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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No.1 没有归属的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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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米勒，她在过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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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幸或不幸，李·米勒的一生都将以其惊世骇俗之美而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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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摄影展“李·米勒的艺术”，年初搬到了美国。费城美术馆正在展出，4月后由旧金山MoMa接棒，随后再转法国巴黎。对一个去世多年的摄影家，世界级博物馆给以如此隆重的巡展礼遇并不多见，好像只在爱德华·斯泰肯这样的大师身上有过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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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李·米勒（Lee Miller）的作品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去毕加索博物馆采访，那里正好推出主题展“李·米勒：生活中的毕加索”。都是黑白照片，毕加索玩谑、平和，对镜头毫无设防，就算不看文字介绍，也能知道镜头后面那个美国女摄影师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关于米勒，传说很多，有位美国艺术评论家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大意是：男人们反复谈论超现实主义，唯有米勒，她在过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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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早期麻雀变凤凰的经历，像极了好莱坞电影滥用的那种桥段，但米勒多次向朋友们发誓赌咒说，那都是真的。1926年某一天，纽约女孩米勒横穿马路，为了躲闪汽车，不慎跌倒在路边一位男士怀里，而此人正是《Vogue》的创办人贡德·纳斯特（Conde Nast）。纳斯特看这个一头浅金色短发的女孩顺眼，签下她做了《Vogue》模特。初入行，为她拍照的摄影师就是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乔治·汉宁金－胡恩（George Hoyningen-Huene）、霍斯特（Horst P. Horst）这等人物，真是想不走红都难。1928年Kolex用她拍了广告，此大牌第一次找活人上镜，她的身价马上就上了好几个台阶，进入20年代名模行列。米勒生性不肯受拘束，对摄影机前的生活很快心生厌倦，她不愿做任人摆布的模特了，对斯泰肯表达了想学摄影的愿望，一向偏爱她的斯泰肯便慷慨地写了张字条，荐她去巴黎找自己的好友曼·雷。闯荡巴黎那几年，米勒的通行证就是她生气勃勃的美貌，一艺术经纪人说，有次见她顶一头淡金色短发，随随便便走在大街上，那真是美得闪闪发光，让人睁不开眼睛。1929年，当米勒走到曼·雷面前，声称从不收学生的大师曼·雷就立刻忘掉了自己的规矩。米勒成了助手、模特和情人，而那个在蒙帕纳斯人见人爱的“缪斯”KiKi，做曼·雷的模特和情人多年，米勒一来，也只好让位给她。米勒原名“伊丽莎白”，到巴黎后她改成了中性化的“李”（Lee）。在男人一统天下的摄影界，米勒决心不计代价，也笃定胜算就在不久的将来。很快米勒就向曼·雷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后来被作为曼·雷的发明而影响整个20世纪摄影史的“中途曝光法”，实际上是米勒和他一起尝试成功的，甚至有人说，那其实是米勒的偶然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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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女人”到“超现实主义女人”，米勒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帮她完成这个质变的除了曼·雷，还有法国诗人科克托。1930年，米勒随曼·雷去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俱乐部“屋顶上的公牛”，遇见了科克托，他当时正筹拍电影《诗人之血》，叫嚷着要朋友们推荐美女扮演雕像“断臂维纳斯”，坐在曼·雷身边的米勒说：我可以。米勒一生就拍了这么一部电影，但科克托用这部电影让她变成了超现实主义永恒的女神。很快她和科克托、艾吕雅以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成员都有了纠缠不清的关系，曼·雷嫉妒得发昏，两人感情开始恶化。对于米勒在和男人交往上的随心所欲，有传记作家归结于童年创伤。米勒在7岁时曾遭到父亲的朋友对她性侵犯。为了让她不因为这件事情留下阴影，事后家里请医生给米勒做心理辅导，医生告诉她：在性和爱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影响了她一生的情感模式。