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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的墙》算不上马蒂斯的杰作，但它经历的离合，却足够让它在马蒂斯的所有作品里面变得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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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29岁的画家马蒂斯离开巴黎去科西嘉岛小住。岛上有个阿雅克修医院，在灰蓝的天空和绿树之间，一道粉红的院墙吸引了对色彩极度敏感的马蒂斯。他画了一幅小画，取名《（阿雅克修医院）粉红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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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马蒂斯已经是艺术市场上最活跃的画家了，犹太富商哈里·富尔德（Harry Fuld）在巴黎的画廊看到这幅画，买下它带回法兰克福。马蒂斯画这幅画的第二年，20岁的富尔德开办了德国最早的私人电话公司，家族事业从此越做越大，也许这是他对《粉红的墙》特别钟爱的原因。富尔德死于1932年的一次商务旅行，他那些收藏都由11岁的儿子小富尔德继承了。1939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酷，小富尔德随家人逃往英国避难，1941年移居加拿大。这家人留在法兰克福的财产全部被纳粹没收了，装箱后仔细藏匿的一批艺术品没有能够幸免，马蒂斯这幅画就这样流落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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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这幅画被一个纳粹军官据为己有。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让这画又多了一些传奇。法国《观点》周刊披露，此人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党卫军军官库尔特·格施泰因（kurt Gerstein），2002年法、德合拍影片《目击者》（Amen），主人公便用了他的真实经历作为蓝本。这部片子在戛纳拿到最佳编剧奖，却也引起学界不少争议，因为格施泰因是一个谜团一般的人物，法国“二战”历史学者至今也没有找到足够的实证，认定他在当年的纳粹犹太灭绝行动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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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格施泰因，是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也是虔诚的新教徒，他曾因为散布被纳粹政府禁止的教会资料两次入狱，最后却又加入了党卫军，让他的朋友们非常困惑。1941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实施灭绝行动，由于矿业工程师的专业背景，格施泰因被卢布林区纳粹头目格洛波克尼克（Odilo Globocnik）看中，任命为“技术消毒室”头目，负责处理毒气室的技术问题。1942年8月，他进入建在波兰境内的两座灭绝营——贝尔泽克（Belzec）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第一次目睹犹太人被成批送进毒气室屠杀。影片中，像辛德勒一样，格施泰因在良心煎熬之下承担了一个教徒的道义，他曾试图把大屠杀的真相通过中立国和罗马教廷向全世界发布，借助教皇的影响进行干涉制止，但最终他还是悲剧性地成了一个失败的拯救者。1945年4月22日，格施泰因在德国南部小城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向法国军队投降。法国人把他关在罗特魏尔城的一间旅馆里，那份让历史学者们感到迷惑的《格施泰因报告》，就是他在关押期间完成的。第一稿他用法文写，一个月后补写了两版德文。格施泰因在报告中陈述了毒气室的场景，后来一些法国历史学者批评其中“多有疑点”，“有意夸大”，但《报告》还是一份有价值的目击见证。没过多久，格施泰因和其他纳粹战犯一起被转送到巴黎的谢尔西·米蒂军事监狱。这可能是格施泰因极其不愿面对的现实，1945年6月25日他在监房里自杀，没有等到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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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对他战争罪行的调查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中止，3年后，一队法国宪兵在位于蒂宾根（Tuebingen）的格施泰因家附近找到一个密窖，里面堆放了战争期间被他掠夺来的大量艺术品，《粉红的墙》也在其中。画背后有一个法国海关的印戳，德国方面据此辨认它是某个法国犹太家庭的收藏。就这样，这幅画在1949年回归巴黎，成了战后归还法国的6万件艺术品中的一件。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建成后，这幅画和马蒂斯其他作品一起，在该中心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陈列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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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件艺术品中的4.5万件很快找到原主，另外1.3万件经过评估价值不高而被公开拍卖，最后剩下2000件珍贵艺术品——包括1000件大师画作。法国政府按照类别分拨到不同的国立博物馆保管，同时开始寻找原来的收藏者。在这些艺术品的标牌上，都有3个大写字母“MNR”，标识着它们与众不同的身份：“国立博物馆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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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专家鉴别，这2000件艺术品里，至少有200件是纳粹从犹太家庭中侵占所得。