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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相信他们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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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拍卖行情这么好，合了人窥探隐秘的天性。但要是把名人在信里写的都当成是他卸下公共面具后的坦诚相对，那就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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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法国一家拍卖公司上拍19世纪作家魏尔伦和诗人兰波之间的100多封通信，结果单件最高成交价格被抬升到近300万法郎，相当于一封信30万欧元，放到现在也是天价。这两年，又有一封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卖到27.6万英镑，作家乔伊斯给妻子的家信也高达21万英镑。纽约、伦敦、巴黎，每年都有几场这样的名人书信拍卖，财大气粗的藏家不计成本地争夺几页旧纸，一些国家级图书馆、档案馆也是常客，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就从拍卖场上买过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信函。书信行情这么好，合了人窥探隐秘的天性。魏尔伦和兰波的一封信能卖几十万欧元，多半是因为历史上对这两人有“断背”的传言，有信可能见证内情，每字每句便值大价钱。在传记作家和研究者那里，名人在私人书信里面提到的人和事，说过的话，可以作为还原他们真实性情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可是，留下的白纸黑字真那么值得相信吗？法国学者让·蒙特诺前不久在他们的《读书》杂志上写了篇长文，笔下不太留情，揭名人假私信之名，玩公众游戏。以他来看，要是把名人在信里面写的话都当成是他卸下公共面具后的坦诚相对，那就大错。名人写信上瘾，并非真有那么多掏心窝的话要向朋友家人倾诉，多半还是“为他人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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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都有人来编书信集，其中有几位留下的数量可谓浩繁巨大：普鲁斯特有书信21卷，福楼拜13卷。拿破仑虽不是文人，但此公好舞文弄墨，《拿破仑书信集》也有12卷，收入4万多封信。蒙特诺文中提到一段轶事：1876年，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坛刚开始风光无限，福楼拜读了这位文坛新贵出版的书信集，和外甥女卡罗琳娜谈论时毫不掩饰失望，“他居然一点也不关心文学艺术！”在福楼拜看来，真正的作家就该像他那样，书信里面谈论创作、表达思想，留给后人精神财富。巴尔扎克呢，在信里大谈个人俗事，“目光短浅……满纸炫耀”。从15世纪启蒙时代一直到18、19世纪书信体小说盛行，文坛多的是福楼拜这种视书信为丰碑的人，从主题到语言甚至格式，几乎每封信都经过完美设计，私人通信的目的便是公开传播：蒙田、伏尔泰写给朋友的信被当做沙龙读物，是启蒙时期人们谈论的时髦话题。还有笛卡儿，他和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通信6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才中止，他早就意识到这些“私人信件”将有重大意义，里面都是深刻的思想对话。这样的书信，难以看到这些名人的真实内心。福楼拜继承的就是这种书信传统，把私人信件当做传世著作来经营。文学史上有种说法，福楼拜的书信才是他最好的作品，时人争相传阅，他自己对此也相当自负，否则不会对巴尔扎克那么不屑。有人统计过，单是他和女作家乔治·桑的往来信件就有482封，持续了10年，平均每个月2封，1981年法国一出版社将这些信单独结集出版。米兰·昆德拉有不同说法，他在《纽约客》上撰文谈论什么是小说家，说自己也经常重读福楼拜的书信集，想知道他对自己的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的看法，“然而，不管他的信写得多么引人入胜，我们还是不能称这些信为伟大的作品，甚至不能把它们叫作品，因为‘作品’不是指一个小说家写的所有东西，如笔记、日记、小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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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信才能见作家真面目呢？蒙特诺认为，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通信比较可信，它们往往会“出卖”写信人。他举的例子是普鲁斯特。在一般读者心里，能把品尝一块玛德琳娜蛋糕写成80页的普鲁斯特有着贵族的自负和风雅，可蒙特诺说，看完他写给出版商的信，就会发现原来他其实也世故圆通。为了推销自己的作品，普鲁斯特分别写信给巴黎的两家大出版商——法斯凯尔（Fasquelle）和格拉塞（Grassat），透露一些小说细节，诱惑双方争抢出版权，比如他告诉格拉塞，小说里的查尔卢斯男爵“根本不是斯万夫人的情人，而是同性恋”，并且是一个“充满男性气质的同性恋”。确实，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通信出于生活需要，往往能看出作家的真实处境。俄国出版的3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其中3卷为信件，共900多封，很多都是写给出版商的，他在信里推销自己的写作计划，谈写作进度。