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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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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像皮亚芙的歌声一样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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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皮亚芙写传不需要费心编排，她早年的身世平铺下来就赚得到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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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届奥斯卡将最佳女主角的小金像颁给了法国女星玛丽昂·科蒂亚尔（Marion Cotillard），在法语地区之外，现在知道20世纪法语歌坛天后埃迪丝·皮亚芙（Edith Piaf）的人已经不多了。倒是皮亚芙40年代唱红的那首《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后来被多位巨星翻唱过，几代歌迷都听得耳熟。流传最多的翻唱版本，有美国黑人歌王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早期爵士版以及前几年日本歌星小野丽莎录制的最新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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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蒂亚尔赢得奥斯卡的《玫瑰人生》是一部皮亚芙的传记电影。对于法国人，皮亚芙早就超越了歌手身份，她的歌曲有点像埃菲尔铁塔或者卢浮宫，完全可以视为法国文化的代言。上世纪50年代末，“左岸”派导演阿兰·雷奈筹拍《广岛之恋》，他和杜拉斯讨论剧本改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自己对电影的设想，结果他告诉杜拉斯，“我要这部电影能像皮亚芙的歌声一样忧伤”。影片《玫瑰人生》的法文原名是《Mome》，这来自当年人们对皮亚芙的昵称——“Mome Piaf”，在俚语中意思是“小麻雀”。影片送好莱坞后，为吸引观众和评委，将英文名改成了《玫瑰人生》，毕竟大多数观众更熟悉这首歌曲而不是歌手本人。以皮亚芙一生的经历，还是影片的法文原名更能描述她身上那种“平民天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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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皮亚芙写传不需要费心编排，她早年的身世平铺下来就赚得到眼泪。皮亚芙出生在巴黎11区的“美丽城”（Belleville），那一带现在还是贫民窟，20世纪初说到“美丽城”则意味着流浪艺人、底层妓女和外来苦力。皮亚芙一家，父亲在街头杂耍，母亲卖唱维持生计。也许是为了增加传奇性，有人说她落生在街头，但根据皮亚芙自传《我的一生》，她出生在一家小医院里。皮亚芙几岁起跟着父母的戏班去外省卖艺，这种流浪生活持续了将近15年。1935年，皮亚芙在巴黎街头卖唱时碰到一个名叫路易·勒普雷的酒吧老板，他发现不到1.5米的瘦小女孩居然有令人迷醉的嗓音，马上和皮亚芙签约，让她到自己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高级酒吧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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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亚芙以后30年的人生中，在她生命中出现的男人大致就是这两类：像勒普雷，因为爱她而改变了她的命运，之后死心塌地出场的还有名士雷蒙·阿索（Raymond Asso）、诗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戏剧名人保罗·莫里斯（Paul Meurisse）。另一类男人则是她的“作品”，因为被她爱上而命运改观，比如后来成为国际巨星的伊夫·蒙当（Yves Montand），法国爵士乐之王查尔斯·阿兹纳乌尔（Charles Aznavour）。1936年勒普雷为皮亚芙录完第一张唱片《乡下姑娘》，没多久就在家中被人谋杀，原因不明。和他关系密切的皮亚芙受到警方传讯，陷入小报流言，但很快便有对她倾慕已久的名士雷蒙·阿索出来救美。和阿索在一起生活4年，皮亚芙不但完全褪掉了身上的市井味道，也进入到歌唱事业的另一个境界。阿索为皮亚芙请到当红作曲家量身写歌，并设法说服巴黎一流俱乐部ABC和她签约演出。“小麻雀”变成了大歌星埃迪丝·皮亚芙，她有了自己的第一首保留曲目《我的雇佣兵》，也确立了日后迷倒全法国的招牌面容：迷乱无助的眼神，猩红的嘴唇。接下来由保罗·莫里斯教会她处世之道，虽然他们两人同居不到两年时间，皮亚芙收获颇丰。她和莫里斯的朋友、诗人科克托成了终身密友，也找到了日后的“御用”作曲家亨利·贡德，皮亚芙一生唱过的经典歌曲多半都出自他手。20世纪40年代，皮亚芙自如地周旋于巴黎上流社会，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再困扰她，包括后来占领了巴黎的德国军队。利用德国人对自己歌声的迷恋，皮亚芙尽力保护身边的犹太音乐家，秘密帮助法国抵抗组织伪造通行证，这些在战后为她赢得了法国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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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芙不再需要男人的庇护。