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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后期，大约是1770年左右，戈雅接过很多画宗教画的活儿，为德里·比拉尔圣母教堂和萨拉戈萨附近的阿乌尔·德伊僧院都画过。戈雅画室招收了许多助手和学生帮他一起绘制教堂壁画，他们也经常临摹老师的作品，朱利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其实在1991年普拉多美术馆举办戈雅画展的时候，有学者就提出，《巨人》看起来不像是戈雅的作品。他们觉得在所有作品里，这幅画的技法显得过于平庸，对色彩、光线的处理和其他戈雅画作很不一样。从那以后，专家们开始收集资料，对这幅画进行考证。据普拉多美术馆的资料，1931年，《巨人》作为戈雅晚年现代画风阶段的重要代表作进入普拉多馆藏，当年西班牙爆发革命，里韦拉政权被推翻，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并逃亡，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画面上巨人的形象，被解读为象征性地表述了西班牙人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期间的恐惧和愤怒，这和戈雅在该时期的另两幅画作《5月2日马德里巷战》和《5月3日枪杀》有相似的背景。普拉多美术馆的专家承认，在这幅画进馆的20世纪30年代初，学术界对于戈雅的研究刚开始，对他那些助手和学生的研究则完全空白，这些都是《巨人》被误认的原因。也有学者指出过，普拉多陈列的另一幅戈雅代表作《波尔多的挤奶女工》，作者很可能也并非戈雅本人，而是他一个情人的儿子马里奥·维斯（Maria 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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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拉多美术馆这样的事情，世界几大著名博物馆几乎都遇到过。1974年，巴黎卢浮宫曾请求法国财政部专门拨款500万法郎，资助他们购入一幅法国18世纪洛可可派画家弗拉戈纳尔的名画《门闩》（Le Verrou）。在法国绘画史上，弗拉戈纳尔画于1778年的这件作品地位很特殊，它除了在光线、构图等绘画技巧上被认为是最能够表现洛可可画派奢侈、享乐风格的重要代表作，画里那些隐晦的情欲暗示也极富争议，几百年里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当年弗拉戈纳尔也是因为此画得到路易十五的偏爱，行走宫廷。在卢浮宫购入原作25年后，1999年佳士得拍卖了《门闩》的一幅创作草图，成交价高达808万欧元，可见这幅画作的地位。《门闩》入馆后即成为卢浮宫的重要馆藏，但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传出，说这幅所谓弗拉戈纳尔的名画其实只是一件同时代的复制品，向卢浮宫转售这幅画的美术馆之前买它只花了5万法郎。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确认，只能算是有争议。至今这幅画仍在陈列中，并被多本博物馆参观手册列为卢浮宫的十大藏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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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尴尬过一回。他们在2004年花5000万美元买下一幅意大利14世纪绘画大师杜乔·迪·博尼塞尼亚（Duccio di Buoninsegna）的蛋彩画《圣母与圣子》。作为意大利锡耶纳画派的创始人，杜乔在西方美术史上被认为是最早在绘画中呈现了人文精神的巨匠，他在1311年为锡耶纳教堂完成的木板画《圣母子荣登圣座》，几百年后被人切成数块出售，残片如今分别收藏在几家著名博物馆里。大都会博物馆的专家认为他们购入的这幅蛋彩小画十分珍贵，因为杜乔的存世作品多半都是他为教堂创作的巨幅壁画，创作过程中一般有其他画匠合作，而这幅画应该是杜乔独自完成的作品，可以完整代表他的画风。仅过了两年，2006年7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的贝克教授就通过媒体宣布他对画的真实性存疑。贝克认为《圣母和圣子》可能是19世纪的仿造品，而且品质低劣，连赝品中的佳作都谈不上。他举证说，圣子的手臂和头部都画得很生硬，与其他经过验证的杜乔的真迹相比较有明显差异。另一个破绽是画中圣母和圣子所处的位置。贝克指出，按照大都会博物馆的说法，该画作于1300年，以当时的画风，圣母和圣子应该立于阳台后面而不是前面，后一种空间构图元素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中期才开始出现，杜乔和他同时期画家的作品中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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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绘画一向被认为较少误判的可能，但在2007年，学术界关于20世纪美国抽象画家波洛克的一批画作的真假辩论，让博物馆和收藏者也有些失措了。近几年波洛克的画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价格猛涨，任何一张作品现身都会轰动一番。2005年，美国有个名叫亚里克斯·马特的人在他父亲的储藏室中发现了32件有波洛克签名的作品，包括油画、小幅纸上作品和印刷品。他父亲赫伯特·马特是位广告摄影师，生前是波洛克好友，家里收藏有波洛克的作品很合情理。问题出现在亚里克斯请专家进行鉴定之后。詹姆斯·马丁是2005年受邀去为其中24幅波洛克画作做鉴定的学者，时隔两年后他突然在曼哈顿的一次艺术讲座上声明，亚里克斯请他鉴定的那批画可能是伪作，因为他发现至少在其中一幅作品中，某些作画的物质是在波洛克1956年去世之后才上市供应，所以那些画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他人创作。2006年，马丁的结论得到了哈佛大学同行支持：他分析过24幅作品，其中3幅被送到哈佛大学美术馆做鉴定，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媒体报道说，经过研究分析，某些作品中含有一种在1983年才获得专利的特殊颜料。但是，美国最权威的波洛克研究学者艾伦·兰道教授不认同马丁的结论，在她的阵营里还包括波洛克·克拉丝娜基金会委派的艺术商人尤金、艺术史学者弗朗西斯。