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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伯格夫人和她的女儿肖像》是2008年最珍贵的一件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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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专门腾出两个展厅用于展出《罗森伯格夫人和她的女儿肖像》，陪衬它的是一批风格近似的毕加索新古典主义画作和素描。毕加索1918年完成这幅画后，把它送给了自己的画商保罗·罗森伯格。2008年，当年画上的那个“女儿”米歇琳·辛克莱尔－罗森伯格又将它赠与了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因为有抵偿遗产税的法律规定，法国国家级博物馆接受的艺术品捐赠加起来总价值已经超过7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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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伯格夫人和她的女儿肖像》其实是一次心照不宣的“合谋”的见证。1918年夏天，富有的智利女友尤亨妮亚·艾拉苏莉丝邀请新婚的毕加索和欧嘉去她的海边别墅度假，巴黎画商罗森伯格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正好也在当地小住。就是这次相遇，罗森伯格说服毕加索签了一份经纪合约。罗森伯格还找了一个合伙人——乔治·维尔登施坦因，理由是要得到雄厚资金保证，帮助毕加索拓展北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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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伯格许诺的北美市场居然就对毕加索产生了极大诱惑，大到他为了合作有个好的开局，甚至可以放弃自己从不接受订画的原则，应允为这两位画商的家人画了肖像——《罗森伯格太太和她的女儿肖像》以及《维尔登施坦因夫人》。这是毕加索一生中唯一的两张订制画，之后再未有过。这样一个礼尚往来之举，在有着天生商业嗅觉的毕加索那里做得慷慨得体，并没有刻意示好的痕迹：他把《罗森伯格太太和她的女儿肖像》作为礼物送给了罗森伯格，看起来像是朋友一起度假后愉悦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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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是这年7月在巴黎一家天主教堂和欧嘉结的婚，证婚人是他的三个诗人朋友——科克托、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因为欧嘉和她身边那些俄罗斯流亡贵族的缘故，毕加索踏进了他在写给阿波利奈尔信中所说的“上流世界”，陪欧嘉出入巴黎每一场高雅晚会。除了在精英沙龙上对他画作总是倾心称赞的作家普鲁斯特，向他发出邀约的画商保罗·罗森伯格当时在毕加索看来也是这个“上流世界”的组成。罗森伯格兄弟两人都是画商，哥哥莱昂斯是为数不多几个在20世纪初就开始收购毕加索作品的人，但他喜欢压低价格，毕加索因此不再和他合作。毕加索的另一个画商卡恩维莱是德国人，1914年战争爆发后就跑到瑞士去了。空出的位置于是留给了保罗·罗森伯格。此人比他的哥哥更有气度，尤其在上流社会交游广阔，通过尤亨妮亚这层关系，他和画家在生意之外还维持了一种情谊，成为毕加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主要画商，而这段时间正是毕加索创作的喷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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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17年他为欧嘉画的几幅新古典主义肖像一样，这两幅订制肖像画后来也被认为是毕加索在刻意“抄袭”安格尔的温柔和高贵，他有野心要证明自己可以成为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接者，并懂得如何用天才的想象力和胆量来超越大师。1918年是毕加索在绘画上宣告回归秩序的一年，立体派的伙伴布拉克不满他“背叛”了自己的艺术和生活。其实对于毕加索，这是他经过审度后做出的选择：在没有看清下一步如何继续领先时代的时候，他用回归秩序来试探。事实再一次证明这个西班牙“野蛮人”的直觉有多么适合巴黎这个艺术名利场。正如毕加索传记作者皮埃尔·戴的观点，毕加索在1914到1927年这个时期的成功，正是来自以画商保罗·罗森伯格这些人所代表的上流社会。罗森伯格帮助毕加索变得富有了。30岁的时候毕加索只是不愁钱，40岁他成了富翁，从此进入一个神话：他这一生比其他所有艺术家都更有名、更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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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秋天，罗森伯格为毕加索和欧嘉在巴黎最高级的居住区博埃提街上找了一处两层的豪华公寓，让他们从早先栖身的一家高级旅馆搬了过去，整个二楼都是毕加索的画室。对于签约之后的毕加索的所有作品，罗森伯格有否决的权力，他可以决定买或者不买它们，不过从各种版本的毕加索传记对这段时期的描述来看，罗森伯格并未对他指手画脚过，只是精明地用利益来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1919年10月20日，保罗·罗森伯格画廊为毕加索举办了1905年以后他在巴黎的第一次个展。罗森伯格经手的作品倾向于写实风格，更合上流社会的口味，这次展览的目录安排，似乎有意要让人看到毕加索对立体主义的进退踟躇。到1921年冬天，保罗·罗森伯格画廊新收的毕加索1914年后的画作，最高标价已经接近了10万法郎，而德鲁奥在拍卖被法国作为敌产没收的德国画商卡恩维莱收集的1914年前立体主义绘画时，毕加索旧作只能卖到2000法郎。1926年夏天，保罗·罗森伯格画廊又举办了一次毕加索的20年作品回顾展，仍然都是经过挑选的成功作品。这次画展的重要性后来在关于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文字中经常被提起，因为正是罗森伯格画廊的这次展览，让正在巴黎游历的培根被毕加索画中的想象力所打动，他看完画展后便决心放弃室内设计，开始画画了。在培根成名之后，罗森伯格举办的这次展览才留下这么一个传世的小细节，当年自然没有人会注意到观众里这个激情迸发的英国艺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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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当年画上那个一岁半的“女儿”米歇琳·辛克莱尔-罗森伯格将《罗森伯格夫人和她的女儿肖像》赠与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没有花一分钱就能够收藏这幅毕加索的重要作品，博物馆深感庆幸，专门腾出两个展厅用于展出这幅画，陪衬它的是一批风格近似的毕加索新古典主义画作。