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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人们对毕加索却有恒定的景慕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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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到过巴塞罗那，没进毕加索博物馆。已经按图索骥找到那条蒙特卡达（Montcada）窄街，门口看不见尾的长队让人犹豫。在毕加索和哥特旧城之间，行程仓促的我最终决定省下排队时间，返回老城多逛几圈。那两年去过很多次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也常路过他在蒙马特时期栖身的“洗衣船”一带，自以为看过了面目比较完整的毕加索，对错过参观巴塞罗那博物馆并不太遗憾。当时觉得，毕加索在巴黎生活70多年，属于巴黎和法国更多，西班牙对他不过是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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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西班牙的采访，一路要寻的却正是这个来处。巴塞罗那、马德里、马拉加，从北到南，从毕加索西班牙生活的结尾，逆行回溯到他的人生源头。毕加索身上和画中弥漫的浓烈的地中海气息，像底片被显影，在眼前越来越清楚地呈现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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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这样描述毕加索：“有时有人问我，‘毕加索’这个字该怎么念才算正确——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还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也就是说，他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当然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这有他的外貌和性格、严峻的现实主义、高度的热情以及深刻而危险的讽刺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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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对“四只猫”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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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博物馆门口永远是看不见尾的长队。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专家曾感叹收藏家的口味变来变去，雷诺阿、莫奈也有从市场最高端下落的时候，唯有毕加索是例外，他可能是百年来唯一能在高价位上坚挺不倒、永远制造收藏热点的艺术家。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人们对毕加索却有恒定的景慕和好奇，而这似乎更多来自距离感：读懂他或者他的作品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爱伦堡也说，写毕加索之所以这么难以下笔，原因就在于无论你写什么，它们都是既真实而又不真实，“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转变得如此迅速、同时又那么坚定而忠于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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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博物馆的前一天，我们在近郊的Torres酒庄采访。媒体总监是个法国人，他建议一定要参观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在巴黎，你看见毕加索伟大的作品。在巴塞罗那，你看见毕加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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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所在是一座15世纪宅邸，窗棂和廊柱有华丽的哥特式纹饰，走进去幽深，中庭的阳光却明亮。风格类似的老宅子在蒙特卡达街上有几家，只是规模不如它。1963年，毕加索青年时代的密友萨瓦特斯（Jaume Sabartes）在巴塞罗那市政府的资助下为它开馆，当时以他自己的收藏为主，加上毕加索一些朋友的捐赠，毕加索和当时的佛朗哥独裁政权是死对头，为了少些麻烦，博物馆在很长时间里都以“萨瓦特斯收藏馆”的名字出现。1970年毕加索为博物馆捐赠了1700多件作品，都是他家人在巴塞罗那的收藏，这里立刻就成了馆藏毕加索作品的老大。现在里面日常展示作品有3600多件，基本上将毕加索青年时代即1895～1900、1901～1905年的绘画全部收藏，两件珍贵的早期作品——《最初的圣餐》（The First Communion）、《科学与仁慈》（Science and Charity）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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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4岁的毕加索随父亲搬到巴塞罗那，并考上了巴塞罗那美术学院。