1932年米勒回到纽约成立自己的摄影室，她和曼·雷不再是情人和合作伙伴，但终生都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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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成了纽约一流的摄影师，卓别林、玛黛莉这些大明星都很愿意站在她的镜头前面，摆出她要的样子。但时尚和人像摄影不是米勒的精神归宿，米勒最与众不同的一种人生要在几年后才会开始，中间这些只是幕间休息。1934年，正当米勒在时尚和人像摄影界接近鼎盛的时候，她决定再次离开。她嫁了一个会说法语的埃及富商，追随他去了开罗。但让她激动的异域风情也迅速失去吸引力，在埃及三年，她几乎没拍什么作品。1937年，米勒独自去巴黎旅行，结识了英国艺术家、收藏家罗兰·潘罗斯（Roland Penrose）。为了米勒，潘罗斯离开了法国妻子、超现实主义女诗人瓦伦蒂娜，1939年米勒也离婚，追随潘罗斯去了伦敦。“二战”爆发那天他们正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没多久伦敦就处在希特勒的闪电空袭之下。米勒对战争毫不惧怕，相反她找到了自己最向往的位置：战地记者。米勒开始为《Vogue》伦敦站工作，源源不断地向纽约总部发回大轰炸的照片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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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人此时也出现了，他就是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名记者大卫·谢尔曼。她在潘罗斯、谢尔曼之间，长时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谢尔曼在外貌上毫无可取之处，难比出身银行世家、有绅士风度的潘罗斯，但米勒被谢尔曼身上坚定和勇敢无畏的英雄气质强烈吸引。英国军队不接受女记者随军，在谢尔曼的帮助下，米勒得到美军战地记者身份，随部队进入欧洲战场。从1942到1945年，她是“二战”期间唯一的战地女记者，为《Vogue》报道了圣·马洛围困、阿尔萨斯战役、诺曼底登陆和巴黎解放，最后跟随美军打进德国境内，攻占慕尼黑，解放达豪集中营。米勒在达豪拍摄的那些照片，是对德国纳粹种族灭绝最早的目击证据之一，经《Vogue》发表后震撼全世界。除了照片，米勒还用电报发回文字报道，告诉读者：相信我，都是真的。因为她的工作，一本时尚杂志首次和残酷的战争现实对接。米勒觉得很满意，因为在战争面前她所厌恶的性别差异消失了，没人在意她的长相和身材，她的身份只有一个——摄影师。米勒跟着谢尔曼进入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秘密住所，这个总是突发奇想的女人走进浴室后，迅速脱掉军服和军靴，躺进希特勒的浴缸，洗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澡。谢尔曼的镜头记录了这个历史画面，成为最有名的“二战”影像之一，米勒的名字也随这张照片传播开。解放巴黎那天，米勒去看老朋友毕加索和科克托。当她走进画室，毕加索大叫：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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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晚年的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在回忆录中曾说，和毕加索在一起的女人，都得像圣女贞德一样从早到晚身披盔甲，“为了证明你的力量，你得一天24小时，全力以赴”。米勒正是毕加索欣赏的那种拥有力量的女人，不断从原有生活中出走，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所以当那些情人一个个从毕加索身边消失，朋友米勒始终还在毕加索的生活中。有人写过一本《毕加索和他的女人们》，米勒的名字和玛拉、弗朗索瓦丝、杰奎琳等人一起在书中出现了。毕加索为她画过6幅肖像，两人保持了30多年的亲密交往，却并非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情人。毕加索为她画像是在1937年，那时候米勒在巴黎邂逅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潘罗斯，并决定和埃及富商离婚。米勒、潘罗斯和诗人艾吕雅夫妇一起到法国蓝色海岸附近的小镇Mougin拜访毕加索和玛拉，他们每天厮混，6幅肖像就是那段时间画的，其中一幅还被潘罗斯买下收藏。米勒也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拍了毕加索的大量生活照，在画室工作，和朋友吃饭、交谈，日光浴和野餐，那是全然不同的毕加索。2007年6月，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举办展览，这些生活照便是其中的主体部分。50年代中期米勒决定退出摄影界，最后一批摄影作品仍然是拍毕加索：1958年，她带儿子安东尼从英国到法国加利福尼亚谷，在毕加索的别墅小住了一段日子。这次旅行之后，她就基本没再离开过位于英国东萨西克斯郡的乡村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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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战争结束那一年，米勒已经陷入难以解释的心理困境。她找各种借口前往埃及继续战后报道，对潘罗斯要她回英国的电报假装从未收到。这样逃避到1946年，谢尔曼发给她一封极其简短的电报：“回家。”踌躇了将近两个星期，米勒终于回电：“好。”她回到伦敦，和潘罗斯一起到美国旅行，看望了马科斯·恩斯特、曼·雷等老朋友。1947年她生下儿子安东尼，同年和潘罗斯结婚，搬到乡村生活。