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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现代先知”出现在21世纪观众面前的戈雅，并非表现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戈雅，而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面展示的那个戈雅：充满思维呓语的黑色空间。戈雅1797年完成的铜版画《理性的沉睡》，描绘一个人枕着桌子睡着之后，他的身后腾起黑压压一群猫头鹰和蝙蝠——在一切与巫相关的文字里，这两种动物都是巫世界的信使。戈雅在他马德里郊外的“聋人之家”墙壁上，完成了15幅“黑色绘画”，这些画以掺和着赭石和土黄的黑色调为主，有《短棍互殴》、《半沉的狗》、《撒旦食子》、《女巫的聚会》……福柯认为戈雅在这一系列画里面所关注的，是另一类疯癫，“不是被投入监狱的疯人的疯癫，而是被投入黑暗的人的疯癫”。这些画作和前面提到的几幅作品在创作时间上交叉，但和两个世界——人间和非人间——都不发生关系，它们是关于黑夜的，“在那种黑夜中，人与自己内心最隐秘、最孤独的东西交流”。《短棍互殴》的画面上，两个半身陷于大地的男人还在持棍互殴的悲剧性意象，似乎代表了画家对于不可救药的人类的极度绝望。在《飞行》中，女巫骑在树枝上交谈，而到了《女巫的聚会》，脸上连嘴巴和眼睛都没有了，只有朝向虚空、无端而来的目光。福柯曾问他的读者，难道戈雅没有唤起我们对那种存在着妖术、神奇的飞行和栖身于枯树上的女巫的古老世界的回忆吗？但这种回忆显然和《哈利·波特》那种保持儿童天真想象力的世界无关，相反它对死亡主题饶有兴致，包含了古典主义非理性的声音和最内在的自然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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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柏林老美术馆举行戈雅画展的同时，法国《观点》杂志记者寻访了眼下在法国年轻人中间风行的新新“哥特族”，而这个人群所标榜的主题也是“黑色空间”。他们自称是波德莱尔的继承人，钟情19世纪黑色小说，欣赏戈雅的黑色绘画，听哥特式音乐，对反理性和反常规的东西、特别是对死亡主题充满兴趣。如果从外形辨别，他们偏爱黑色，在墓地野餐，品苦艾酒，周末只在中世纪地窖里跳舞，而且必须穿上黑衣和200欧元一双的大皮靴。但是他们并非简单神秘学说的浅薄追随者。一位“哥特族”告诉记者，他不想有任何宗教信仰，之所以佩戴魔鬼的标志，只因为它是上帝的敌人。表面上“哥特族”喜欢阴森凄惨的气氛，是与黑暗、死亡和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但它所附加的修饰词语却应该是“和平而非暴力的、被动而接近宽忍的”，张扬的是那种不被承认的虚无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族群倒像是戈雅的谜面所对应的现代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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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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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哥特文化”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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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哥特族”青年崇尚的其实仍然是哥特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英国为中心蓬勃过，90年代沉寂下去，最近两年却又重新从巴黎开始在法国境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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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Gothic）作为特定的词，原本指的是西欧日耳曼部族，在文艺复兴时期用来指代中世纪的艺术形式，暗示宗教的野蛮和粗野。但从12世纪到16世纪早期，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贴有“哥特”标签的，从宗教建筑、雕塑，到世俗的生活饰物。到18、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带来了哥特复兴，在建筑上新哥特式逐渐成为时尚，而这次复兴是在哥特式小说的影响下进行的。在《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可以找到对哥特式小说的描述：这一批评术语涵盖了大量的反常性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的聚合与冲突，例如华尔普（Walpole）的《奥兰多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路易斯（Lewis）的《僧侣》（The Monk）。这些小说的背景通常建构于荒凉的古堡或者幽深的修道院，总之是巨大阴森的哥特式建筑里面，主角以少男少女居多，情节则无例外地与人展开一段以复仇为目的、以死亡为终结的追逐……这种“令人快乐的惊恐”，“反抗理性的支配”，从勃朗特到狄更斯时期直至当代的英语文学中都可以连续地被感受到，甚至斯蒂芬·金作品和美国畅销书吸血鬼系列也被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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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哥特小说作为母体，又滋生出了哥特音乐，成为非主流音乐中极为特殊的一个支脉。早期的代表如“包豪斯”（Bauhaus）、“享受分裂”（Joy Division）等等乐团。它们的特色是厌世的情调、冷冰冰的音符，音乐氛围缓慢、悲伤甚至恐怖，在歌词与表演层面折射生命的荒凉，追求内心深处诡异的乐趣，比如“包豪斯”的主唱Peter Murphy就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双性吸血鬼。总之，哥特精神开始在音乐上展现其影响力，首先是音乐评论人士在描述Sex Gang Children乐队时用到了“哥特精灵”的字眼，之后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乐队的主唱在形容乐队的新方向时使用了“哥特”一词，“享受分裂”乐队的经纪人1978年在BBC电视台上节目时也提到了“哥特”这个词。