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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校倒也并非完全停滞不前，但是与其他生活领域的变化步伐相比，我们的公立学校往往给人以落伍之感。孩子们一日的生活与他们曾祖父母们的基本一样：排排坐，听老师讲课，潦潦草草地记笔记，读着印刷时就已经过时了的课本。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把学校里的天地与外面的世界分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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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过于简单了。学校并没有在外观上或者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只是在技术方面做了许多改进，但是成效甚微，因为“创新”的概念很容易蒙骗学校董事会，并且一些特定的机器因为价格原因很快就会被淘汰。纳税人的钱都用来买电脑，但是几年后就会被淘汰，因为软件受到限制，维护上也会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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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积极争取学校作为客源，有时还会赠给学校免费的电脑，希望教师养成使用电脑的习惯，大额订单会出现——事实证明的确出现了。到1995年，大约有56%的教学电脑都是从苹果公司购买的，新一代的小孩子开始使用苹果公司的软件来学习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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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熟知技术本身，了解技术导致的“思想可能性”也非常重要。无论程序如何操作，电子邮件、电子数据表、网站、幻灯片制作等都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个人电脑也可以做得很好，硬件本身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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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教育当然不是关于“素材”方面的。如果我们的老师花了太长时间来教学生摄像机的型号分类，或者如何使用一个特定品牌的视频软件，这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他们需要做的是用有趣的故事教授给学生们基础知识，这在其日后编写剧本、拍摄影片时会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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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创新将会继续像流水线生产一样持续不断，以每半年翻新一次的速度流入市场。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学校里用的工具可能就已经过时了。而创造性地、富有洞见地利用这一技术的才能永不过时。这就让我们回到了经常被误解的美国公共教育的根本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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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49年，当学生们就“对话与写作”的历史问题进行辩论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正确与否，正义与否的问题会随着时间自然显现。”富兰克林坚持认为学生应当阅读报纸，讨论当下的争议事件，然后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和理论。乔治·华盛顿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说中提到了正义的公民，也提到了富兰克林的说法。他强调：“发展针对大众的知识传播机构是最重要的目标。政府组织赋予社会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相当重要。”如果他今天做这个演讲的话，这个演讲就会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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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美国刚刚建立不过3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建立了公共教育体系，尽管语言有些冗长，但他的表述却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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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给每个公民他们所需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开拓自己的事业，让人们自己有所规划；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保留自己的观点，能够看懂自己的合同和银行账户，能够通过阅读提高道德水平；去理解对自己、对邻居、对国家的责任，了解自己的权利，按照法律行事，坚守自己的原则；去慎重地选择投资委托人，尽职做事；总的来说就是，要去用智慧和真诚维护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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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没有任何一个事物的单独的特性能够与视觉表达和用数字设备表达脱离关系。对于启蒙时代的人来说，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学生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目标至今仍须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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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媒介创新》（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作者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认为政府的任务有以下三点：重视印刷媒介的自由、邮局应有所创新、提升人们的读写能力。这三点确保了美国在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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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独立战争结束的半个世纪之后，贺拉斯·曼（Horace Mann）出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会长，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住在新英格兰地区，当时那里还是清教徒的地盘，他相信培养道德品质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也开始关注阅读理解和自我表达的问题。在1839年的年度报告中曼写道：“如果最杰出的作家在讨论伟大的主题前都有查阅书籍的欲望，那么要求孩子们写作文时却不给他们提供材料参考，这是非常荒谬的，不仅因为这些材料主宰了精要的和恰当的措辞以修饰其思想感受，还因为他们掌握了即使最优秀的作家也无法比拟的原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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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曼在表达上更强调原创而非死记硬背。拿出一支笔在纸上写字是一种机械的行为，人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熟练掌握。但是如何交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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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会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或者应当生活在一个由专业作家掌控的社会中。思想的表达应该是清晰利落的，这是我们工作和经营事业的核心能力。你能想象一个医生不会写病历吗？你能想象一个律师不会写诉讼书吗？你能想象一个电工读不懂设备说明书吗？这还仅仅是他们专业范围内的事物，若没有这些技巧，他们也无法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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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170488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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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另一个范例：霍夫曼和他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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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前一个11月的早上，佛蒙特州伯灵顿市弗雷德里克·塔特尔（Frederick H.Tuttle）中学的老师杰·霍夫曼（Jay Hoffman）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因为那天是选举日，所以他打算顺路去当地的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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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名老师走进投票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一名学生给他打来的，学生急切地问他：“霍夫曼先生，您什么时候到学校给我们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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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上七点钟一群学生就已经聚集在教室门口了，霍夫曼在电话里告诉学生们先冷静下来，因为他正在投票，一个小时后他会到学校，而学校也是一个小时后才开始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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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夫曼按照约定在一个小时后到达学校时，他发现教室里的灯已经亮了，在学校还没开始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已经找到了进入教室的办法。学生们说服霍夫曼要在他下班之后保证学生们继续使用教室，甚至是在午饭时间。他对学生们说，不上课的时候不能随便进入教室，但是学生们还是会出现。那日，在学生们被霍夫曼拒绝之后，他们在走廊里一直徘徊，直到遇见了清洁工并说服其打开了教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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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力量激励这些学生找到方法闯入教室开始学习的？这听起来似乎是家长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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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其他学校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这些学校都将影视教学纳入了课堂，教师们非常明智。特塔尔中学的学生们当时正在为自己的新闻节目“新生代的选择”的选举日报道努力着。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学生们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此后，学校里的清洁工一直再次期待满足学生们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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