1896年，父亲想办法为毕加索租到一间独立画室，位置就在他从美术学院回家的那条路上。在自己的画室里，毕加索完成了3幅作品：《最初的圣餐》、《留平头的自画像》以及他第一幅学院派巨幅油画《科学与仁慈》。《最初的圣餐》获得参加巴塞罗那第三届美术和工业展的资格，和加泰罗尼亚那些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挂在一起，标价1500比塞塔银币，可惜最终没有如毕加索期望的那样得到奖项，也无买家问津。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好歹有几句提到这位少年，称他为新人，肯定画作“局部轮廓线条分明”。我们在毕加索博物馆的第七展厅看到了这幅画，浓烈的宗教氛围，熟练并且控制自如的学院派技法，难以相信毕加索那年不过15岁。第八展厅里，主角是他1897年画的《科学与仁慈》，这是他在西班牙绘画界的扬名之作，先被推荐参加马德里大众美术展，然后在马拉加省际展览会上获得一枚金奖。父亲何塞在画面上充当了一个为病妇把脉的医生角色，代表“科学”。后来的观看者认为，毕加索在这幅画上移植了10年前小妹妹死去的情景。这幅画获奖成了他家族的骄傲，叔叔萨尔瓦多将它在家里挂了多年，之后又被妹妹洛拉收藏。法国作家皮埃尔·戴在他的《毕加索传》里说，1899年，毕加索从马德里返回巴塞罗那的第二年，他画了一幅同样主题的《最后时刻》。那幅画用了市面上最大的120厘米画布，在“四只猫”咖啡馆的朋友为他筹办的第一次画展上展出，那是他最后一幅学院派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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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四只猫”喝了杯咖啡，看着满墙怀旧的老画和照片，同事笑问是否和毕加索们有了灵魂的对话。“四只猫”在闹市，从加泰罗尼亚广场转入Angel路，左边第三条小巷口就是了，并不像传言中那么难找。下午18点还远不是巴塞罗那人聚在一起吃喝聊天的时候，他们的晚餐一般会在晚上二十一二点开始，夜生活就更晚了。书中描述“四只猫”永远烟雾缭绕、高谈阔论，四周脏乱不堪，街道矮檐下回荡着弗拉门戈的舞曲。这种景象全无踪影了。它的门脸不大，但比市区多数咖啡馆都精致，老旧得矜持，门口竖着毕加索画的那张著名菜单，乍看之下以为是劳特雷克的作品——在19世纪末，巴黎氛围和劳特雷克那种画风，正是加泰罗尼亚年轻艺术家追逐和模仿的目标，“四只猫”也是这股法国风刮起来的。老板是画家、诗人帕尔·罗默（Pere Romeu），主意据说是一个叫米格尔·乌特里洛（Miguel Utrillo）的人出的，他混过巴黎蒙马特，在因劳特雷克而留名艺术史的“黑猫”俱乐部当过侍应生，这家酒馆取名“四只猫”，算是一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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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猫”成了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大本营，大家都谈论着虚无、独立、无政府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口号是“循着不正常的、前所未闻的生活”。1898年后，毕加索由诗人卡萨吉马斯成了“四只猫”的常客，后来为他立传的人认为，画家未来性格中诡秘的一个侧面——喜欢建立极少数人的亲密小圈子，喜欢那些暗号式的称呼、暗语和术语——正是从这段时期开始显现的。毕加索只有19岁，但他很快成为一群年轻人簇拥的核心人物，包括帕利亚雷斯、卡萨吉马斯、萨瓦特斯、索托兄弟和维达尔，他们挑战以卡萨斯、诺尼尔为领袖的成名人物。“四只猫”现在里间成了豪华餐厅，外间是咖啡馆，零星坐了几桌，看起来都是慕名的游客。向年轻侍应生打听百年前的人和事，个个茫然，经理像是本地老人，却惜字如金，从柜台取来宣传小册递给我们，不肯多说一句。和巴黎的“洛东达”咖啡馆一样，在这里，游客驱逐了艺术家和诗人，留下的只有念想。咖啡馆的左侧墙壁上依旧挂着那幅有名的老海报画，两个白衣男子在骑双人自行车，一个是老板帕尔·罗默，另一个便是当时酒馆聚会的灵魂卡萨斯。下面的那些小幅炭笔和水彩肖像，多幅出自毕加索，有皮乔特、卡萨吉马斯，也有他的自画像。1900年2月1日，毕加索的“小集团”为他在“四只猫”的地下长廊里面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素描，真迹当年都在150幅展品里面。画展并不成功，但它是毕加索对西班牙生活、对学院派绘画的最后告别仪式。10月，毕加索和卡萨吉马斯头也不回地扑向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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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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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传记都用了“贫乏”、“沮丧”来形容少年毕加索在马德里的经历。持不同看法的仿佛只有萨瓦特斯——毕加索在此次马德里之行结交的终生密友、后来的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萨瓦特斯认为毕加索前去马德里是寻求自己的结论，“马德里意味着逃避和探险：远离平庸，发现未知”。如他所说，未来毕加索便是在马德里打上了戳记。1896年10月，毕加索遵父命参加了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高分上榜。