于是法国总理阿兰·于佩在1996年筹资1000万法郎，发起成立了一个以追查“二战”期间被侵占犹太家庭资产为行动目标的机构，取名“马特奥里任务”。在这个机构推动下，法国为这些无人认领的艺术品办展览、出书，并将全部资料做成数据库，发送到官方网站供全世界查询。在他们的努力下，1997年2000件“MNR”里面有41件找到了原主人，其中包括毕加索、莫奈和塞尚的名作。2008年6月到10月，巴黎犹太文化和历史博物馆办了一个特别画展，名字叫做“寻找主人”。陈列的53幅画，差不多都是绘画史上的大师作品，有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安格尔、莫奈、马勒、塞尚、德加、恩斯特，马蒂斯的这幅画当时也展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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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女历史学家玛丽娜·布拉姆伯格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二战”期间被纳粹侵占的犹太家庭财产，富尔德家族也在她的关注范围内。法国官方将数据库发布到网上后，布拉姆伯格偶然找到了《粉红的墙》的照片，和富尔德家族的收藏资料一比较，她立刻确认就是同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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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富尔德离开德国那年18岁，到加拿大后他进大学读法律，没再继承父业经商。1945年战争结束他马上回到欧洲，在伦敦和法兰克福都安了家。小富尔德是犹太和日耳曼人的混血，在加拿大求学那几年，德国人、犹太人、加拿大人都因为他的血统而排斥他，这段个人经历让他对种族歧视有痛苦的体验。回到欧洲后，他一直筹划设立教育基金来帮助那些遭受种族歧视的非白人学生，可惜几年之后小富尔德就患了脑瘤，1963年去世。死前他将部分财产交给私人律师，请他用这笔钱建了一个慈善基金。让他身边人感到意外的是，小富尔德几乎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一个名叫吉塞拉·马丁的女人，原因无从知道，关于这个女人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只知道她死于1992年，指定将小富尔德给她的全部遗产又捐赠给了Magen David Adom UK——这是一个专门对以色列进行医疗援助的英国慈善机构，受马丁委托，处理她身后富尔德家族的所有遗产事务。法国政府将《粉红的墙》交还他们保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幅画被Magen David Adom UK送到柏林犹太博物馆展览，然后它将回家，由法兰克福的富尔德后人保管。不过这个慈善机构最希望的还是有人买下这幅画，捐赠给以色列的博物馆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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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粉红的墙》之后，“MNR”还剩下百件左右无人认领的名画，其中找到旧主人比较渺茫的，可能是18、19世纪巴黎两位风景画家休伯特·罗伯和莫里斯·郁特里奥的作品。负责保管它们的博物馆专业人员说，时间过去太久了，两幅画作又几乎没有收藏档案留存下来，要找到主人已经很难。它们也许只能带着“MNR”的印记，永远留在法国的博物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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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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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名画的身份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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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拉多美术馆这样的事情，世界几大著名博物馆几乎都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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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很少有人会错过陈列戈雅画作的那几个展室，就像去卢浮宫一定要看《蒙娜丽莎》。2009年1月26日，普拉多美术馆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份专家鉴定报告，确认馆藏了77年的一幅戈雅代表画作《巨人》（Colossus）并非大师作品，而很可能是他的助手阿瑟尼西奥·朱利（Asensio Juli）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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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的作者身份存疑，半年前就被媒体披露过，只是当时还没有得出最后的鉴定结论。普拉多美术馆19世纪馆馆长迪亚兹说，这段时间专家们对画进行了细微的分析，发现左下角有个极小的签名“A.J”，这意味着创作者很可能是阿瑟尼西奥·朱利。这位来自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的画家曾经是在戈雅画室为大师工作的一个助手，“A.J”这两个字母和他名字的缩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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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后期，大约是1770年左右，戈雅接过很多画宗教画的活儿，为德里·比拉尔圣母教堂和萨拉戈萨附近的阿乌尔·德伊僧院都画过。