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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许要感谢上帝，让我卖出了那么多的书，但我确实不是为了卖书而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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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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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8年2月28日，罗伯－格里耶病逝，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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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阿兰·罗伯－格里耶和“新小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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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小说”，主要指小说技巧革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法国作家刻意放弃传统小说形式，进行新写作尝试。他们在写作中努力打破线性情节，打乱故事的时间顺序和人物的心理叙述模式，主张以真实、纯客观的态度描绘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展示一个前人没有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世界。女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的作品《向性》，阿兰·罗伯－格里耶出版于1953年的《橡皮》，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新文学流派的写作方式。1957年文学批评家爱弥尔·昂里欧在《世界报》上发表评论罗伯－格里耶和萨洛特作品的文章，称之为“新小说”，从此这个战后兴起的文学流派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罗伯－格里耶因为他在著作《小说的未来道路》中对写作理念的阐述，被视为“新小说”派的领袖。但“新小说”派其实是个松散的文学团体，除了集合在“午夜出版社”周围，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和组织，人们经常谈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罗伯－格里耶，还有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克洛德·西蒙，尽管西蒙从来不承认自己属于“新小说”。另外，玛格丽特·杜拉斯也被认为是外围人物。而现在，“新小说”的代表是让·菲利普·图森，他的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建立了“叙事的抽象派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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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格里耶的主要小说作品有：《橡皮》（1953年），《窥视者》（1955年），《嫉妒》（1957年），《快照集》（1962年），自传体三部曲《重现的镜子》（1984年）、《昂热丽克或迷醉》（1987年）和《科兰特最后的日子》（1994年），以及2001年新出版的小说《反复》。这些都已有中译本。引用《法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评论：“罗伯－格里耶小说的最明显的方面，它们的‘商标’，是对事物、背景材料描写所赋予的重要地位，以及这种描写的极端细致和几乎具有科学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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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之外，罗伯－格里耶还在电影方面做了实验性创作，他以电影小说形式发表的剧本《去年在马利安巴》，1961年经阿兰·雷奈拍成电影，成为世界电影史上难以跨越的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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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龚古尔奖百年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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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年年都在是非之中。2003年百岁大庆，出人意料的颁奖日程又引来一片“新仇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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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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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龚古尔文学奖举行百年大庆和颁奖典礼，原本要在这一天才隆重揭晓的百年大奖，却提早13天公布了谜底。各大媒体因事先毫不知情而措手不及。得奖作家阿梅特（Amette）说，当《观点》杂志一资料员把祝贺电话打到家里时，他认定是个玩笑，直到编辑向他证实，这才“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跳上公共汽车就往出版社跑。只有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的编辑们高兴得顾不上多想：“很兴奋。得到消息后一直忙碌到现在，处理订单，印刷，还有一大堆像你这样的记者等着我们。”10月29日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他们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并告知，10月28日得奖作品《布莱希特的情人》（La Maitresse de Brecht）已经系上那条著名的“红腰带”走进FNAC——这是法国最大也最“势利”的连锁书店，其销量排行榜基本决定一本书的市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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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出版社媒体部介绍，每年9月到12月在法国有“文学季”之称，各个出版社的大批新书和读者见面，文学评论家业务繁忙，各个文学奖项也都在这期间推出。法国各种名目的文学奖不计其数，但特别受公众关注的也就10个左右，在他们中间又以龚古尔奖（Goncourt），法兰西学院小说奖（Grand Prix du Roman de l’Academie Francaise），菲米娜奖（Femina，又称女评判奖）和梅迪西奖（Medicis）最负盛名。虽说评判标准和评委口味不尽相同，但佳作有限，无法避免评选结果重复。既要向读者显示自己的慧眼，又不至于拾别人的牙慧，各个奖项之间难免暗中较劲。