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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现在参加任何行业的会议，都会看到人们利用PowerPoint所做的展示。随着视频制作和剪辑工具的兴起，这样的展示会在复杂程度和利用动态影像方面继续有所发展。在动态影像的世界中，仅凭重点提要和巧妙的图片是不够的。要求已经提高，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人将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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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PowerPoint自身却并非答案，它只能为人们的展示提供结构基础。从影响上看，PowerPoint是中性的，它既可能创造出糟糕的展示，也能创造出卓越的展示。视觉素养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这一强大软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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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PowerPoint在文稿演示领域中仍然占据霸主地位，一些专业人士正在更多地依靠互联网传递视觉信息。生物学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只有纸质期刊或讲述研究方法的会议，他们现在可以参考在线的《可视化实验期刊》（JoVE）亲眼目睹实际的生命科学实验。而它只是提供视频展示论文和研究实况的网站之一。有能力运用这种展示模式的科学家毫无疑问会在吸引关注时更胜一筹，也能在自身的领域中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帮助。这一模式将会为公司、实验室和学术机构带来一定的价值，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中都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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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170488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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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打官司的新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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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非常依赖于说服力的职业，现在律师使用视觉媒介进行展示越来越能够对案件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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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领域，一个由来已久、利润丰厚的副业是制作大型且吸引眼球的展示板，人们称其为“信息板”，用于为陪审团讲述复杂的故事。这些信息板通常包含证据图片。聪明的律师知道如何将它们变得简单直白、有说服力，而永远不会让人过于急躁或令人迷惑。律师和大学教授一样，利用信息板“引导”法官和陪审团在案件中理解己方的观点。但如今，新一代的律师认识到了数码动态影像的价值，他们利用这种新的技术总结观点、赢得讼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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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辩论领域，没有人比尼尔·费根森（Neal Feigenson）更加推崇这一前沿技术了。费根森是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法学教授和耶鲁大学心理系的助理研究员。费根森与克里斯蒂娜·施皮塞尔（Christina Spiesel）一起，于2009年合著了《屏幕上的法律》（Law on Display）一书，该书探索了在法庭上利用多媒体演示的前景与由此产生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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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律师并不习惯利用视觉方式表达观点，”费根森说，“如果对手利用视觉媒体陈述观点，他们通常会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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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理由让我们对此畏惧，因为视觉展示甚至比《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律师阿蒂克斯·芬奇的雄辩更具说服力、更加发自肺腑。视觉展示可传达语言无法表达的知识。当检方在凶杀案审判中发放尸体解剖图片或者犯罪现场图片时，通常嫌犯的辩护律师都会提出反对，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怕的照片通常令人震惊，也发人深省，会让陪审团意识到犯罪的残忍和死者的人权。这些图片会在他们心目中奠定为死者复仇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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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根森说，在法庭上，律师会与两种视觉媒介打交道。一是实际证据，即犯罪现场照片、监控录像等。这些证据必须以原始状态成为呈堂证供，不能经律师或警方改动。二是视觉媒介，用来表达目的。例如，展示案件理论的视频，或者列出一系列便于理解事实的PowerPoint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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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视觉媒介应用的里程碑式案件是，被沸沸扬扬地报道的肯尼迪总统表弟迈克尔·斯卡克尔（Michael Skakel）案。斯卡克尔因谋害15岁的邻居玛莎·莫克斯利（Martha Moxley）面临指控，凶案发生后过了25年斯卡克尔才被捕入狱。案件过去很久了，事实也存在疑问，但是检方还是决定赢得这个世人瞩目的案子。检方下定决心将已经大腹便便的中年父亲斯卡克尔送入监狱，他们雇用了一位电脑顾问，制作了一张包含全套视觉证据的数码CD，里面包括犯罪现场照片，CD可以在法庭的屏幕上放映观看。他们的展示就像视频游戏一样精彩，投射了一种信心，让人们相信国家的确保护着自己的人民。证人利用激光笔点出他们的证词，在总结驳论陈词中，主检察官带领陪审团观赏了斯卡克尔在犯罪第二天清晨的所作所为，与斯卡克尔自己的声音和莫克斯利微笑的照片混在一起，然后出现了她的尸体。对斯卡克尔进行致命一击的是残忍的犯罪现场照片以及斯卡克尔在死者的母亲询问他死者在哪里时，他明显很“慌张”。这算不上是认罪，但是声音和图像联系在一起让陪审团激起了强烈的情感，他们认定斯卡克尔就是凶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陪审员被卷入了电视直播的法庭戏剧和电影之中，人们认为这些戏剧性的“认罪”和证据很常见，虽然实际生活中不总是存在这样情节紧凑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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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媒体展示让检方能够混合历史事实和叙述事实，给陪审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即由证据串联起来的真实事件借助于多媒体展示变成了一个情节连贯、引人入胜的故事。”费根森和施皮塞尔说。斯卡克尔一案的结果让全美上下的律师惊诧不已，他们注意到了多媒体的叙事作用。在今天，这种叙事方式在律师界的应用相当广泛，他们都喜欢上了讲述视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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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探讨过画面对爬虫脑产生的巨大作用，因此，这可能比任何总结陈词都更有效。视觉元素允许律师“兜售”故事，让人们自己进行推断，与百威销售啤酒或多力多滋贩卖薯片大同小异。喝啤酒并不能保证你会和广告中的模特共度良宵，但是这种思想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我们创造了许多方式来利用可以操控的事实以证明我们的选择。正如费根森所说：“你可以不费唇舌而隐晦地表达出观点。你说出来也没有问题，但是让观众自己探索出来会有更强大的效果。”这是几代电影人早就了然于心的操控效应，但是律师们现在才开始学习如何掌握这种技能，现在尤为如此，因为某些法官已经允许律师使用电脑软件来演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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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根森和施皮塞尔写道：“动画重新以抽象的形式创造了现实，因此这种形式也是因模仿产生的，进而阐明案件的相关信息，省略掩盖真相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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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律师的必要条件是能够清晰连贯地说明证据，因为电脑动画能帮助平均教育水平的陪审团理解复杂的税收法条或DNA模型，所以具备一定的视觉素养极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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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法庭上，图片的真实性比辩护更重要——在几百万美元或者一个人的自由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改动证据面临的惩罚可能不只是公众的谴责，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那么“查明真相”和破坏事实证据之间的界限应该如何定义呢？费根森说，这一界限永远不会清晰，律师必须注意保持数字证据的原始性，同时也要积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是数字文本时代必不可少的另一种高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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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案例是，2001年阿尔弗雷德·斯温顿（Alfred Swinton）在康涅狄格州因谋杀而获罪。遇害者的尸体在一个雪堆中被发现，唯一的实物证据是被害人胸口上有一块被咬过的痕迹。警方为斯温顿的牙齿取模——他出于某种原因也同意了，之后警方发现牙模与尸体上的牙齿印吻合。斯温顿接受审判时，检方利用了放大的电脑加强技术，展示他的牙齿如何能与死者尸体上的牙印匹配。检方使用类似Photoshop的软件放大了图片，清晰地展现在陪审团面前。有些人可能会说，利用叙述性的图画讲述故事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而被告方认为这是对事实的扭曲，并提出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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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审讯中，检方找来了一位专家证人向法官说明，电脑软件如何放大了图片，但是并没有改变这张牙齿印图片的本质这一事实。你也可以说，在法庭上为图片而辩护也是另一场以影像为基础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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