像当年勒普雷和阿索一样，这个女人身形瘦小却乐于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扮演“教母”的角色。她最完整的“作品”是影星伊夫·蒙当。1944年，皮亚芙爱上了这个刚从意大利乡下来巴黎闯荡的穷小子，在两人热恋期间，没有进过学校的皮亚芙写了平生第一首歌词，也是最经典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当他拥我入怀，我看见玫瑰色的人生”。她教会伊夫·蒙当一切，从穿着、谈吐、演唱到社交，就连他意大利口音的法语也是皮亚芙一字一句纠正过来的——多年以后伊夫·蒙当成为影坛巨星，他在电台的录音至今还是大学法语教学课上的示范教材。1945年，皮亚芙提携蒙当一起主演影片《黯淡的星》。1946年，在她的音乐制作团队的打造下，伊夫·蒙当的首张唱片销量超过百万张。1947年皮亚芙却和伊夫·蒙当分手了，没人了解真正的原因。有一种推测可能是合理的，就是皮亚芙已经感觉到伊夫·蒙当的成就将不在她之下，她的存在不再是照亮对方而是遮蔽。她远走美国，在纽约演出三年，获得巨大成功，曼哈顿被这个娇小的法国女人征服了。在这期间，她和拳王马塞尔·塞当（Marcel Cerdan）的一段恋情也成了报刊热门话题。就像当年为伊夫·蒙当写下《玫瑰人生》，她为塞当写了另一首传世之作——《爱的颂歌》。两年后，塞当为了从法国赶到纽约和皮亚芙见面而死于空难，这段感情成了皮亚芙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对爱人突然离去的绝望让她变成了宿命论者，表面的繁华之下，忧伤伴随了她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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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返回巴黎到1963年去世，皮亚芙遇到三次几乎致命的车祸，在治疗过程中又染上毒瘾，后半生基本上被毒品和酒精控制了。她的健康被完全摧毁，强悍的意志却始终不肯屈服，两相对抗反倒生出了奇特的能量，让皮亚芙再次达到歌唱事业的巅峰。她不断在巴黎、纽约和南美巡回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也继续寻找年轻歌手充当他们的“教母”，一个个带到身边，又一个个从身边赶走。她经历了两次婚姻，每一次都催生一首经典名曲，却止不住她内心越来越急促的伤感。去世前一年，皮亚芙按照东正教仪式嫁给了陪伴她到最后的希腊歌手萨拉伯（Sarabo），几个月后两人合作录制了皮亚芙的最后一首名曲——《爱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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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芙死的时候只有47岁。《纽约客》杂志在“巴黎来信”栏目下为她刊发了长篇报道：“皮亚芙早晨7点在巴黎去世，也就在这个星期五，几小时后，她的好友让·科克托也走了……”皮亚芙被葬在拉雪兹公墓，葬礼那天，巴黎有数万人徒步赶去送她，在那个周末，全巴黎能找到的她的唱片全部被歌迷抢购，一天之内卖出了大约3万张。科克托生前写下的最后一行字，是皮亚芙的墓志铭：她伟大的声音将永远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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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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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卡瓦尔达现象”：不过需要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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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前的萨冈、杜拉斯等前辈们相比，卡瓦尔达这代法国女作家对叛逆和不同寻常的人生似乎并无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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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有数量众多的畅销书榜，但也只有几个对读者形成权威影响力。最大连锁书店FNAC的畅销书榜以销售数字说话，书评人好恶主导的书榜首推法国名牌杂志《读书》评定的“20本好书”以及《费加罗报》每周书榜，电视读书栏目《午夜飞行》因了身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主持人皮沃特而被观众喜欢。有个调查说法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买三本书，其中至少有两本要受到以上书榜的引导。此时此刻，几大书榜都在齐声告诉读者：安娜·卡瓦尔达（Anna Gavalda）又回来了。这个年轻女作家在沉默写作4年后，新小说《值得安慰的事》（La Consolante）3月一上市就引来铺天盖地的书评，不到一个月销量直接跃过30万册，在《费加罗报》的畅销榜上连续数周排名第一。30万册，这是每届龚古尔文学奖得主也觉得奢望的数字，对于卡瓦尔达却是轻而易举。资深出版人也不敢断言她的新书销量最后会到怎样一个数字，因为她总是令人吃惊。此前她写的3本书，本本畅销，总销量超过500万册，变成了法国出版界无法解读的“卡瓦尔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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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尔达，法国文坛“70后”，1970年出生于普通人家的小女子。