他对这所受人仰视的学院充满轻蔑，向往巴黎和慕尼黑，这个念头从马德里开始滋生，两年后在“四只猫”的聚会间不断被强化，并最终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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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观看，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和老欧洲的那些古老大学极其一致。原建筑是银行大楼，在市中心闹中取静，外形规矩气派，符合毕加索眼中的矫饰风格。我们进去参观了它的藏画，这里陈列着16～19世纪西班牙古典绘画，有戈雅等大师的代表作，看不到毕加索的任何印记。他入学不到两年，因为染上猩红热中止学业，之后迫不及待离开了这个地方。即便没有生病，他在信中也告诉朋友上课多么无聊，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课程，宁愿在普拉多美术馆里游荡。这是毕加索第一次对普拉多美术馆有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父亲的引导下观看。依然是写给朋友的信，毕加索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趣味：“委拉斯开兹（Velazquez）是第一流的，格列柯（Greco）的头像很了不起……”他在马德里画得比在巴塞罗那少很多，只是临摹过委拉斯开兹的《菲利普四世》，画过一些小幅风景，部分画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里看过了。但他开始预示画法的“变形”，这不排除来自格列柯的影响——在那个时代，模仿格列柯本来就是前卫的画风，并且贯穿终生的创作。1897年普拉多美术馆于他的印记，其实在未来毕加索身上间或闪现，比如1957年他用58幅立体主义风格的系列油画，反复摹画委拉斯开兹名作《宫娥》（Las Meninas），作为向大师的致敬。1968年，毕加索将这一系列捐赠给巴塞罗那博物馆，这个展室是我参观时流连最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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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加：属于毕加索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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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上火车，从马德里南下塞维利亚，一路回到毕加索的童年——马拉加。确实，这里长满了婆娑的林木，亚热带的鲜花盛开，海在很近的地方，山也近。在塞维利亚和马拉加之间，路边丘陵缓慢绵延，被向日葵、麦田、橄榄林分割成各种奇怪的色块。曾经远离现代的古老港口马拉加已经是一个繁华的旅游城市，我们和毕加索在街头不断相遇——他的故居，他的博物馆。他的画被制成一面墙那么大，幅幅高悬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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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故居正对老市区最热闹的梅塞德广场（Plaza de la Merced），据说在他小时候，广场上种满梧桐树，鸽子成群落在树上。如今鸽子还在，已经没有几棵梧桐了，喷泉、石凳，游人坐在这里歇脚，看得到毕加索小时候住过的房间的绿窗户。故居四层里面只开放了底层和一楼，用来展示少量毕加索后期作品。只有靠街的那个房间，有毕加索洗礼时穿过的白色婴儿服，他小时的几本练习册、小纸头，他家人用过的几件旧家具。父亲何塞在照片上那么温和，完全没有安达卢西亚人的热烈，看到他谨慎善良的目光，我相信在儿子魔鬼般的绘画天才面前，这位当地艺术学院的绘画老师、市立博物馆馆长，真的会像所有传记中渲染的那样主动放弃颜料和画笔，把一切奉献给儿子，并在儿子面前一天天矮下去，成为他蔑视和摧毁传统秩序的替代品。左侧墙上有几幅何塞先生画的小幅素描，线条一丝不苟。毕加索10岁前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城，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对斗牛和鸽子的迷恋。在八九岁时，他完成的第一幅油画作品就是斗牛场所见的全副武装的骑马斗牛士，笔法大胆，色彩令人窒息。斗牛和鸽子的意象，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从未间断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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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坐上长途汽车，去看龙达的古斗牛场，地图上测算不过50公里。但3个小时翻山越岭的旅程，像是倒回了一个世纪。突然间我好像理解了法国作家皮埃尔·戴评价毕加索的那句话：我们若不考虑他只是一位生在19世纪的安达卢西亚男人，就永远不可能探究他的感官世界、他的性欲以及他最终的艺术表现。1891年，11岁的毕加索跟随家人搬往北部的拉科鲁尼亚。他离开马拉加时走海路，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大西洋海岸，一路往北。15岁那年夏天，他和家人在迁居巴塞罗那之前回到马拉加度过一次长假。从此再没有回来过。巴塞罗那、马德里、巴黎，毕加索被层层覆盖，底色仍是马拉加、安达卢西亚。（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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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达利的世界“血比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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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米罗、达利是西班牙为20世纪现代艺术贡献的三位伟大天才。