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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我真该穿上燕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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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以来，作家当上外交官好像是法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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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法国新内阁任命了驻塞内加尔大使。新大使叫让·克里斯托弗·胡方（Jean Christophe Rufin），是2001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这个胡方经历很传奇，职业是医生，“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因为长期在南美居住，他想告诉法国人自己看见了什么，于是开始写小说，没想到出手就有，1997年写出年度畅销书《阿比西尼亚人》，1999年《失败的诉讼》获得联盟杯小说奖，2001年又以《红色巴西》赢得龚古尔文学大奖。他其实早就涉足政坛了，当过国务秘书，只是“大使”这个职位让他有了新的说头。从19世纪以来，作家当上外交官好像是法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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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外交官应该是夏多布里昂，1803年他被拿破仑任命为驻罗马大使，一年后为了抗议当局处死好友昂吉安公爵去职。波旁王朝复辟后，夏多布里昂的仕途有了转机，重新进入外交界。不过没过多久，为了写他的《墓中回忆录》，夏多布里昂再次主动结束了任职。和他生活时代接近的还有司汤达，在意大利当过多年外交官，只是仕途宠辱正好和夏多布里昂相反。1800年5月，司汤达是拿破仑军部的17岁骑兵少尉，作为占领者跟随军队进入意大利。14年后，因为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在政治上失势，从巴黎跑到意大利米兰过起了半隐居生活。1817年，他以笔名司汤达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一本随笔——《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以后几本书也都是以意大利的艺术和风景、地理为主题。1830年《红与黑》完稿，几乎同时，司汤达也得到拿破仑三世的任命，先后出任特里耶斯特（Trieste）和西维达韦西亚城（Civitavecchia）的领事。这份差事显然不是得之《红与黑》的名声，之前那些可以当做游记来读的散文集和艺术文论在法国文坛积累了口碑，当局这才动心派司汤达去交好意大利，那年他都快50岁了。司汤达是个不太服管的“刺儿头”，自己说他对外交官身份“厌倦得要命”，但也一干12年，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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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以文扬名的法国外交官有好几个，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个保罗——小说家保罗·莫朗（Paul Morand）和诗人保罗·克劳岱尔（Paul Claudel）。如果没有那个传奇和悲剧的姐姐卡米耶，诗人克劳岱尔可能更有名，不会总被人说成是雕塑家罗丹的情人的弟弟。他长在香槟省，15岁到巴黎求学，开始写诗和戏剧，追随当时最前卫的象征主义。克劳岱尔并不想做个潦倒的文学青年，1890年通过了外交选拔考试，此后直到1936年，外交官克劳岱尔几乎走遍全世界——他在美国、德国、巴西、丹麦、比利时、中国、日本任职，这期间也写了大量的诗和戏。他驻中国12年，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上被认为是继传教士后第一个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化的人。他也喜欢日本，在那里任大使期间，克劳岱尔写出了平生最出色的戏剧《正中分割》，也许正是这部戏最终帮他在1946年得到法兰西学院接纳，那年他都8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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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莫朗，生于世家，他父亲做过巴黎装饰艺术学院的院长，也是最早将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译成法文的人，在19世纪末的法国戏剧界名头很响。莫朗自己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也就30岁出头。他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后当了外交官，被派驻伦敦，在那里他开始写诗，然后写小说，1919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为他写序的人是普鲁斯特。关于普鲁斯特的传记里提到，写完《追忆似水年华》第二部《在少女们身边》之后，他身边围绕着很多朋友，其中就有莫朗。莫朗比普鲁斯特小十七八岁，但游历丰富，他和普鲁斯特聊立体派绘画、弗洛伊德，都是当时上流社会沙龙里面最时髦的话题，这对因为身体原因极少出门的普鲁斯特有莫大吸引力。普鲁斯特去世之后，莫朗作为朋友评价他：“普鲁斯特出手阔绰已成传奇，不过我们首先记住的还是他的好心肠。”真正让莫朗在小说界得到承认的是1922年的《夜开门》以及之后的《夜关门》，他被划分到法朗士、普鲁斯特之后崛起的一代，作为现代派小说先行者和莫里亚克、科克托齐名。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学唯法国风尚，作家们热衷仿效的对象正是莫朗。提到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总避不开莫朗和他的代表作《夜开门》、《欢愉之城》、《列维和伊兰娜》。