在两派观点胶着之下，这32幅波洛克画作的真假一时很难有定论，吵得这么热闹，也不影响有画廊愿意从亚里克斯手中高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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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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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半个世纪的藏画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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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政府同意向一名犹太艺术品商人后裔归还202幅世界名画，初步估价高达3000万～40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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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Stedelijk）是座19世纪建筑，以收藏17世纪荷兰艺术品而闻名。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就不用说了，这家荷兰最大的博物馆每年吸引上百万参观者，中央画廊里收藏了多位荷兰画派大师杰作，像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的作品，这令它在这一领域于整个欧洲也无可匹敌。现在这两家却不得不忍痛将数幅镇馆宝贝从墙上取下来，归还给两位美国女公民——61岁的格林威治镇居民马蕾·范·萨赫（Marei von Saher），以及她女儿夏勒娜。作为犹太艺术商人雅克·古德斯蒂克（Jacque Goudstikker）的后裔，她们代表家族奋争多年之后，总算得到了公正的补偿：2月6日，荷兰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秘书梅达·范德赫尔宣布，政府同意向古德斯蒂克的儿媳和孙女归还202幅油画。大规模地归还“二战”期间被纳粹抢占的犹太家庭艺术收藏，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二例。如何对待私人艺术品在战争期间所遇到的不公正做法，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道德都是一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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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斯蒂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顶尖的艺术商人和收藏家。1940年5月，为了逃避进驻了荷兰的德国纳粹，他在逃亡途中猝死，200年的家族艺术收藏落入纳粹手中，之后散落到各国的博物馆和私人画廊。目前被归还的这部分画作，分别由荷兰17家博物馆收藏，报道披露里面多幅油画价值连城，比如让·史堤（JanSteen）1671年画作《伊菲格尼亚的献祭》，范·罗伊斯达尔（Salomon van Ruysdael）1649年画的《河上渡轮》，戈因（Jan van Goyen）画于1651年的《多德雷赫特风景》……仅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此次就要归还15幅油画。国务秘书在宣布归还决定时很惋惜，说对于他们的一些博物馆，“这等于是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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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家关心的是名画归属，而在普通人看来，个人要求历史归还公正时所经历的艰难，倒是更加令人感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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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斯蒂克逃亡上船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份清单，登记在册的艺术品有1113件，里面包括凡高、伦勃朗、委拉兹凯支、戈雅、鲁本斯、提香和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丁托列多的作品。如果算上他没来得及造册的，他的收藏大概达到了1300件。这差不多是这个犹太家族三代人的藏品。1845年，古德斯蒂克家族画廊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卡尔弗尔（Kalverstraat）大街开业。雅克·古德斯蒂克22岁加入到家族生意中，因为在大学的专业是艺术史，他很快在业内有了名气，并于1927年接手全部生意。古德斯蒂克家族在运河旁边有家高级饭店，当年所有的旅游手册必定细细描述这家饭店里富可敌国的油画陈列——黄金时期荷兰画派、15世纪弗拉芒早期艺术、18世纪法国画派，国家级博物馆的藏品也不过如此。古德斯蒂克个人深爱意大利绘画，多次利用自己“艺术商会主席”的头衔，借国立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宝地举办展览，气魄极大。他喜欢大场面，于是买下一座城堡，不但开放给公众，还经常办奢华的宴会。在荷兰这样一个推崇谦逊和低调的新教国家，他的成功和张扬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有一次他在城堡里举办音乐会，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和指挥原班请过去，连音乐厅里的红色丝绒椅也搬进了城堡，这种排场令一些负面评价达到了最高点，说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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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斯蒂克死的时候只有42岁。他痛恨纳粹，希特勒政权一上台就和原来的德国客户全部断绝了生意往来，把大量时间和资金花在帮助犹太同胞逃离德国。古德斯蒂克本来以为能在荷兰为这些人安顿一个避风港，没想到自己那么快也成了牺牲品。在他死后一个月，1940年6月他的收藏被拍卖，据说拍卖得到了画廊的两个雇员和他母亲的授权，但他已经逃亡到美国的妻子德西蕾表态坚决反对。