他们先后成名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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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塞罗那开车到费格拉斯的达利戏院博物馆，用了将近两小时。小城离法国边境只有15公里，十几分钟车程。没等走进达利的神奇世界，在博物馆外的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广场吃午餐，先被3座重复的雕像迷惑了：除了用轮胎做成的底座高度不同，这是3个一模一样的古典石膏像，像一串回声，在广场不同方位彼此呼应。这个沉思的长袍老头和达利有关系吗？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请教，被告知那是19世纪法国人梅索尼埃（Jean Louis Ernst Meissonier）。梅索尼埃是达利最推崇的学院派画家，在19世纪法国画坛地位神圣，欧美旧贵新贵都曾以高价订购他一张画为荣。雕像并非出自达利，是法国雕塑家安东尼·梅尔塞1895年的作品，达利买来后做了局部修改，比如1979年他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个展时曾把它们放在叠放的轮胎上展示，也就是今天广场上的样子。达利诡异另类，梅索尼埃以画风严谨闻名，属于画马先养马那种人，当年标新立异的马奈和库尔贝都和他水火不容，达利却以各种方式告诉人们，他最爱的画家是梅索尼埃。在广场中央那座雕像的底部，达利刻了一句话：没有加拉（注：达利的妻子）和达利，它不会在此地——被达利奉若神明的，其实还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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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是费格拉斯，达利的故乡。1904年他出生在蒙图利奥路的一幢三层小楼里，帕梅尔广场的拐角处，父亲是个律师。这和毕加索的出生地很相似：有人情味的小城，面对热闹广场的小楼，父辈职业体面。楼被拆掉了，旧址上现在是座平房，还有一块纪念碑，1961年达利亲自参加了这块碑的落成庆典，对于这类授他神圣光环的仪式他一向来者不拒。达利和他的费格拉斯从灵魂到肉体都很亲密，1948年和加拉在美国躲避战乱8年之后，迫不及待要回到的地方不是让他成名天下的巴黎，而是费格拉斯。达利似乎并不喜欢巴黎，这是他和毕加索之间巨大的差异。爱伦堡曾说要让毕加索离开法国是办不到的，对于毕加索，西班牙和法国都是故乡，达利的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却永远只是费格拉斯，从上世纪40年代末期返回小城后他和加拉再没有离开过。1956年，达利为自己生活过的这两处地方做过一个比照：法国是世界上最富于理性的国家，而他萨尔瓦多·达利则出生于最疯狂而又最神秘的国度。他视巴黎为“理性丑怪”的中心，一切都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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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世纪20年代，巴黎是达利的向往，就像1900年的毕加索，1915年的米罗。布勒东在巴黎打出“超现实主义”旗号的1921年，达利刚被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破格录取，他学习古典绘画，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在他眼里至高无上。1925年布勒东正式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达利在费格拉斯画出了自己的第一幅超现实主义作品《血比蜜甜》。他此刻正沉迷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也即将因为煽动学生运动的罪名入狱并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1927年达利终于到了巴黎，拜访他崇拜的毕加索和米罗。两年后他正式移居巴黎，画风成熟，迅速成为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主将。在达利眼里，有无理性是凡夫俗子和天才之间的分界，缺乏理性才是上帝青睐的旷世奇才，所以他从未间断过把自己装扮成非理性的达利，《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就是他为自己写下的圣经。达利在书中抛出弗洛伊德学说资助给他的往事细节，诱导了几乎所有的传记作家。我看过几本关于达利的书，作者们无不追根溯源浮想联翩，用那个从未见过的、7岁上就夭折的哥哥萨尔瓦多·达利来解释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天才和性格的形成，没人跳出达利为他们设置的圈套，因为那种玄妙和铺张正是多数读者期待的。“要想使产生于梦幻状态的无意识意象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就必须以完全有意识的方式来表达它们。”达利曾经这样阐释他对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理解。这其实也是他对人生的注解，迷惑他人，必先迷惑自己，所以“血比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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