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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不该如此贫乏。比班·基德龙（Beeban Kidron）是电影《BJ单身日记：理性边缘》（Bridget Jones：The Edge of Reason）的导演。在2008年，她参与创立了一个慈善电影俱乐部，为全英国的学校捐赠影片，鼓励孩子们批判性地看待视频材料和他们的作业。她的想法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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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德龙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认为故事本身，以及讲故事的方法是人们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在看电影、提问题和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世界最终将会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虽然这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有确定的证据证明孩子们会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常去电影院是因为觉得电影可以带给自己自信。之前有孩子每天都不喜欢上学，但后来他们会说‘我开始有点儿喜欢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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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德龙在公共学校谈电影制作技巧时说，制作影像并不能拯救民主或者创造一个知识的天堂，但它会带领我们走得更远。电影制作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乐趣，无论我们是否想让这种局面出现，视频都会成为21世纪越来越重要的发声渠道。我们不妨现在就开始学习它，先从简单的方式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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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其实并不是问题。虽然我听过对于他们最坏的描述有：懒惰、不能胜任教学、应变反应慢、呆滞死板，甚至更轻蔑的说法都有。但是教师们只是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公共学校的老师值得敬重，经受过训练，在特定的体制内工作，负责定向的输出，但像机器一样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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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内容受到严格限制的现实状况下，关于如何教学，如何评估教学质量（以及教师）等问题，教师们根本就没有空间来想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们需要用到哪些技巧。我们不能瓦解整台机器，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改编程序，以便有更好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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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和传媒艺术实验室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教学首先应从故事本身入手。我们对世界的核心体验就是输入连贯的故事——我们每秒钟都在做。学校则无视该问题的存在。当通信技术开始变得更普及，学校并没有跟上节奏。2006年年末，《时代周刊》在教育板块刊登了一则报道提出“如何带学校走出20世纪”，报道从教室的演进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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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家们彼此交流着一则广泛流传的黑色笑话：话说瑞普·温克尔（Rip Van Winkle）一打盹就打了一百年，睁眼醒来时已在21世纪，目睹世间万象，茫然不明所以。但见男男女女行色匆匆，对着挂在耳朵上的金属小玩意儿自言自语。年轻人在家坐卧在沙发上，把电子屏幕上游戏里的微型运动健将移来挪去。上了年纪的人则在胸腔里安上了心脏起搏器，装上了人工髋关节，抗拒死亡与瘫痪。机场、医院、购物广场——连温克尔所到之处，无不令其困惑。但等他末了踏进一间教室，这老头儿立马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这是学校，”他郑重说道，“早在1906年，我们就有这些黑板。只不过现在的黑板已经变成绿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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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者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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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校倒也并非完全停滞不前，但是与其他生活领域的变化步伐相比，我们的公立学校往往给人以落伍之感。孩子们一日的生活与他们曾祖父母们的基本一样：排排坐，听老师讲课，潦潦草草地记笔记，读着印刷时就已经过时了的课本。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把学校里的天地与外面的世界分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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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过于简单了。学校并没有在外观上或者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只是在技术方面做了许多改进，但是成效甚微，因为“创新”的概念很容易蒙骗学校董事会，并且一些特定的机器因为价格原因很快就会被淘汰。纳税人的钱都用来买电脑，但是几年后就会被淘汰，因为软件受到限制，维护上也会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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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积极争取学校作为客源，有时还会赠给学校免费的电脑，希望教师养成使用电脑的习惯，大额订单会出现——事实证明的确出现了。到1995年，大约有56%的教学电脑都是从苹果公司购买的，新一代的小孩子开始使用苹果公司的软件来学习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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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熟知技术本身，了解技术导致的“思想可能性”也非常重要。无论程序如何操作，电子邮件、电子数据表、网站、幻灯片制作等都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个人电脑也可以做得很好，硬件本身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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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教育当然不是关于“素材”方面的。如果我们的老师花了太长时间来教学生摄像机的型号分类，或者如何使用一个特定品牌的视频软件，这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他们需要做的是用有趣的故事教授给学生们基础知识，这在其日后编写剧本、拍摄影片时会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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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创新将会继续像流水线生产一样持续不断，以每半年翻新一次的速度流入市场。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学校里用的工具可能就已经过时了。而创造性地、富有洞见地利用这一技术的才能永不过时。这就让我们回到了经常被误解的美国公共教育的根本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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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49年，当学生们就“对话与写作”的历史问题进行辩论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正确与否，正义与否的问题会随着时间自然显现。”富兰克林坚持认为学生应当阅读报纸，讨论当下的争议事件，然后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和理论。乔治·华盛顿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说中提到了正义的公民，也提到了富兰克林的说法。他强调：“发展针对大众的知识传播机构是最重要的目标。政府组织赋予社会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相当重要。”如果他今天做这个演讲的话，这个演讲就会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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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美国刚刚建立不过3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建立了公共教育体系，尽管语言有些冗长，但他的表述却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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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给每个公民他们所需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开拓自己的事业，让人们自己有所规划；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保留自己的观点，能够看懂自己的合同和银行账户，能够通过阅读提高道德水平；去理解对自己、对邻居、对国家的责任，了解自己的权利，按照法律行事，坚守自己的原则；去慎重地选择投资委托人，尽职做事；总的来说就是，要去用智慧和真诚维护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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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没有任何一个事物的单独的特性能够与视觉表达和用数字设备表达脱离关系。对于启蒙时代的人来说，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学生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目标至今仍须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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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媒介创新》（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作者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认为政府的任务有以下三点：重视印刷媒介的自由、邮局应有所创新、提升人们的读写能力。这三点确保了美国在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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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独立战争结束的半个世纪之后，贺拉斯·曼（Horace Mann）出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会长，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住在新英格兰地区，当时那里还是清教徒的地盘，他相信培养道德品质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也开始关注阅读理解和自我表达的问题。在1839年的年度报告中曼写道：“如果最杰出的作家在讨论伟大的主题前都有查阅书籍的欲望，那么要求孩子们写作文时却不给他们提供材料参考，这是非常荒谬的，不仅因为这些材料主宰了精要的和恰当的措辞以修饰其思想感受，还因为他们掌握了即使最优秀的作家也无法比拟的原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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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曼在表达上更强调原创而非死记硬背。拿出一支笔在纸上写字是一种机械的行为，人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熟练掌握。但是如何交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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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会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或者应当生活在一个由专业作家掌控的社会中。思想的表达应该是清晰利落的，这是我们工作和经营事业的核心能力。你能想象一个医生不会写病历吗？你能想象一个律师不会写诉讼书吗？你能想象一个电工读不懂设备说明书吗？这还仅仅是他们专业范围内的事物，若没有这些技巧，他们也无法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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