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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威廉斯说，“就是让演员知道他们在工作时应该做什么。首先就是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并让其一直不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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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也看了外向的安东尼与内向的小男孩伊莱亚排演这段简单对话时的场景。他们两人的演出剧本不太像《纽约客》的故事风格，而更像《哥们，我的车在哪》（Dude, Where’s My Car）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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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哪儿？”安东尼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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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没关系！”伊莱亚应该要反驳回去，带着一种骂街的感觉，但他在镜头前面感到局促不安，有些紧张。在第一次拍摄时，他平淡地说着台词，导演要求再来一条。威廉斯给了他们一些温柔的指导。第二条仍然失败了。威廉斯告诉导演，伊莱亚在镜头中看着工作人员而不是安东尼，安东尼的方向才是他说话时应该看的方向。所以还需要再拍另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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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检查。”助理导演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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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准备。”又有人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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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导演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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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尝试中，即使伊莱亚的眼神仍然前后游移，但他令人满意地念完了台词。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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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朝伊莱亚走去，和他击掌碰拳庆祝。“感觉怎么样？”威廉斯问，伊莱亚腼腆地咧嘴笑了，显然他还在经历着青春期前的腼腆。但是在那间房间里，他在努力为自己的同伴表演，没有人会嘲笑他。他是团队的一员，团队的成功既离不开众人的努力，也离不开伊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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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几个月中，学生写剧本、下命令、接受命令、学习使用摄像机，以及整合从项目中得到的收获时，威廉斯说：“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夏日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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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想这句话：“我认为动态影像必然会变革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几年之后就会大规模甚至完全代替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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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它正是摄像机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在1922年时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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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要说，”爱迪生说，“我们使用当今的教科书所取得的教育效果平均来看恐怕只有2%。在我看来，未来的教育将会通过动态影像的方式进行……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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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是一名卓越的发明家，当然他也是这一创新科技坚定的拥护者。他这样预测的确有利可图，但是他的话是不该被忽略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在工厂重新更换装备提高生产力时，学校也在寻找新的教学技术。动态影像是展示社会历史和世界的认可度最高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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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15年D.W.格里菲斯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该电影是在南北战争和林肯暗杀之后的50年后上映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白宫放映了这一影片，并说：“这像用闪电书写历史，唯一令我遗憾的是，里面说的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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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是格里菲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ion）为了电影宣传效果加工了这句话，但这句话也突出了美国首部历史片的纪实效果。从很多方面看，这部电影都是后来所有的叙事电影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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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走近教室去看看电影教学，便会发现现实与爱迪生所倡导的相去甚远。在人们得意于革命性地变革教育方式时，许多批评家在听到将新的工具和科技引进课堂时，对其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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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0年，电影诞生才不过几年，教育改革者和企业家便试图用电影来教育学生，乔治·克莱恩（George Kleine）出版了厚达336面的《教育性电影目录》（Catalogue of Educational Motion Pictures），为学校提供了上千部影片的名单。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1913年，爱迪生在《戏剧之镜》（Dramatic Mirror）中写道：“书籍很快就会在学校里被淘汰。学生们很快就会由其双眼来指引着学习。电影很可能将带领人们探索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1917年，芝加哥的学校联合创立了一个视觉教育机构，到1931年，美国有25个州都在教育部门下设立了视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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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显然电影还未能在课堂上寻得一席之地，更别提变革基本的教学方式了。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在报告中指出了目前在视觉教育方面我们面对的困难：老师缺乏使用设备和拍摄影片的技能；电影制作、购买和维护设备的成本太大；在需要设备的时候却借不到；并且还需要找到适合某一课程内容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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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忽略了一点，即电影不仅可以用来指导教学，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语言，需要在课堂上根据特定情境进行理解和评估。好莱坞电影的剪辑师们不希望让我们看出其电影的架构。电影能够很好地补充传统形式的历史和科学授课，但远未能变革课堂，因为老师不能帮助同学们批判性地阅读这些文本，进而让同学们自己制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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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教授“屏幕少年们”电影语言正变得越来越容易。他们一直都习惯了影像，不仅因为他们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也因为从小学起他们就开始自己制作视频短片，彼此发送图片。他们一点儿也不惧怕数字影像工具——事实上，他们连想都不会多想就接受了这一工具。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这些“数字原住民”在面对科技时，并不像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我们看到黑白电视时那么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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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凭直觉就能推断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会在课堂上大量使用信息技术，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当然也会利用科技。”戴安娜和詹姆斯·欧布里哲（James Oblinger）在《网络一代的教育》（Educating the Net Generation）一书中写道。如果你问学生他们到底使用了哪些技术，他们通常会直直地盯着你不知道说什么。iPod、摄像机和视频处理软件只是他们用来消遣的对象，真正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工具所制作的视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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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一次回到了“设备并不重要”的话题上，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些来学习。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重要的是，教会普通人通过这些“设备”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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