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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死于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关于这家医院，当时曾给不少人浮想联翩的由头。50年代末期，福柯在潜心著述《疯癫与文明》的时候，曾专门考察过这所医院，并详细描述过它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演变。萨勒贝蒂尔医院在17和18世纪担当监狱的功能，专门看押乞丐，妓女，疯子或者罪犯。法国大革命以后，这里被人道主义人士改造，成为收容精神病患者的疯人院。福柯的论敌将这种巧合视为一种嘲弄。为什么偏偏是萨勒贝蒂尔？真的是巧合吗？德菲尔披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984年6月初的那个星期天，福柯突然在沃日拉大街的家中晕倒。德菲尔一时联络不上负责治疗的主治医生，只好和福柯的哥哥一起先将他送进了居住区的一家诊所。第二天医生来了，在转院的安排上，他们刻意排除了当时设有艾滋病研究课题的克劳德·贝尔纳医院，尽管那里有著名的艾滋病毒发现者之一罗泽伯姆教授，最终决定转院到萨勒贝蒂尔，目的就是不让福柯住到容易让人联想到艾滋病的医院去，以免引起舆论关注。由于决定仓猝，当福柯到达的时候，医院为他准备的病房甚至没有来得及消毒。两天后，福柯肺部感染，被迫转移到重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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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的法国社会，包括大部分医生在内，对于艾滋病都还讳莫如深，没有勇气面对。福柯去世后十几分钟，德菲尔到医院办公室办理手续，无意间看到了诊断书，上面写着“死亡原因：艾滋病”。作为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得知福柯的真正病因。医生就在旁边，德菲尔质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医生答非所问：“放心，会销毁的，不会留下什么。”德菲尔回忆说，他直到那时才真切感受到，一种全社会性的恐惧心理能够怎样将真相掩盖过去。医院害怕媒体，害怕曝光，为此而不得安宁。《世界报》随后向全世界公开发布的医生公告如下：“米歇尔·福柯先生自1984年6月9日在萨勒贝蒂尔医院神经系统疾病科就医，对由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症状进行了必要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化脓。开始时，抗菌素治疗产生了良好效果，因病情好转，米歇尔·福柯先生可以了解对他刚出版的两卷书的最初反应。但病情突然恶化，使有效治疗的希望彻底破灭，福柯先生于6月25日13点15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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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自己是这个集体谎言的一部分吗？对于他是否了解自己病情，在他死后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推测。一部福柯传记中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大部分亲友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根本不知道折磨他的是什么病，他甚至在医院里还制定了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度假的计划”。但更多的朋友认为他心里是清楚的。在去世前的冬季，他曾给最亲近的朋友杜梅泽尔打电话说“我想我肯定得了艾滋病”。德菲尔在专访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在1983年12月他们曾经谈到过艾滋病的可能性，但是在抗生素治疗生效之后，福柯又在1984年1月给朋友的信中说，他一度以为自己得了艾滋病，现在看来并不是。德菲尔相信福柯并非有意向他隐瞒，只是当时充满了谎言和误解，他来不及说，或者是不能够说。这一切驱使德菲尔在福柯去世的当年发起成立“抗击艾滋联盟”，成为法国直面艾滋病的第一批人，虽然他自己被证实并没有感染HIV。他说，“我想持续这场哀悼，继续关注各种人群的发言权利”，就像福柯和朋友当年成立“有关监狱信息小组”、发起监狱改革风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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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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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尊称达尼埃尔·德菲尔为社会学家，但在福柯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一个在福柯私人生活中偶尔出现的片断。在某些关于福柯的书和文章里，提到他时笔下并不友善。较常出现的相关片断有两个。一是60年代初期福柯在克莱蒙大学任教时的不愉快插曲：他曾经利用自己担任哲学系负责人的权力，为这个刚刚相识不久的年轻情人安排过一个助教的位置，这在当时很受非议，并成为一些对手攻击他的把柄。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相比，福柯一生颠沛，在国内国外的大学讲坛间奔波往返，而任教克莱蒙大学是他比较重要的阶段。在这个距离巴黎有6小时火车路程的地方，福柯工作了6年，后来风靡一时的著作《词与物》，基本内容就是他在简陋的教室里给他为数不多的学生讲授的部分课程。另外一件和德菲尔相关的事情，发生在1968年法国著名的“五月风暴”期间，当时福柯受聘于突尼斯执教，远离运动中心巴黎，于是德菲尔每天的电话成为他最信赖的现场报道并直接影响了他的观感。所以很多文章在谈及福柯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时，也会出现德菲尔的名字。德菲尔和福柯两人分分和和，共同生活了25年，直到福柯病故。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在他撰写的福柯传记《权力与反抗》一书中写到，对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福柯曾在和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我经历的是迷恋某人的生活状态，或许在某一时刻，这种迷恋以爱情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这是我们互相迷恋的状态，一种除他本人以外没有其他理由能够结束的永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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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生命的最后10年，福柯给予德菲尔的不完全是永恒，还有背离，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从1972年开始，福柯频繁到美国做学术旅行。