从1950年定居农场到1977年因癌症去世，这30年里她为自己的人生提早拉上了幕布，在幕布后面只有酒精、麻醉药以及忧郁和暴怒。当战火平息，战争期间近距离面对过的残酷画面就开始纠缠她。最初米勒还试图用沉迷于厨艺来消解越来越低落的情绪，表面看来她似乎很享受主妇生活，毕加索、恩斯特、亨利·摩尔这些艺术家都是她家周末聚会的常客，灶台旁两块陶砖还是毕加索烧绘的作品。米勒喜欢做蓝色的意大利面条、粉红色的花椰菜沙拉，毕加索他们戏称她为“超现实主义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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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游戏都不能够救赎。美丽的女人都怕老去，米勒不一样，她的衰老过程被她刻意用战争和酒精加速了，迅猛而彻底，让那些见证过她美好的人绝望。她儿子安东尼回忆，从他懂事起，母亲在他印象中就只是一个酗酒的神经质女人，对生活充满了愤怒和对抗。当米勒在自闭中被外界逐渐遗忘，她的丈夫潘罗斯变得比从前更成功。他创办了英国现代艺术学院，对毕加索和恩斯特画作的私人收藏所达到的学术权威性无人能比，写了几本深受好评的毕加索传记。英国战后艺术家如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也进入他的收藏，他有了英国现代艺术之父的声誉。潘罗斯在欧洲大陆做各种艺术旅行，他不再关心米勒，或者下意识地要逃避米勒的酗酒和愤怒，但他还是没有离弃她，米勒最后死在潘罗斯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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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曾经完全不知道母亲做过什么，米勒从不提起，好像那是伤口不能触碰。米勒去世之后，安东尼和妻子清理阁楼，翻出几本战地采访笔记、上万张底片和500多张照片，他这才了解了关于母亲的一切，而且没有办法不对母亲的人生着迷。从发现战地笔记那天起，安东尼开始收集整理母亲散失的全部资料，几年后，他在农场建了一个“李·米勒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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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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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像皮亚芙的歌声一样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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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皮亚芙写传不需要费心编排，她早年的身世平铺下来就赚得到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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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届奥斯卡将最佳女主角的小金像颁给了法国女星玛丽昂·科蒂亚尔（Marion Cotillard），在法语地区之外，现在知道20世纪法语歌坛天后埃迪丝·皮亚芙（Edith Piaf）的人已经不多了。倒是皮亚芙40年代唱红的那首《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后来被多位巨星翻唱过，几代歌迷都听得耳熟。流传最多的翻唱版本，有美国黑人歌王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早期爵士版以及前几年日本歌星小野丽莎录制的最新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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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蒂亚尔赢得奥斯卡的《玫瑰人生》是一部皮亚芙的传记电影。对于法国人，皮亚芙早就超越了歌手身份，她的歌曲有点像埃菲尔铁塔或者卢浮宫，完全可以视为法国文化的代言。上世纪50年代末，“左岸”派导演阿兰·雷奈筹拍《广岛之恋》，他和杜拉斯讨论剧本改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自己对电影的设想，结果他告诉杜拉斯，“我要这部电影能像皮亚芙的歌声一样忧伤”。影片《玫瑰人生》的法文原名是《Mome》，这来自当年人们对皮亚芙的昵称——“Mome Piaf”，在俚语中意思是“小麻雀”。影片送好莱坞后，为吸引观众和评委，将英文名改成了《玫瑰人生》，毕竟大多数观众更熟悉这首歌曲而不是歌手本人。以皮亚芙一生的经历，还是影片的法文原名更能描述她身上那种“平民天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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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皮亚芙写传不需要费心编排，她早年的身世平铺下来就赚得到眼泪。皮亚芙出生在巴黎11区的“美丽城”（Belleville），那一带现在还是贫民窟，20世纪初说到“美丽城”则意味着流浪艺人、底层妓女和外来苦力。皮亚芙一家，父亲在街头杂耍，母亲卖唱维持生计。也许是为了增加传奇性，有人说她落生在街头，但根据皮亚芙自传《我的一生》，她出生在一家小医院里。皮亚芙几岁起跟着父母的戏班去外省卖艺，这种流浪生活持续了将近15年。