莫朗的小说是对生活残缺的观看，1932年法国摄影家布拉塞出版影集《夜巴黎》，也特别邀请莫朗作序。他对战后欧洲都市景观的颓废体验和心理叙述，也曾影响到30年代的上海作家穆时英、施蛰存，以及后来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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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保罗·莫朗。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从文坛的巅峰跌下。1940年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莫朗作为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团长正在伦敦。他没有留下参加戴高乐组织的“自由法国”，选择返回本土。战争进入尾声时，莫朗接受维希政府任命，作为大使驻瑞士伯尔尼。巴黎光复后，莫朗被撤职，为了逃避审判而避居瑞士。他从此脱离政治，写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战后的法国年轻一代作家再次为他倾倒，其中有一个便是“50年代巴黎最成功的作家”、《蓝色轻骑兵》的作者罗杰·尼米埃（Roger Nimier）。1958年，莫朗被提名法兰西学院院士，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提名已经22年。因为他“二战”期间的污点，这次提名几乎引起政治风波，提名他的院士最后以辞职离开并永不加入法兰西学院来了此残局。10年后莫朗再次获得提名，他终于被舆论谅解，戴上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佩剑。和克劳岱尔一样，那年他也是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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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岱尔比莫朗大十几岁，在不同的国家驻任，彼此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上世纪20年代克劳岱尔在华盛顿任职的时候，曾在使馆里见过一次莫朗，有篇报道记录了这次有趣的会面：两人在走道里迎面相遇，莫朗想和对方寒暄几句巴黎的新闻，克劳岱尔却突然打断他，沮丧地抱怨道：那天晚上到美国参议员夫人家吃饭，我真该穿件燕尾服。想想他又加上一句：总之，人一生总有自尊心受伤的时候。诗人克劳岱尔时常会压倒外交官克劳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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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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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在我身上，有某种令人过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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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谎言，永远说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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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企鹅文库、法国七星文库、日本岩波文库，这是世界上公认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经典文学系列。七星文库里，据说画册《普鲁斯特》保持最高身价，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所以在法国图书交易所一直排价格榜首：每套800～1000欧元。2006年这套文库刚刚出版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画册。因为有大量科克托所画的恋人素描、便笺、自画像、照片，书评专栏作家预测这本画册很可能会在书市上变得炙手可热，追平《普鲁斯特》。让·科克托是谁？20世纪作家里最奇特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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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天，让·科克托邀三五密友到罗马和那不勒斯小住，里面有贾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他们晒着地中海的太阳，攒了一个剧，便是后来被称为“和19世纪决裂的象征”的《游行》。创作团队有点奢侈：科克托的剧本，迪阿基列夫的编导，萨蒂的作曲，毕加索的舞美。同年5月18日，该剧由贾吉列夫统领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首演，场下震惊，现代芭蕾舞剧在评论界一片热烈的吵骂声中诞生了。《游行》很快被迫停演，但留下很多停不下来的东西，伴随整个20世纪：毕加索为舞剧画的那块巨型布景，长16.4米，宽10.5米，重45公斤，现在作为画家最珍贵的代表作之一收藏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偶尔也会被送到国外公开展出，但几十年里加起来不超过10次。毕加索的收获还不止于此：他认识了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尔嘉，这个女人第二年成了他第一任妻子，带他进入巴黎上流社会，助他开出一条功成名就的大道。诗人阿波利奈尔为《游行》的演出节目单写了剧情介绍，他在现成词汇中找不到足够表达自己观感的那一个，于是造了一个新词——“超现实”。这是“超现实”第一次不经意的亮相，而未来将门徒遍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安德列·布列东此时还寂寂无名，正在巴黎耐心等待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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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行》开始，科克托在先锋艺术的圈子里有了长久不衰的影响力。