美国吸引他的当然有工作乐趣——对于福柯在美国的影响力，《时代周刊》在1981年曾经用到了崇拜二字——但更深层次的，是纽约和旧金山的自由给予他心性的放纵。福柯没有否认过自己是同性恋者，但他一直对此感到难以承受的压抑，“在夜生活的阴影中推动白昼所不允许的令人感到缺憾的快感”。而在美国，他享受到了一种作为生活模式和文化现象的同性恋。从美国西海岸各种不公开却又组织严密的俱乐部、酒吧和浴室当中，他索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福柯曾说自己所有的快乐，写作也好，行为也好，都是和死亡相关的，而在美国的经历给了他“不可抗拒”和“不可言表”的实践可能性，超越和消除他所说的权力体系，即异性恋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边缘化权力。1983年，即便他的健康已经严重恶化，福柯仍然期待美国的旅行，以做精神上的解脱。德菲尔在专访中没有触及这个话题。他说，多年的沉默除却对丑闻的惧怕，更多的是因为觉得不能替代福柯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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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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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凡尔纳船长的已知和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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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百年之后的2005年，凡尔纳被法国人放进19世纪文学巨匠之列，比肩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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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记作家乔治·开恩特在《科学幻想之父》里说，儒勒·凡尔纳是不出家门的人，所有小说都是他40年里坐在法国亚眠那间红砖高楼顶的小屋中想出来的。这纯粹是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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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自然未能像他书中的主人公那样上天入地，但酷爱航海。他一生写了62部小说，不管故事怎么千奇百怪，有一个主题是不会变的，那就是远行，他的主人公永远都在路上，这正是他自己所梦想的生活方式。为了履行和出版商的合同，凡尔纳基本上每6个月要完成一部小说，有一本传记描述他在亚眠的时间表：每天早晨5点起床，写作到中午11点；下午翻阅当地工业协会提供的专业杂志，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从中寻找灵感。能够打破他这生活模式的，唯有出海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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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凡尔纳买下自己的第一艘船，是二手货，但修理后足以出海，他很满意，用5岁爱子的名字命名了这艘船——圣·米歇尔1号。这一年他已经出版了4部畅销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还有《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出版商赫泽尔每月付他750法郎报酬，他每年上交两本小说。衣食无忧后，凡尔纳的最大愿望是航行，11岁那年他就曾试图扒船去印度，被父亲发现拽回了家。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了。此时他手头正写着《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急需一次远航感受。但圣·米歇尔1号还不够能力远行，凡尔纳只用它短途航行过几次。1867年，他选择了有名的蒸汽巨轮“大东方号”横渡大西洋，直抵美洲。他在这次出海期间开始构思《海底两万里》，后来的《机器岛》也因为“大东方号”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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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和1877年，凡尔纳又相继买下两艘新船：圣·米歇尔2号和3号，他很兴奋，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到“船很漂亮”。几次小航行之后，1881年凡尔纳开始探险之旅。他与侄儿保罗·加斯东、罗贝尔·戈德弗鲁瓦一起乘圣·米歇尔3号出发，经巴·德·加莱，跨越北海和波罗的海，最远停泊点到达基尔。这次大胆旅行由他弟弟保罗在《从鹿特丹到哥本哈根的航行》一书中做了详细描述。1884年，凡尔纳携家人乘圣·米歇尔3号在地中海做了一生中最长也是最后的航行，同行者依然是弟弟保罗和两个侄儿，到达阿尔及尔后，他妻子奥诺丽娜、儿子米歇尔等人也上了船，行经葡萄牙、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意大利，每到一处都受到凡迷的狂热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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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有幸生活在一个不可复制的激情的年代：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都在破茧成蝶的前夕，而且奇妙地平行和交叉，形成了某种能供所有天才自由呼吸的智力氛围，就像法国诗人萨尔蒙（Andre Salmon）感叹的那样：“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在什么方面，无论在哪里。”凡尔纳把他对于世界的所有理想和揣测都变成了文字，这不单单是他的世界，也是他身边朋友的世界。那个时代的天才并不孤独，他们被同样可爱的天才所环绕。