她的生活就像她的小说，家常、细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峰回路转。想当年的畅销女王弗朗索瓦·萨冈，纵情狂赌飙车，走到哪里都像明星般轰动，卡瓦尔达却不过是个穿着家居服在家写书带孩子的离异妈妈，嫁的是不知名的兽医，成名至今10年无绯闻。也算是美女了吧，一头金发，一双长腿，有一张清朗的上镜的脸，可她却不喜欢一切抛头露面的场合，讨厌摄影镜头，近几年接受采访都只用电子邮件，除了作品其余免谈。法国《读书》杂志的4月新刊用她做封面，联络拍照，她的第一反应是：哦，不行……再说，我连口红也没有。在有限的几张公开发表的照片上，我们看到的卡瓦尔达几乎一成不变：一件普鲁士款上装让她看起来有几分像女海盗，牛仔短裙、羊毛长袜。那件读者看得眼熟的上衣她说是10年前早买下，衣服边角已经磨破，到底舍不得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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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幸在她还不好意思断然拒绝采访时见过她的记者，对卡瓦尔达的描述都是开朗，坦诚，有趣，与人为善。从索邦大学拿到文学学士文凭后，卡瓦尔达一直死心塌地充当文学女青年，她热爱一切可以在白纸上写字的机会，连为朋友写求职信、为家人写聚会感言这类事情也乐意包揽。第一本书被接纳前，卡瓦尔达在出版界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的手稿是从邮局寄送出去的，漫无目的地投寄了十几个出版社，心存侥幸能被某位好心编辑看中。最初收到的全是退稿信，有些编辑会坦率告诉她现在没人会看短篇小说了，直到巴黎奥利维埃出版社（l’Olivier）的创办人科恩出现，邀她面谈。1999年秋季短篇小说集上市，之后的热销程度让所有曾经收到过文稿的出版社都痛恨自己有眼无珠：半年销售量超过150万册，连希拉克夫人阿尔贝纳特也公开声称自己是卡瓦尔达“粉丝俱乐部”的一员。然后她在2002年出版了小说《我爱他》，“粉丝”继续狂热追捧。然后就是2004年，小说《在一起就好》创造了法国出版界的“卡瓦尔达现象”，连续130周停留在法国畅销书榜的前10名，在法国国内销量接近200万册，全欧销售总量过400万册——1954年萨冈的《你好，忧愁》在法国出版界也曾制造“萨冈现象”，当年她创下的销售纪录是84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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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小说派起来之后，法国作家已经很久不屑于为读者讲故事了，但卡瓦尔达不怕讲故事会显得平庸。她用近于口语的文字呈现巴黎日常生活，蜗居在巴黎某个角落的外省女子，大都市里内心孤独的单身男女，看似沉闷的文字，琐屑里散落着对友情、亲情和爱情的珠玑之笔。在她的故事里，生活不管如何令人沮丧和困惑，终归还是有意思，让人觉得多少值得自己为它撑下去看看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年代，人在内心深处时常会奢望一点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抚慰，卡瓦尔达做到了，所以她畅销了——《我希望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在一起就好》、《值得安慰的事》，都是无奈生活之中的那一点温存。法国新浪潮时代的老导演克劳德·贝利（Claude Berri）2007年将《在一起就好》改编成电影，主演选了奥黛丽·塔图，并非无心之举——当年令塔图走红的影片《天使艾美丽》，和卡瓦尔达的小说属于同一种巴黎味道，试着把艾美丽的故事用卡瓦尔达3部作品的标题串联起来，就是完美的故事梗概。《天使艾美丽》冷中偏暖的怀旧色调，也就是卡瓦尔达的文字底色。《在一起就好》的女主人公，和艾美丽一样也是正常人看来略微有点古怪的女孩，喜欢画画，在生活中总被挫败感困扰。艾美丽一个人蜗居在蒙马特的旧房子里，女孩是和人合租埃菲尔铁塔旁的一间老式公寓，有隔膜、有相互取暖，然后是爱情，故事说得不急不慢，背景都在巴黎最典型的生活区域，读者有认同。记得2005年日本畅销书榜第一位是《如何跟头脑好和头脑差的人说话》，销量220万册，书评说，从这本书的畅销可以看见社会深层心理需求以及不安。卡瓦尔达就是在用小说的形式，安抚法国人的不安。这碗心灵鸡汤慢火炖熬，味道纯正，不会让自视颇高的挑剔的法国读者把它归入文学快餐，在畅销的名义之下，她的小说仍然是一道能够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的法式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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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卡瓦尔达算了一笔账：从2004年到现在，她已经赚进3200万欧元。但她还是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镇默伦（Melun），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只是换了一幢大房子，买了一辆高尔夫小车，请了保姆，这样可以让孩子们生活得更舒服一点。在法国，这是中产人士的标准生活而已。与从前的萨冈、杜拉斯等前辈相比，卡瓦尔达这代女作家对叛逆、破坏和不同寻常的人生似乎并无向往，她们写普通人，也平心静气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酒精、没有大麻、远离绯闻，媒体从来没有说过她任何不好。良家妇女卡瓦尔达知道，读者和她一样不需要什么破坏和毁灭了，他们只是要生活的真实，要真实中的那一点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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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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