为了得到稿费，有时也不得不撒谎，比如1865年他写信给俄罗斯《信使》杂志的出版人卡特考夫，说自己有篇小说马上要完稿了，顶多一个月就能送过去审看发表，但实际上这部小说到一年后才写完，就是那部名著《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上这么写是因为经济上极其窘迫，希望出版商给他尽快预支一点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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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为的倒不是稿费，他向朋友斯特劳斯夫人坦白，给出版商写那些信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小说更为人重视罢了，就像父亲对儿子，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其实普鲁斯特的传记作者早就说过，普鲁斯特是一个既谦恭柔顺又捉摸不透的人，社交上的“神秘化和仪式化简直变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他喜欢玩一些小的游戏，或者说花招，比如说先通知朋友们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去沙龙了，但又时常会在半夜零点以后令人惊喜地出现，并且病歪歪地支撑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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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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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到底谁杀死了帕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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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死亡同样具备颠覆的力量，即便是在3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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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日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遇害30周年纪念日，在罗马，与此相关的纪念仪式几乎都无法脱离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他的遇害真相。半年前，凶手在电视上否认了当年的供述，意大利上下议论沸然，纪念日变成福尔摩斯探案日也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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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日凌晨，帕索里尼的尸体在罗马郊外一处海滩被人发现。一个17岁少年男妓供认杀人罪行，自称被帕索里尼从中央车站带到海滩，因性交易发生冲突而将对方杀死。少年入狱，关于政治谋杀和法西斯报复的推测都被这个“官方说法”抹掉了。那个被指为凶手的少年名叫皮诺（Pino Pelosi），今年47岁了，47年里他有23年在坐牢，但其中只有9年零8个月和帕索里尼之死有关，剩下都是贩毒、持械抢劫和偷盗汽车之类，获刑却都长过30年前杀死帕索里尼的罪名。皮诺的成长环境、生活状态，都是帕索里尼生前作为诗人和导演最愿意去表现和探询的社会边缘人的类型，而这个人最终就以这么特殊的方式，在现实中和帕索里尼的命运纠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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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在电视上露面是2005年5月7日，在访问中他声称自己并非30年前杀害帕索里尼的真正凶手。他回忆，有三个男人从一辆菲亚特汽车里下来，冲进海滩，对帕索里尼棍棒相加，嘴里骂着“PPP”，意思是“肮脏的共党分子”一类。30年来，对于帕索里尼的死其实早有诸多猜测和怀疑。10年前，帕索里尼最亲密的朋友、意大利记者奥吉（Oggi Fallaci）曾公开写过一篇文章，指帕索里尼之死是黑手党和政治的共谋，凶手至少有4个人。但当事人通过媒体公开翻案毕竟还是第一次，对意大利社会的震动不同以往那些推测。30年前，帕索里尼的尸体是在垃圾场里被发现，情状极其惨酷：下巴被打碎，耳朵大半脱落，胸腔深陷，心脏爆裂，头发浸泡在血水之中，整个身体都被汽车反复碾压过。遇害时帕索里尼53岁，他身体强壮，练过空手道，17岁的瘦弱男妓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将他击倒而且这般折磨？就算是经过了激烈的打斗，凶手又怎么可能毫发无损而仅仅在身上沾了5滴血？但当年少年皮诺在口供里坚持是他一人所为，甚至1993年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到监狱里采访他时，皮诺仍称没有说谎，他说，被抓的时候都快吓死了，如果有同谋，一定早将对方的名字说出十几遍了，不可能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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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最大的疑问是，如果这是真相，为什么要等30年？做出这个轰动访问的意大利电视记者名叫弗兰卡·雷奥西尼（Franca Leosini），他认为皮诺长久保持沉默是因为被人以家人生命相威胁，而他选择现在开口，是因为与此事相关的人都死了。也有另外一种推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皮诺被记者说服用这样的方式来卖个好价钱。据另外的媒体透露，让他接受访问的电视频道Ray3确实付了他一笔爆料费，这也是案件再调查时检察院不采用皮诺新口供的原因。不过皮诺也暂时没有时间来享用这笔钱了，前不久他再次被判入狱，罪名是贩卖毒品古柯叶。法国《新观察家》那个名叫马塞尔的记者2005年7月曾去监狱再访皮诺，就在会客室里，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皮诺居然偷走了记者的钱夹。这名记者倒也安然接受了，他说，看来皮诺已经习惯了为自己索取采访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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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5年6月底的时候，罗马检察院表示对帕索里尼被害案件重新调查，之后罗马市政府也正式宣布展开民事诉讼部分。