最后，“包豪斯”在1979年推出新唱片时最早将作品贴上“哥特”标签，并得到一致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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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所谓“哥特文化运动”从英国开始上演，很多人将它视为是朋克运动（punk）的片断延续，它将视觉艺术、文学、音乐和服饰等构成的整套美学和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地下文化，并由此繁衍出了无数的地下群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这些群落发展—变异—没落—再起，形态和内涵不断变化，但有两点却是所有“哥特族”永远不会改变的：黑色服装和摇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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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谁的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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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人们对毕加索却有恒定的景慕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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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到过巴塞罗那，没进毕加索博物馆。已经按图索骥找到那条蒙特卡达（Montcada）窄街，门口看不见尾的长队让人犹豫。在毕加索和哥特旧城之间，行程仓促的我最终决定省下排队时间，返回老城多逛几圈。那两年去过很多次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也常路过他在蒙马特时期栖身的“洗衣船”一带，自以为看过了面目比较完整的毕加索，对错过参观巴塞罗那博物馆并不太遗憾。当时觉得，毕加索在巴黎生活70多年，属于巴黎和法国更多，西班牙对他不过是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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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西班牙的采访，一路要寻的却正是这个来处。巴塞罗那、马德里、马拉加，从北到南，从毕加索西班牙生活的结尾，逆行回溯到他的人生源头。毕加索身上和画中弥漫的浓烈的地中海气息，像底片被显影，在眼前越来越清楚地呈现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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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这样描述毕加索：“有时有人问我，‘毕加索’这个字该怎么念才算正确——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还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也就是说，他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当然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这有他的外貌和性格、严峻的现实主义、高度的热情以及深刻而危险的讽刺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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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对“四只猫”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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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博物馆门口永远是看不见尾的长队。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专家曾感叹收藏家的口味变来变去，雷诺阿、莫奈也有从市场最高端下落的时候，唯有毕加索是例外，他可能是百年来唯一能在高价位上坚挺不倒、永远制造收藏热点的艺术家。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人们对毕加索却有恒定的景慕和好奇，而这似乎更多来自距离感：读懂他或者他的作品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爱伦堡也说，写毕加索之所以这么难以下笔，原因就在于无论你写什么，它们都是既真实而又不真实，“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转变得如此迅速、同时又那么坚定而忠于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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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博物馆的前一天，我们在近郊的Torres酒庄采访。媒体总监是个法国人，他建议一定要参观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在巴黎，你看见毕加索伟大的作品。在巴塞罗那，你看见毕加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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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所在是一座15世纪宅邸，窗棂和廊柱有华丽的哥特式纹饰，走进去幽深，中庭的阳光却明亮。风格类似的老宅子在蒙特卡达街上有几家，只是规模不如它。1963年，毕加索青年时代的密友萨瓦特斯（Jaume Sabartes）在巴塞罗那市政府的资助下为它开馆，当时以他自己的收藏为主，加上毕加索一些朋友的捐赠，毕加索和当时的佛朗哥独裁政权是死对头，为了少些麻烦，博物馆在很长时间里都以“萨瓦特斯收藏馆”的名字出现。1970年毕加索为博物馆捐赠了1700多件作品，都是他家人在巴塞罗那的收藏，这里立刻就成了馆藏毕加索作品的老大。现在里面日常展示作品有3600多件，基本上将毕加索青年时代即1895～1900、1901～1905年的绘画全部收藏，两件珍贵的早期作品——《最初的圣餐》（The First Communion）、《科学与仁慈》（Science and Charity）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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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4岁的毕加索随父亲搬到巴塞罗那，并考上了巴塞罗那美术学院。1896年，父亲想办法为毕加索租到一间独立画室，位置就在他从美术学院回家的那条路上。在自己的画室里，毕加索完成了3幅作品：《最初的圣餐》、《留平头的自画像》以及他第一幅学院派巨幅油画《科学与仁慈》。《最初的圣餐》获得参加巴塞罗那第三届美术和工业展的资格，和加泰罗尼亚那些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挂在一起，标价1500比塞塔银币，可惜最终没有如毕加索期望的那样得到奖项，也无买家问津。