在纳粹高压之下的授权有历史效力吗？这也是后来荷兰政府在讨论归还事宜的时候争论的焦点。这些艺术品几乎全部被著名纳粹头子戈林和德国商人米多（Alois Miedl）分享：戈林买走了779幅油画，这成了他在“二战”期间“抢掠性”收藏的主体部分。而那个德国商人米多不但得到艺术品，还买下古家画廊，并利用其名气来出售他在战争中强夺的上千件犹太人家庭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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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大部分古氏藏画都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它们应该被世界各国的大小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荷兰政府大约得到了其中的335幅，在上世纪50年代转售了68幅，剩下的267幅画里，除了数十幅不能确定所有人的，其余都在这次还给了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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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末期，德西蕾曾从已经易主的古家画廊买回165幅家族藏画，另外还赎回了那座城堡。1952年，她却因为难以明言的原因签署了一份承认米多藏画的协议，但她附加了个人声明，表示对这一结果感到“极度失望”和她所做的“极其不公平”的牺牲。德西蕾1950年再婚后一直住在美国，直到1996年去世，其间没有再提起此事。她和古德斯蒂克所生的儿子在她去世5个月后也病故了，儿媳范·萨赫和孙辈对这桩家族公案毫不知情。1997年，一个荷兰记者去采访古家后人，这才起始了新一轮遗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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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范·萨赫第一次正式向荷兰政府提出归还家族藏画，两个月后被驳回，理由就是当年德西蕾已经和米多了结了所有藏画的所有权并自愿放弃向戈林提出要求。虽然荷兰法庭两次驳回范·萨赫的上诉，但在此期间荷兰政府还是为这个官司感到震惊，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开始对各个博物馆藏品的出处进行清查，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人归还委员会”的前身。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受理了19个类似案例，判定其中14例归还。古家能够拿回202幅藏画，也是这个委员会严格审定和调查的功劳。范·萨赫的律师说，古家还有上千幅藏画下落不明，他们发誓追寻到底。目前古家聘请的一个专家队伍已经在欧洲和以色列的一些博物馆里新发现32幅藏画的踪迹，不久后就会依次提出归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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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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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三次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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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战争期间被纳粹侵占的犹太家庭艺术品归还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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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奥地利政府向维也纳的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归还250件艺术收藏品，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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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以色列博物馆宣布他们已经归还了德加名画《四名静止的裸体女舞者》（Four Nude Female Dancers Resting）。这也是属于雅克·古德斯蒂克的财产，一对纽约夫妇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行中拍下，并于1970年捐献给以色列博物馆。该博物馆表示“将认真对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遇到的对艺术品不公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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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3日，美国驻德大使馆对外宣布，美国计划向德国归还三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失窃的名画，10日，大使威廉·罗伯特·蒂姆把这三幅名画交给了德国皮尔马森斯市的市长。三幅画都是德国19世纪画家海因里希·比克尔作品：1830年的《打猎之后》、1845年的《阿马尔菲洞穴》和1861～1863年的《聚拢马匹》，价值共12.5万美元。据资料显示，这些画原收藏于皮尔马森斯博物馆，1942年转移到一所学校防空洞中，1945年3月22日与其他40余幅画作一起遭窃。至于谁把这三幅画带到美国，已经无人知晓，但联邦调查局查明一新泽西州居民藏画大约20年。他的女儿在20世纪80年代继承了这些画，并在2005年10月拍卖时被发现踪迹。据美国使馆说，拍卖委托人是自愿把画还给德国，交比克尔画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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