1935年，皮亚芙在巴黎街头卖唱时碰到一个名叫路易·勒普雷的酒吧老板，他发现不到1.5米的瘦小女孩居然有令人迷醉的嗓音，马上和皮亚芙签约，让她到自己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高级酒吧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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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亚芙以后30年的人生中，在她生命中出现的男人大致就是这两类：像勒普雷，因为爱她而改变了她的命运，之后死心塌地出场的还有名士雷蒙·阿索（Raymond Asso）、诗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戏剧名人保罗·莫里斯（Paul Meurisse）。另一类男人则是她的“作品”，因为被她爱上而命运改观，比如后来成为国际巨星的伊夫·蒙当（Yves Montand），法国爵士乐之王查尔斯·阿兹纳乌尔（Charles Aznavour）。1936年勒普雷为皮亚芙录完第一张唱片《乡下姑娘》，没多久就在家中被人谋杀，原因不明。和他关系密切的皮亚芙受到警方传讯，陷入小报流言，但很快便有对她倾慕已久的名士雷蒙·阿索出来救美。和阿索在一起生活4年，皮亚芙不但完全褪掉了身上的市井味道，也进入到歌唱事业的另一个境界。阿索为皮亚芙请到当红作曲家量身写歌，并设法说服巴黎一流俱乐部ABC和她签约演出。“小麻雀”变成了大歌星埃迪丝·皮亚芙，她有了自己的第一首保留曲目《我的雇佣兵》，也确立了日后迷倒全法国的招牌面容：迷乱无助的眼神，猩红的嘴唇。接下来由保罗·莫里斯教会她处世之道，虽然他们两人同居不到两年时间，皮亚芙收获颇丰。她和莫里斯的朋友、诗人科克托成了终身密友，也找到了日后的“御用”作曲家亨利·贡德，皮亚芙一生唱过的经典歌曲多半都出自他手。20世纪40年代，皮亚芙自如地周旋于巴黎上流社会，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再困扰她，包括后来占领了巴黎的德国军队。利用德国人对自己歌声的迷恋，皮亚芙尽力保护身边的犹太音乐家，秘密帮助法国抵抗组织伪造通行证，这些在战后为她赢得了法国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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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芙不再需要男人的庇护。像当年勒普雷和阿索一样，这个女人身形瘦小却乐于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扮演“教母”的角色。她最完整的“作品”是影星伊夫·蒙当。1944年，皮亚芙爱上了这个刚从意大利乡下来巴黎闯荡的穷小子，在两人热恋期间，没有进过学校的皮亚芙写了平生第一首歌词，也是最经典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当他拥我入怀，我看见玫瑰色的人生”。她教会伊夫·蒙当一切，从穿着、谈吐、演唱到社交，就连他意大利口音的法语也是皮亚芙一字一句纠正过来的——多年以后伊夫·蒙当成为影坛巨星，他在电台的录音至今还是大学法语教学课上的示范教材。1945年，皮亚芙提携蒙当一起主演影片《黯淡的星》。1946年，在她的音乐制作团队的打造下，伊夫·蒙当的首张唱片销量超过百万张。1947年皮亚芙却和伊夫·蒙当分手了，没人了解真正的原因。有一种推测可能是合理的，就是皮亚芙已经感觉到伊夫·蒙当的成就将不在她之下，她的存在不再是照亮对方而是遮蔽。她远走美国，在纽约演出三年，获得巨大成功，曼哈顿被这个娇小的法国女人征服了。在这期间，她和拳王马塞尔·塞当（Marcel Cerdan）的一段恋情也成了报刊热门话题。就像当年为伊夫·蒙当写下《玫瑰人生》，她为塞当写了另一首传世之作——《爱的颂歌》。两年后，塞当为了从法国赶到纽约和皮亚芙见面而死于空难，这段感情成了皮亚芙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对爱人突然离去的绝望让她变成了宿命论者，表面的繁华之下，忧伤伴随了她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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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返回巴黎到1963年去世，皮亚芙遇到三次几乎致命的车祸，在治疗过程中又染上毒瘾，后半生基本上被毒品和酒精控制了。她的健康被完全摧毁，强悍的意志却始终不肯屈服，两相对抗反倒生出了奇特的能量，让皮亚芙再次达到歌唱事业的巅峰。她不断在巴黎、纽约和南美巡回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也继续寻找年轻歌手充当他们的“教母”，一个个带到身边，又一个个从身边赶走。她经历了两次婚姻，每一次都催生一首经典名曲，却止不住她内心越来越急促的伤感。去世前一年，皮亚芙按照东正教仪式嫁给了陪伴她到最后的希腊歌手萨拉伯（Sarabo），几个月后两人合作录制了皮亚芙的最后一首名曲——《爱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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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芙死的时候只有47岁。《纽约客》杂志在“巴黎来信”栏目下为她刊发了长篇报道：“皮亚芙早晨7点在巴黎去世，也就在这个星期五，几小时后，她的好友让·科克托也走了……”皮亚芙被葬在拉雪兹公墓，葬礼那天，巴黎有数万人徒步赶去送她，在那个周末，全巴黎能找到的她的唱片全部被歌迷抢购，一天之内卖出了大约3万张。科克托生前写下的最后一行字，是皮亚芙的墓志铭：她伟大的声音将永远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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