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好歹有几句提到这位少年，称他为新人，肯定画作“局部轮廓线条分明”。我们在毕加索博物馆的第七展厅看到了这幅画，浓烈的宗教氛围，熟练并且控制自如的学院派技法，难以相信毕加索那年不过15岁。第八展厅里，主角是他1897年画的《科学与仁慈》，这是他在西班牙绘画界的扬名之作，先被推荐参加马德里大众美术展，然后在马拉加省际展览会上获得一枚金奖。父亲何塞在画面上充当了一个为病妇把脉的医生角色，代表“科学”。后来的观看者认为，毕加索在这幅画上移植了10年前小妹妹死去的情景。这幅画获奖成了他家族的骄傲，叔叔萨尔瓦多将它在家里挂了多年，之后又被妹妹洛拉收藏。法国作家皮埃尔·戴在他的《毕加索传》里说，1899年，毕加索从马德里返回巴塞罗那的第二年，他画了一幅同样主题的《最后时刻》。那幅画用了市面上最大的120厘米画布，在“四只猫”咖啡馆的朋友为他筹办的第一次画展上展出，那是他最后一幅学院派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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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四只猫”喝了杯咖啡，看着满墙怀旧的老画和照片，同事笑问是否和毕加索们有了灵魂的对话。“四只猫”在闹市，从加泰罗尼亚广场转入Angel路，左边第三条小巷口就是了，并不像传言中那么难找。下午18点还远不是巴塞罗那人聚在一起吃喝聊天的时候，他们的晚餐一般会在晚上二十一二点开始，夜生活就更晚了。书中描述“四只猫”永远烟雾缭绕、高谈阔论，四周脏乱不堪，街道矮檐下回荡着弗拉门戈的舞曲。这种景象全无踪影了。它的门脸不大，但比市区多数咖啡馆都精致，老旧得矜持，门口竖着毕加索画的那张著名菜单，乍看之下以为是劳特雷克的作品——在19世纪末，巴黎氛围和劳特雷克那种画风，正是加泰罗尼亚年轻艺术家追逐和模仿的目标，“四只猫”也是这股法国风刮起来的。老板是画家、诗人帕尔·罗默（Pere Romeu），主意据说是一个叫米格尔·乌特里洛（Miguel Utrillo）的人出的，他混过巴黎蒙马特，在因劳特雷克而留名艺术史的“黑猫”俱乐部当过侍应生，这家酒馆取名“四只猫”，算是一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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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猫”成了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大本营，大家都谈论着虚无、独立、无政府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口号是“循着不正常的、前所未闻的生活”。1898年后，毕加索由诗人卡萨吉马斯成了“四只猫”的常客，后来为他立传的人认为，画家未来性格中诡秘的一个侧面——喜欢建立极少数人的亲密小圈子，喜欢那些暗号式的称呼、暗语和术语——正是从这段时期开始显现的。毕加索只有19岁，但他很快成为一群年轻人簇拥的核心人物，包括帕利亚雷斯、卡萨吉马斯、萨瓦特斯、索托兄弟和维达尔，他们挑战以卡萨斯、诺尼尔为领袖的成名人物。“四只猫”现在里间成了豪华餐厅，外间是咖啡馆，零星坐了几桌，看起来都是慕名的游客。向年轻侍应生打听百年前的人和事，个个茫然，经理像是本地老人，却惜字如金，从柜台取来宣传小册递给我们，不肯多说一句。和巴黎的“洛东达”咖啡馆一样，在这里，游客驱逐了艺术家和诗人，留下的只有念想。咖啡馆的左侧墙壁上依旧挂着那幅有名的老海报画，两个白衣男子在骑双人自行车，一个是老板帕尔·罗默，另一个便是当时酒馆聚会的灵魂卡萨斯。下面的那些小幅炭笔和水彩肖像，多幅出自毕加索，有皮乔特、卡萨吉马斯，也有他的自画像。1900年2月1日，毕加索的“小集团”为他在“四只猫”的地下长廊里面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素描，真迹当年都在150幅展品里面。画展并不成功，但它是毕加索对西班牙生活、对学院派绘画的最后告别仪式。10月，毕加索和卡萨吉马斯头也不回地扑向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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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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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传记都用了“贫乏”、“沮丧”来形容少年毕加索在马德里的经历。持不同看法的仿佛只有萨瓦特斯——毕加索在此次马德里之行结交的终生密友、后来的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萨瓦特斯认为毕加索前去马德里是寻求自己的结论，“马德里意味着逃避和探险：远离平庸，发现未知”。如他所说，未来毕加索便是在马德里打上了戳记。1896年10月，毕加索遵父命参加了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高分上榜。他对这所受人仰视的学院充满轻蔑，向往巴黎和慕尼黑，这个念头从马德里开始滋生，两年后在“四只猫”的聚会间不断被强化，并最终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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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观看，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和老欧洲的那些古老大学极其一致。原建筑是银行大楼，在市中心闹中取静，外形规矩气派，符合毕加索眼中的矫饰风格。我们进去参观了它的藏画，这里陈列着16～19世纪西班牙古典绘画，有戈雅等大师的代表作，看不到毕加索的任何印记。他入学不到两年，因为染上猩红热中止学业，之后迫不及待离开了这个地方。即便没有生病，他在信中也告诉朋友上课多么无聊，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课程，宁愿在普拉多美术馆里游荡。这是毕加索第一次对普拉多美术馆有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父亲的引导下观看。依然是写给朋友的信，毕加索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趣味：“委拉斯开兹（Velazquez）是第一流的，格列柯（Greco）的头像很了不起……”他在马德里画得比在巴塞罗那少很多，只是临摹过委拉斯开兹的《菲利普四世》，画过一些小幅风景，部分画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里看过了。但他开始预示画法的“变形”，这不排除来自格列柯的影响——在那个时代，模仿格列柯本来就是前卫的画风，并且贯穿终生的创作。1897年普拉多美术馆于他的印记，其实在未来毕加索身上间或闪现，比如1957年他用58幅立体主义风格的系列油画，反复摹画委拉斯开兹名作《宫娥》（Las Meninas），作为向大师的致敬。1968年，毕加索将这一系列捐赠给巴塞罗那博物馆，这个展室是我参观时流连最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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