不过大多数人对结果并没有抱指望，就像民事诉讼部分的律师尼诺所说，重新调查就像是试图把一个30年前打破的花瓶粘起来，复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实热爱帕索里尼的人对于抓捕和审判真正的凶手并不那么钻牛角尖，他们更希望借助调查，还原两个真实。首先是作为人的帕索里尼。这么多年，人们记得他的死甚于他的生，那个作为先锋诗人、政论记者和导演的帕索里尼被遮蔽在了过度渲染情色的不道德死亡事件后面。在那么多版本里，他的生命被强调是终结于一次深夜的寻欢，结束在一名年轻男妓的乱棒下，而他死状的惨烈，又总被人拿来和他死前数周完成的电影《萨罗：索多玛120天》对接在一起。世人在这部影片里搜索所谓的死亡信息，将他作为一个同性恋的殉道者和萨德的祭品来剖析。而在帕索里尼的朋友看来，帕索里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他用文字和电影，对抗着当时意大利社会的腐烂和高压，而他从不避讳的左翼立场以及同性恋身份，使他成为极右势力制造政治恐怖的目标。如果这次再调查能够证实帕索里尼是死于极右势力的暴虐谋杀，那么他就将首先被还原为代表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另外一个事实，与欧洲现实政治环境相关：极右阵营这两年在意大利的各种选举中越来越有影响力，令知识阶层感到不安，他们希望能以帕索里尼之死的真相大白，让意大利人对黑暗政治的后果有所反思。真相存在，但何时出现就要看谁更需要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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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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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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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20世纪欧洲文化界最受争议的人物，帕索里尼将排进前三名。诗人—政论记者—电影导演，无论他在哪个角色阶段，得到的评价总是“异端”、“暴烈”、“犯上作乱”和“伤风败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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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1922年生于意大利波伦亚（Bologne）地区。他父亲是墨索里尼的步兵军官，母亲是费留里的普通农妇，那里的方言非常特别，帕索里尼尝试过用它来写诗，一度很被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军官父亲被游击队处决，帕索里尼随母亲避难于费留里，做了中学教师。1947年帕索里尼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两年后因为同性恋被开除，但他一生没有改变过左翼立场。他和母亲搬到罗马，定居在贫民区，常年与强盗、小偷、妓女等社会边缘人相伴，这段生活使他的作品具备残酷的真实和暴烈的反叛。上世纪50年代末，帕索里尼出版了使他位居先锋作家行列的两部作品，即诗集《葛兰西之烬》和小说《暴力人生》，小说因为描写妓女与皮条客的生活而得到“猥亵”的评价，但由于文字具备出色的视觉感，他被索尔达蒂、费里尼等电影大师欣赏，邀请他合作编剧，这是他走向电影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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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帕索里尼独立导演了第一部影片《乞丐》。第二部影片《罗马妈妈》获得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俱乐部联盟奖。第三部影片《软奶酪》只放映一次即被禁映——他后来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命运莫不如此。帕索里尼因作品内容不良被起诉33次，禁映更是几乎伴随了他全部的电影作品，而帕索里尼的回答是：“以保护他人道德为名禁止色情，是为禁止其他更具危险性的事物找借口。”进入70年代，帕索里尼用他的代表作“生命三部曲”挑战了当时思想平庸、政治黑暗的意大利社会。他首先改编拍摄了挑战道德礼法和宗教特权的《十日谈》，其后《坎特伯雷故事》的情节被道德家认为伤风败俗，第三部《一千零一夜》讲述了几段异性爱和同性爱的故事，对自然奔放的性的赞美，实际上是他对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可笑的是，这种批判因为性爱场面而赢得了消费主义的青睐，票房奇高，令帕索里尼极其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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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罗：索多玛120天》是帕索里尼最后一部作品，完成后不过数周，他就遇害于那处荒僻海滩。帕索里尼改写了萨德原著的背景，把故事背景设置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末期的萨罗共和国。作为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萨罗统治期间有7万人被杀害，4万人被截肢，无数妇女、少年被强奸或鸡奸。影片中有象征贵族、司法、神权等机构的四个角色，有士兵组成的暴力机关，权力和暴力之下的性政治肮脏、冷酷、残暴、畸虐，令观众无法完成观看过程。这是帕索里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权力形态的最后挑战，并登峰造极。他早就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我是这么充满激情，这么疯狂地拥抱生命，我知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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