如果以拍卖市场的估价体系来估算，这幅画价值应该在2000万～2500万欧元。这是毕加索唯一的两幅订制画作之一，加上画商罗森伯格和毕加索的亲密关系，这些都使得它在毕加索的同类作品中显得格外重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捐赠人米歇琳·辛克莱尔-罗森伯格有个女儿安娜·辛克莱尔，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夫人。既是毕加索名画，又出自名门，这样的藏品如果送到拍卖会上，自然会是明星拍品。现在这幅画能被毕加索博物馆免费纳入公共馆藏，法国人应该感谢他们的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1968年，在他的力主之下法国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任何遗产继承人、受赠人无偿向国家捐赠艺术品，包括绘画、古籍、文献、古董，都可以抵偿他们应该缴付的遗产税。从1968年到现在，法国国家博物馆接受的艺术品捐赠总价值已经超过7亿欧元，仅从1982到2006年这25年，平均每年接受的捐赠总价值都在2500万欧元以上。捐赠也有大年和小年的分别，比如2007年运气就不错，捐赠数额达到了3240万欧元，因为这一年先后有人捐赠了4幅名画：1906年的博纳尔、1953年的米罗、1964年的罗斯科和1972年的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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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捐赠委员会2008年开出的清单上，除了这幅毕加索画作，还有总价值大约1716万欧元的其他艺术品。捐送卢浮宫的是8件名家素描和1件青铜雕像，6件由皮埃尔·夏罗设计的家具由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另外还有一件20世纪60年代法国新现实主义画家马夏尔·雷斯（Matial Raysse）的混合材料作品——《法国风格的画Ⅱ》，同样出自名门，是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和夫人克劳德·蓬皮杜的旧藏。法国几任总统都有收藏艺术品的爱好，密特朗和希拉克都偏好古典绘画和东方艺术品，唯有蓬皮杜夫妇是激进的现当代艺术拥趸，他们是法国新现实主义艺术运动的资助者，私人收藏了大量现当代绘画，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也是在蓬皮杜任内由总统亲自提议建造。2007年3月克劳德·蓬皮杜去世，作为遗产税抵偿，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这幅马夏尔·雷斯的代表作品捐给法国现代艺术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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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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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无人认领的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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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的墙》算不上马蒂斯的杰作，但它经历的离合，却足够让它在马蒂斯的所有作品里面变得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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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29岁的画家马蒂斯离开巴黎去科西嘉岛小住。岛上有个阿雅克修医院，在灰蓝的天空和绿树之间，一道粉红的院墙吸引了对色彩极度敏感的马蒂斯。他画了一幅小画，取名《（阿雅克修医院）粉红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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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马蒂斯已经是艺术市场上最活跃的画家了，犹太富商哈里·富尔德（Harry Fuld）在巴黎的画廊看到这幅画，买下它带回法兰克福。马蒂斯画这幅画的第二年，20岁的富尔德开办了德国最早的私人电话公司，家族事业从此越做越大，也许这是他对《粉红的墙》特别钟爱的原因。富尔德死于1932年的一次商务旅行，他那些收藏都由11岁的儿子小富尔德继承了。1939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酷，小富尔德随家人逃往英国避难，1941年移居加拿大。这家人留在法兰克福的财产全部被纳粹没收了，装箱后仔细藏匿的一批艺术品没有能够幸免，马蒂斯这幅画就这样流落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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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这幅画被一个纳粹军官据为己有。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让这画又多了一些传奇。法国《观点》周刊披露，此人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党卫军军官库尔特·格施泰因（kurt Gerstein），2002年法、德合拍影片《目击者》（Amen），主人公便用了他的真实经历作为蓝本。这部片子在戛纳拿到最佳编剧奖，却也引起学界不少争议，因为格施泰因是一个谜团一般的人物，法国“二战”历史学者至今也没有找到足够的实证，认定他在当年的纳粹犹太灭绝行动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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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格施泰因，是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也是虔诚的新教徒，他曾因为散布被纳粹政府禁止的教会资料两次入狱，最后却又加入了党卫军，让他的朋友们非常困惑。1941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实施灭绝行动，由于矿业工程师的专业背景，格施泰因被卢布林区纳粹头目格洛波克尼克（Odilo Globocnik）看中，任命为“技术消毒室”头目，负责处理毒气室的技术问题。