为了平衡各方，慢慢行成了一张约定俗成的评奖时间表，每年早早通过报刊公布出来，依例而行就基本相安无事。按照今年的时间表，法兰西学院应该于10月23日第一个颁奖，接下来是10月27日颁奖的菲米娜和梅迪西，然后才轮到龚古尔。面对突然的变动，其他奖项抨击龚古尔评委会给整个秋后文学季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混乱。菲米娜评委会主席雷吉娜·德弗格（Regine Deforges）指责这种状况，因为“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对我们玩这一套。大家曾协议过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她指的是1999年，两家同时看好让·埃什诺兹（Jean Echenoz）的小说《我走了》（Je m’en vais），菲米娜计划抢在龚古尔之前宣布结果，后者得知消息后把颁奖日期破例提前了一个星期，使得一班女评委的精心筹划落空，只好临时改变授奖对象。没有被龚古尔奖相中作品的其他出版社也借机发几句牢骚，斯多克出版社（Stock）总经理罗伯特说这让人感觉有点扫兴，“好像有个壮汉挡在夜总会的门口对我们喊：满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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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古尔评委会主席爱德蒙德·夏尔·鲁（Edmonde Charles-Roux）应对各方质疑的时候把这解释为“百岁大庆想有点惊人之举”。当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候，评委之一、著名作家图尼埃（Michel Tournier）还在突尼斯旅行，他通过手机投了自己那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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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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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届得奖小说《布莱希特的情人》没有好评如潮，但也没什么恶评。报刊非议龚古尔奖的日程改变，但基本认为百年大奖颁给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和2002年的结果相比好出很多。去年获奖的作品是《游荡的影子》（Les Ombres Errantes），总销量只有7.5万册，被指过于精英化和知识化，缺乏小说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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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评出第一本小说开始，龚古尔奖周围就年年少不了抨击的声音，这可能是设奖人当时没有想到的。1896年，法国小说家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在他的遗嘱里提出设立一个有活力的文学奖项，用来对抗被他认为顽固保守的法兰西学院。他希望把奖颁给“年轻人”，“天才独创”，有“思想和形式上的大胆处理”，这一愿望现在被认为是100年来都没有企及的目标。《费加罗》杂志在它10月25日一篇评论里挖苦说，普鲁斯特、马尔罗、波伏瓦和图尼埃等人的名字能够在100个获奖作家名单之中，或许为龚古尔奖挽回了一点面子，但不要忘记它还是遗漏了所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和克洛德·西蒙。说到年轻人，普鲁斯特获奖时48岁，杜拉斯70岁，今年领奖的阿梅特也已经60岁，而那些在二十七八岁就得奖的幸运儿诸如博里，托亚，现在又有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和作品？至于大胆独创，写出过《茫茫黑夜漫游》的作家塞利纳被评委拒之门外，这在1932年曾引起文学圈里的一场抗议风波。进入21世纪，这一奖项又对作家乌莱贝克两次视而不见，读者的逆反心理反而将他两部小说《基本粒子》和《月台》推上FNAC的畅销书榜首，风头远远盖过同年其他获奖小说。近年众望所归的获奖作品只有1999年埃什诺兹的《我走了》。他获奖时已经52岁，但属于法国午夜出版社（Minuit）打造的“新一代新小说家”，被评价为具有杰出而又古怪的驾驭故事的才能。对他的认同，使那一年的龚古尔奖在文学和商业上都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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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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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最失落的是瑟伊出版社（Seuil）。阿梅特40年来的主要作品一直经瑟伊出版，成绩平平，没想到转向阿尔班·米歇尔的第一次合作就如此成功。在法国出版界，出版社的排位基本依照拿过多少次大奖而定，以前的排位一直是“Galligrasseuil”，即伽利马·格拉塞·瑟伊，这次角逐百年大奖的胜利使得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身价大涨，以后排名很可能变成“Galligrassalbin”，也就是伽利马·格拉塞·阿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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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1919年，普鲁斯特的获奖作品《在如花的少女身边》和读者见面时，第一次在封面加了印有“龚古尔奖”字样的红腰带，销量飙升。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出版界对文学奖产生商业意识的第一步，也是出版社之间明争暗斗的开端。同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被评委会告上法庭，因为它在自己落败作品的封面上也系上了红腰带，上面写着“龚古尔奖：10人4票”，结果被判罚款20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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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古尔奖的奖金奇少已经是世界文坛“佳话”，当年的500金法郎早就缩水为现在的10欧元（约80人民币），但获奖带给出版社的收益却可观：在法国，一本普通的小说销量很难突破1万册，一旦获了某个奖项就有可能超越10万册。龚古尔奖虽然总受非议，但多年来一直有最强的市场号召力，口碑稍好的获奖作品突破20万册也不难，所以各大出版社把10位评委手中的投票看成了印钞机，对他们操纵评委的指控也越来越多。评委实行终身制，其中不少人是各出版社的主编，“走私”在所难免。1976年主动辞去评委职位的卡拉威尔（Clavel）10月25日在和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不知道有些院士（指龚古尔文学院）怎么能够在没有作品出版的情况下保持生活水准。救他们的是一张网络，在那里面出版社为了引起评委对自家作品的重视而保持供给。在友好和交易之间，界限是如此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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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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