他是什么呢？著名诗人、小说家、电影导演、画家、戏剧家、音乐评论家、专栏作家……都是。他所实现的一切，完全可以满足任何时代任何人对于天才的想象力。晚年科克托曾经坦白过内心：“天赋意味着迷失……我过去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都用来拒绝这笔不幸的遗产。”也许这就是他永远不肯在一个领域里停留到足够伟大的原因。他把整个人生变成了一次创作，从一种艺术形式进入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留下开启某个时代的作品，然后就掉头离开。他首先是诗人，至少科克托自己是这样为一生下定义的，因为诗人就像无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百无禁忌”。科克托要求出版社把自己所有作品都在“诗”的名义下出版，他最有名的诗句来自诗集《歌剧》：“我是一个谎言，永远说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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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克劳德·阿尔诺为科克托写过一本传记，书题奇长无比：《不仅讨厌，简直可恶，鲜有人读，不被理解的诗人》。阿尔诺渲染了科克托和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列东之间的敌意，说布列东的信徒们把科克托看成假想敌，讨厌他的书，甚至不愿看见他这个人。这两人各自的追随者如果在巴黎大街上碰上，会像今天那些最疯狂的“粉丝”一样，“每每大打出手”。关于两人的不容，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布列东讨厌同性恋。科克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同性爱好。他最有名的情人是法国文坛天才少年雷蒙德·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两人的故事因为凄美而被传谈：1919年5月的一个晚上，拉迪盖独自上门求见科克托，通报的人说：“先生，有个孩子想见您，一个拿着手杖的孩子。”科克托对这16岁的俊美少年一见倾心，从此不离左右。拉迪盖此时还没有写出那本轰动法国和欧洲的小说《肉体的恶魔》，他只是一个漂亮、敏感、早熟的少年，但科克托已经嗅到了他身上令人畏惧的天才气息，那种气息唯有早逝的诗人兰波曾经拥有过。天才少年很快写成了《肉体的恶魔》，关于战争，以及13岁少年和19岁少妇的爱情，文学评论界用了“伟大”来形容它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拉迪盖具有法国文学古典美的文风和女作家拉法耶夫人相提并论。科克托形容拉迪盖早熟的心性和文笔，“他生下来就40岁”。1923年，20岁的拉迪盖写完第二本小说，来不及接受欢呼，死于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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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托不知所措。他开始大量吸食鸦片，在1924年到1930年间反复吸毒和戒毒，频繁更换恋人，生活中只有三样东西变得长久：鸦片，画画，诗歌。他创作了《精神病疗养院》和《鸦片》两个系列画，和当时在巴黎兴风作浪的那些超现实主义画家有非常相近的风格，他的人物造型被形容成“从烟斗演变出来的圆柱体的组合”。他也写小说，代表作大概四到五部。他写一部小说最多花几个星期，读的人也只需要几个小时。极少故事和背景，字句极其简单跳跃，空白多过文字。这种写作路数在当时很不合规矩，到20世纪下半叶却成气候，被法国新小说派继承了大半衣钵。然后他想拍电影了。1929年科克托完成了电影史上最早的先锋试验电影《诗人之血》，至今这部片子仍然是心理学家和电影发烧友的最爱。接下来是票房极好的幻梦剧经典《美女与野兽》。当他想向电影告别时，科克托还是选择诗——他借古希腊诗人奥菲斯之名，把自己全部的生活和思想都放进了两部电影：《奥菲斯》和《奥菲斯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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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科克托老了，不想玩了。1955年，66岁的科克托从文坛顽主变成了泰斗，居然被古板的法兰西学院接纳为院士。在入院仪式上，他的演讲词里有这么一段：“你们让谁在这里和你们共坐一席呢？一个无背景、无身份、无栖身之处的人。也就是说你们为一个无国籍者发放了身份证，为一个流浪者提供了居所，为一个鬼魅制造了身影，为一个无知者拿来了辞典，为一个疲惫的人搬出了椅子，为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赠送了宝剑。”那可不是一般院士手里的宝剑，就算是在这样的场合，科克托仍然光彩夺目与众不同。他的朋友们到Cartier品牌定制了一把院士佩剑，由科克托本人亲自设计，剑鞘的栅栏门图案来源于科克托居住的巴黎王宫花园，剑把是奥菲斯侧面像，剑首为象牙竖琴，上面镶嵌了两颗红宝石和一颗重2.84克拉的祖母绿。这颗祖母绿是夏奈尔赠送的，科克托昔日戒毒的时候，她曾寸步不离守候在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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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托总是提前行动，甚至能够走到死亡的前面。1962年，他写完最后一本诗集《安魂曲》，这是他提前发布的死亡通知。1963年科克托去世，已经无需别人为他的灵魂来祈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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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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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美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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