凡尔纳身边的密友，除了写作上对他有帮助的作家大仲马、阿拉贡、戈蒂埃，还有给他文中那些奇思异想提供“赞助”的人——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摄影和航天奇才纳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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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对于空间和月球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弗拉马里翁（Nicolas-Camille Flammarion），小说《从地球到月球》里用了大量由他提供的科学资料。到了《征服者罗比尔》，凡尔纳在篇首让罗比尔为说服众人而发表滔滔演说，其中几次以弗拉马里翁关于宇宙和星球的理论为依据，也算是他对朋友的致敬。弗拉马里翁比凡尔纳小14岁，出生于农民家庭，在巴黎天文台当实习员期间，靠业余补习成为一代天文学大家。1862年后，年仅20岁的他因为写出《可居世界的众多》而成名，布鲁塞尔、日内瓦、罗马等地争相请他前去演讲，每次座无虚席。弗氏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双星和聚星、恒星的颜色和运动、火星和月球的地形等方面，给凡尔纳的写作带去很多灵感，乘炮弹到月球旅行、在太阳系环绕游走，这些情节都有弗氏的学识在后面撑腰。弗氏最成功的论述是1880年出版的那本《大众天文学》，因为读了这本书而痴迷天文学的人世界各个角落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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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达尔（Felix Nadar）和凡尔纳相识，应该是在他倾心于文学的那段时间。19世纪40年代，凡尔纳从南特到巴黎学法律，纳达尔从里昂到巴黎学医，两人却都志在戏剧和诗歌。纳达尔后来爱上摄影，1849年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室，专拍名人肖像，他给这个系列取名“纳达尔先贤祠”，陆续拍过大仲马、戈蒂埃、乔治·桑这些先于自己成名的前辈，还有同辈中人阿波利奈尔、凡尔纳等。纳达尔还是一个狂热的航天飞行迷，1858年他用气球装载照相机拍摄巴黎鸟瞰图，被后人推为世界上的第一次航天摄影。凡尔纳笔下的空中英雄或多或少都有他的影子在里面。1863年，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发表后不久，受到鼓舞的纳达尔就真的造出一个5000立方米的超大气球并实践了多次飞行，这就是航天飞行史上著名的“巨人号”。凡尔纳写作《从地球到月球》时，给主人公取名“Ardant”，实际上是用流行的拼字游戏把“Nadar”名字的字母变换位置后的结果，他用这种方法向好朋友表达了尊敬和欣赏。在《征服者罗比尔》中，罗比尔建造了“信天翁号”飞行器，要向世界证明“比空气重的飞行”必定成功，这也是另一个版本的纳达尔，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纳达尔就是坚定不移的“比空气重飞行派”宣传者，并以此影响了凡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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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纳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米歇尔和出版商赫泽尔陆续推出了他一些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注明是从作者遗稿中整理成篇。但是最新的凡尔纳研究者对此提出了疑义，认为后来出版的数部小说基本上不是凡尔纳手笔，而是由他儿子完全或部分重写。凡尔纳生前出版的作品中，也有几部被认为另有“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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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的成名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后，他的合作出版商赫泽尔曾于1867年出过一部科幻探险小说《关于地球命运的奇异发现和莫测结果》，署名“X.Nagrien”。法国人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这是凡尔纳用笔名发表的作品，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在其译本上将作者名改为凡尔纳。1966年，法国雷恩市的凡尔纳研究者西蒙娜·维艾纳最终确认该小说的真实作者是一个名叫奥杜安（Francois-Armand Audoin）的人，和凡尔纳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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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出版的《月亮女神号残骸》，署名为凡尔纳和安德烈·劳里（Andre Laurie）合著，但后来被证明为劳里独立完成，凡尔纳仅对他的文字做了一些润色，出版社为市场考虑强行加上了凡尔纳的名字。安德烈·劳里真名叫帕斯盖尔·格鲁塞（Paschal Grousset），他既是作家，也是职业政治活动家，曾经用本名写过几本政治小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他被法国政府列入公社分子名单而被迫流亡伦敦，从此用笔名写作。有人披露，凡尔纳1879年的作品《蓓根的五亿法郎》以及1885年的《南方之星》，都是劳里在流亡生活中写成初稿，然后经凡尔纳加工定稿出版，但由劳里本人所起的名字未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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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去世之后，被出版商称“整理发表”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被读者推崇的名作，像《世界尽头的灯塔》、《金火山》、《汤姆森公司分行》、《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约拿旦号历险记》等，其中《约拿旦号历险记》和《流星追逐记》还被很多凡迷认为是他晚年思想和文字最成熟的两部小说。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结论，这些小说都是他儿子米歇尔根据父亲草稿写成，并且做了大量的改动。更有人指出，《巴沙克长老会的惊人奇遇》依据的只是凡尔纳一个提纲，行文风格和情节铺陈都属于米歇尔；《汤姆森公司分行》则完全是米歇尔的作品，只不过借了他父亲的名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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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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