲁克斯摄影学院（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作为一个电影新手他十分努力，曾与制作人劳伦斯·本德尔（Lawrence Bender）发掘不知名的电影，后又就职于梦工厂的电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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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唯一一个有医学经验的合伙人是大卫·哈伯德，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在1969年退学了，后来相继在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过，并获得了康涅狄格大学的医学学位。他赚的钱大多来自他设计（并申请专利）的一种可治疗背部肌肉紧张的药。他也是一位冥想家，几年前他决定买一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用来研究冥想对大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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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台昂贵的仪器买回来后总是闲置着，大卫·哈伯德便邀请儿子戴文和卡尔森一起来研究，他们决定看看对于不同的电影预告片，大脑是如何反应的。当时，卡尔森想要到梦工厂市场部工作，他问公司同事，梦工厂在做观众调查时，都会列出哪些问题。卡尔森思考，为什么不能在观众观看电影预告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图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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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让一位被试（通常是他们自己）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为其播放广告或电影预告片，然后是好几秒的黑屏（作为参考基线和大脑反应基本模式）。他们监测了大脑两个主要区域的视觉激活程度，这两个区域分别为大脑正中前额叶皮层和我们所说的“布洛德25区”（Brodmann area 25），后者负责控制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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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监测方法是他们许多研究的基础。“头脑符号”又研究了快餐行业的20条广告，分析哪一个最能刺激大脑饥饿区。结果表明，快餐品牌“盒子里的杰克”（Jack in the Box）的一条广告最能激活被试的大脑。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品牌的快餐店人满为患的状况是否与这条广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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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符号”的大多数被试都是他们通过在网站上发布招聘广告找到的，每位被试可获得30美元的报酬。卡尔森希望我也能够加入实验，让我一边看电影片段，一边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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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拒绝这一提议，几个月后我再一次登门拜访。卡尔森带我换上无菌服后走进了仪器室，那个仪器就像科幻片中的一样。他让我躺下，把我的头固定在一个稳定的装置上，然后戴上了一个头盔，在我眼前有一个屏幕。任何经历过磁共振扫描的人都会告诉你，整个过程会产生幽闭恐惧感，而且我必须躺着一动不动。仪器开启后会轰隆隆地响，我试着忽略噪声，专注于眼前的电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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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史蒂文！”扬声器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卡尔森隔着玻璃墙跟我说，“我正在看你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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