1942年8月，他进入建在波兰境内的两座灭绝营——贝尔泽克（Belzec）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第一次目睹犹太人被成批送进毒气室屠杀。影片中，像辛德勒一样，格施泰因在良心煎熬之下承担了一个教徒的道义，他曾试图把大屠杀的真相通过中立国和罗马教廷向全世界发布，借助教皇的影响进行干涉制止，但最终他还是悲剧性地成了一个失败的拯救者。1945年4月22日，格施泰因在德国南部小城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向法国军队投降。法国人把他关在罗特魏尔城的一间旅馆里，那份让历史学者们感到迷惑的《格施泰因报告》，就是他在关押期间完成的。第一稿他用法文写，一个月后补写了两版德文。格施泰因在报告中陈述了毒气室的场景，后来一些法国历史学者批评其中“多有疑点”，“有意夸大”，但《报告》还是一份有价值的目击见证。没过多久，格施泰因和其他纳粹战犯一起被转送到巴黎的谢尔西·米蒂军事监狱。这可能是格施泰因极其不愿面对的现实，1945年6月25日他在监房里自杀，没有等到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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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对他战争罪行的调查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中止，3年后，一队法国宪兵在位于蒂宾根（Tuebingen）的格施泰因家附近找到一个密窖，里面堆放了战争期间被他掠夺来的大量艺术品，《粉红的墙》也在其中。画背后有一个法国海关的印戳，德国方面据此辨认它是某个法国犹太家庭的收藏。就这样，这幅画在1949年回归巴黎，成了战后归还法国的6万件艺术品中的一件。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建成后，这幅画和马蒂斯其他作品一起，在该中心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陈列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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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件艺术品中的4.5万件很快找到原主，另外1.3万件经过评估价值不高而被公开拍卖，最后剩下2000件珍贵艺术品——包括1000件大师画作。法国政府按照类别分拨到不同的国立博物馆保管，同时开始寻找原来的收藏者。在这些艺术品的标牌上，都有3个大写字母“MNR”，标识着它们与众不同的身份：“国立博物馆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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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专家鉴别，这2000件艺术品里，至少有200件是纳粹从犹太家庭中侵占所得。于是法国总理阿兰·于佩在1996年筹资1000万法郎，发起成立了一个以追查“二战”期间被侵占犹太家庭资产为行动目标的机构，取名“马特奥里任务”。在这个机构推动下，法国为这些无人认领的艺术品办展览、出书，并将全部资料做成数据库，发送到官方网站供全世界查询。在他们的努力下，1997年2000件“MNR”里面有41件找到了原主人，其中包括毕加索、莫奈和塞尚的名作。2008年6月到10月，巴黎犹太文化和历史博物馆办了一个特别画展，名字叫做“寻找主人”。陈列的53幅画，差不多都是绘画史上的大师作品，有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安格尔、莫奈、马勒、塞尚、德加、恩斯特，马蒂斯的这幅画当时也展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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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女历史学家玛丽娜·布拉姆伯格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二战”期间被纳粹侵占的犹太家庭财产，富尔德家族也在她的关注范围内。法国官方将数据库发布到网上后，布拉姆伯格偶然找到了《粉红的墙》的照片，和富尔德家族的收藏资料一比较，她立刻确认就是同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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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富尔德离开德国那年18岁，到加拿大后他进大学读法律，没再继承父业经商。1945年战争结束他马上回到欧洲，在伦敦和法兰克福都安了家。小富尔德是犹太和日耳曼人的混血，在加拿大求学那几年，德国人、犹太人、加拿大人都因为他的血统而排斥他，这段个人经历让他对种族歧视有痛苦的体验。回到欧洲后，他一直筹划设立教育基金来帮助那些遭受种族歧视的非白人学生，可惜几年之后小富尔德就患了脑瘤，1963年去世。死前他将部分财产交给私人律师，请他用这笔钱建了一个慈善基金。让他身边人感到意外的是，小富尔德几乎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一个名叫吉塞拉·马丁的女人，原因无从知道，关于这个女人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只知道她死于1992年，指定将小富尔德给她的全部遗产又捐赠给了Magen David Adom UK——这是一个专门对以色列进行医疗援助的英国慈善机构，受马丁委托，处理她身后富尔德家族的所有遗产事务。法国政府将《粉红的墙》交还他们保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幅画被Magen David Adom UK送到柏林犹太博物馆展览，然后它将回家，由法兰克福的富尔德后人保管。不过这个慈善机构最希望的还是有人买下这幅画，捐赠给以色列的博物馆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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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粉红的墙》之后，“MNR”还剩下百件左右无人认领的名画，其中找到旧主人比较渺茫的，可能是18、19世纪巴黎两位风景画家休伯特·罗伯和莫里斯·郁特里奥的作品。负责保管它们的博物馆专业人员说，时间过去太久了，两幅画作又几乎没有收藏档案留存下来，要找到主人已经很难。它们也许只能带着“MNR”的印记，永远留在法国的博物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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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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