戈雅画室招收了许多助手和学生帮他一起绘制教堂壁画，他们也经常临摹老师的作品，朱利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其实在1991年普拉多美术馆举办戈雅画展的时候，有学者就提出，《巨人》看起来不像是戈雅的作品。他们觉得在所有作品里，这幅画的技法显得过于平庸，对色彩、光线的处理和其他戈雅画作很不一样。从那以后，专家们开始收集资料，对这幅画进行考证。据普拉多美术馆的资料，1931年，《巨人》作为戈雅晚年现代画风阶段的重要代表作进入普拉多馆藏，当年西班牙爆发革命，里韦拉政权被推翻，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并逃亡，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画面上巨人的形象，被解读为象征性地表述了西班牙人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期间的恐惧和愤怒，这和戈雅在该时期的另两幅画作《5月2日马德里巷战》和《5月3日枪杀》有相似的背景。普拉多美术馆的专家承认，在这幅画进馆的20世纪30年代初，学术界对于戈雅的研究刚开始，对他那些助手和学生的研究则完全空白，这些都是《巨人》被误认的原因。也有学者指出过，普拉多陈列的另一幅戈雅代表作《波尔多的挤奶女工》，作者很可能也并非戈雅本人，而是他一个情人的儿子马里奥·维斯（Maria 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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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拉多美术馆这样的事情，世界几大著名博物馆几乎都遇到过。1974年，巴黎卢浮宫曾请求法国财政部专门拨款500万法郎，资助他们购入一幅法国18世纪洛可可派画家弗拉戈纳尔的名画《门闩》（Le Verrou）。在法国绘画史上，弗拉戈纳尔画于1778年的这件作品地位很特殊，它除了在光线、构图等绘画技巧上被认为是最能够表现洛可可画派奢侈、享乐风格的重要代表作，画里那些隐晦的情欲暗示也极富争议，几百年里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当年弗拉戈纳尔也是因为此画得到路易十五的偏爱，行走宫廷。在卢浮宫购入原作25年后，1999年佳士得拍卖了《门闩》的一幅创作草图，成交价高达808万欧元，可见这幅画作的地位。《门闩》入馆后即成为卢浮宫的重要馆藏，但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传出，说这幅所谓弗拉戈纳尔的名画其实只是一件同时代的复制品，向卢浮宫转售这幅画的美术馆之前买它只花了5万法郎。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确认，只能算是有争议。至今这幅画仍在陈列中，并被多本博物馆参观手册列为卢浮宫的十大藏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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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尴尬过一回。他们在2004年花5000万美元买下一幅意大利14世纪绘画大师杜乔·迪·博尼塞尼亚（Duccio di Buoninsegna）的蛋彩画《圣母与圣子》。作为意大利锡耶纳画派的创始人，杜乔在西方美术史上被认为是最早在绘画中呈现了人文精神的巨匠，他在1311年为锡耶纳教堂完成的木板画《圣母子荣登圣座》，几百年后被人切成数块出售，残片如今分别收藏在几家著名博物馆里。大都会博物馆的专家认为他们购入的这幅蛋彩小画十分珍贵，因为杜乔的存世作品多半都是他为教堂创作的巨幅壁画，创作过程中一般有其他画匠合作，而这幅画应该是杜乔独自完成的作品，可以完整代表他的画风。仅过了两年，2006年7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的贝克教授就通过媒体宣布他对画的真实性存疑。贝克认为《圣母和圣子》可能是19世纪的仿造品，而且品质低劣，连赝品中的佳作都谈不上。他举证说，圣子的手臂和头部都画得很生硬，与其他经过验证的杜乔的真迹相比较有明显差异。另一个破绽是画中圣母和圣子所处的位置。贝克指出，按照大都会博物馆的说法，该画作于1300年，以当时的画风，圣母和圣子应该立于阳台后面而不是前面，后一种空间构图元素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中期才开始出现，杜乔和他同时期画家的作品中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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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绘画一向被认为较少误判的可能，但在2007年，学术界关于20世纪美国抽象画家波洛克的一批画作的真假辩论，让博物馆和收藏者也有些失措了。近几年波洛克的画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价格猛涨，任何一张作品现身都会轰动一番。2005年，美国有个名叫亚里克斯·马特的人在他父亲的储藏室中发现了32件有波洛克签名的作品，包括油画、小幅纸上作品和印刷品。他父亲赫伯特·马特是位广告摄影师，生前是波洛克好友，家里收藏有波洛克的作品很合情理。问题出现在亚里克斯请专家进行鉴定之后。詹姆斯·马丁是2005年受邀去为其中24幅波洛克画作做鉴定的学者，时隔两年后他突然在曼哈顿的一次艺术讲座上声明，亚里克斯请他鉴定的那批画可能是伪作，因为他发现至少在其中一幅作品中，某些作画的物质是在波洛克1956年去世之后才上市供应，所以那些画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他人创作。2006年，马丁的结论得到了哈佛大学同行支持：他分析过24幅作品，其中3幅被送到哈佛大学美术馆做鉴定，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媒体报道说，经过研究分析，某些作品中含有一种在1983年才获得专利的特殊颜料。但是，美国最权威的波洛克研究学者艾伦·兰道教授不认同马丁的结论，在她的阵营里还包括波洛克·克拉丝娜基金会委派的艺术商人尤金、艺术史学者弗朗西斯。在两派观点胶着之下，这32幅波洛克画作的真假一时很难有定论，吵得这么热闹，也不影响有画廊愿意从亚里克斯手中高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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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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