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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罗尼算第二代犹太移民。他父亲是乌克兰的敖德萨人，二十几岁到巴黎谋生，在照相馆做底片修整工。那个照相馆常给上流社会人士拍摄肖像，他父亲的技艺就是遮掩瑕疵，让这些人在照片上看起来更光鲜。为了养家，他父亲下班后还会在家里接活。维利·罗尼在多次接受采访时都提到，小时候家里住的公寓极小，连客厅也没有，而他一辈子记忆最深刻的场景是父亲疲惫的睡态。每天他被母亲从床上拉起来去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在餐厅看到父亲倒在桌子上、头枕着交叉的胳膊睡觉。因为通宵都在家里的修整台上工作，他只能抓紧时间在去照相馆上班之前睡几个小时。身为犹太移民，又从小生活在困窘的底层小资产阶级家庭，维利·罗尼因此对小人物的艰苦境遇很早就有意识，他说自己不太去巴黎的高尚社区拍摄，那不是他的爱好。15岁多的时候，他父亲已经自己经营一家社区人像照相馆，送了他一台相机。维利·罗尼那个时候痴迷音乐，想当作曲家，照相在他看来是乏味的工作。22岁那年他父亲病重，为了赚钱照顾家人，维利·罗尼被迫接管了照相馆。4年后父亲去世，他立刻将生意转让，并且确定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摄影，那种乐于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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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被归属在“人道主义摄影”派别，都以拍摄巴黎这座城市闻名，这样的生活经历日后自然就让维利·罗尼和布列松的视角有了细微却敏感的区分。布列松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大纱厂厂主，如果没有迷上艺术，他本该是巴黎上层实业界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是法国工人运动勃发的时期，维利·罗尼本能地认同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觉得独立摄影师的工作可以作为证人，“作为同情进步思想的证人”。那时候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多以左派自居。维利·罗尼自己觉得，他一生最满意的照片就是1938年3月在雪铁龙公司罢工期间拍摄的那张女工会主义者罗丝·泽纳（Rose Zehner）。当时因为车间光线太弱，照片严重曝光不足，维利·罗尼没有对比度足够高的相纸印出这张照片，于是没有把它交给约稿的《关注》杂志发表。30年后，一个年轻出版商准备为他出版摄影集《沿着偶然之线》，维利·罗尼在挑选照片的时候发现了底片袋，里面就是这张他特别满意、当年却无法印出的片子。现在罗丝·泽纳演讲的这张照片成为他、也成为法国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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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罗尼从不拍名人，这也是他和布列松、布拉塞不同的地方。后两位都是年轻时混过艺术圈的人，对绘画、雕刻的热爱始终大过摄影。布拉塞从匈牙利到巴黎后，就住在艺术家聚居的一带，认识很多画家、雕塑家和美术评论人，他30年代的成名作《夜之巴黎》其实就是用镜头在写亨利·米勒似的小说，第二部影集《在我生活中的艺术家》则是为这些名人朋友做的记录，一共21位，拍摄集中在1932到1940年这几年，之后的20年里断断续续也拍过一些，里面有毕加索、马蒂斯、达利等人，这也帮他维持了在世界摄影界和艺术界的高知名度。布列松在“二战”后也拍过不少名流，除毕加索等人，还有作家、政治家。维利·罗尼这段时间却把兴趣放在了巴黎一个贫民居住的地方——贝尔维尔（Belleville）：面包坊的快乐女工，小咖啡馆柜台前的男人，清晨巷道间的玻璃商人，广场上的老人和孩子，都是日常生活片断。他总是抓拍，自述平生唯一的摆拍照片是一个抱着法国长棍面包的小男孩，当时某家杂志订购一张这样的照片，他于是守在面包店前，看中这个小孩后，请他在门前走了好几遍终于拍下令人满意的片子。维利·罗尼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闲逛，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就不动了，“像渔夫和猎人那样，等待”。他说这些照片并不仅仅为了记录而拍，也不光是为了回忆录作者拍的，其中大部分为我们生存环境的各种变化做着见证。他9万多张照片里面，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可能是唯一的名人。他是维利·罗尼最亲密的朋友，有次在拍摄现场相遇，两人抓起相机，互拍了一张精彩的肖像。在同行里，他还亲近伊齐、大卫·西摩，以及和他自己一样喜欢关注小人物的杜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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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几位人道主义派的摄影大师都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布拉塞在几个人里最年长，1899年出生，1984年去世，85岁。杜瓦诺82岁去世。布列松2004年病逝的时候95岁。维利·罗尼是唯一还健在的一位，今年97岁，住在巴黎20区，那里有他曾经最喜欢拍的美丽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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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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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布勒松和世界的距离：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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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2日，摄影大师布勒松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小镇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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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松其实很早就“封笔”了。在最后30年里，他逐渐放弃摄影，为自己设定了画家这样一个角色。热爱他的人拒绝关注和评论他的画作，依然忙忙碌碌为他举办各种摄影回顾展，但布勒松对自己的选择表现得非常固执，每天埋头作画，偶尔拿起相机拍些风景和人物，也不过是用来做素描的图片资料。他精心选了两个住所，一处在巴黎，窗外正对着杜伊勒里皇家花园，离卢浮宫很近，为的是每天能去博物馆临摹自己喜欢的名画。另一处在上普罗旺斯省，这个叫做塞雷斯的小镇风景可以入画，布勒松去那里住的日子不多，小镇却因为是大师最后终其一生的地方而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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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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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布勒松的终点，也是起点。他出生在塞纳-马恩省的尚特鲁（Chanteloup），和巴黎相距不远。他家在当地是望族，父亲经营纺织厂，指望儿子能考进巴黎的精英学校，以后继承家族产业，可是布勒松参加了三次中学会考都没能毕业。他只继承了家族的艺术天赋，痴迷于希腊神话、诗歌绘画，还有各种奇谈怪论。升不了大学，布勒松被叔叔路易带进画室学画，先后师从布朗齐和洛特，开始有机会接触巴黎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圈子。他年纪轻轻但几乎见过那个时期所有的风云人物，巴斯克，雅各布，以及像“太阳王一样令人生畏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1930年，22岁的布勒松已经游历了英国，服完兵役，然后在朋友的鼓动下前往象牙海岸冒险，以打猎谋生，如果不是一场要命的热病，可能就留在那儿了。1932年布勒松因病返回法国，随即和朋友一起到东欧旅行。这一趟，两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摄影的魅力。首先是匈牙利摄影家马丁·曼卡齐的一幅作品，三个刚果年轻人向着坦噶尼喀湖飞奔的画面呼应了他心底最深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张照片后来一直挂在他的卧室里，而且是唯一一幅。之后他在马赛买下了平生第一台莱卡相机。布勒松多次说起这台相机对他走上摄影道路的决定性作用，机器的魅力俘虏了他，“它是我目光的延伸”，让他可以隐身在角落里观察整个世界，“我天天把它握在手里，从来没有放下过”。就是刚刚买到相机的1932年，他在马赛拍了《叼烟的男人》，在巴黎圣拉扎尔车站拍下《奔跑的男子和他水中的投影》，在西班牙拍了《妓女》，这些后来都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经典照片，抓拍之下，构图和光影组合几乎无可挑剔，谁又能想到它们竟是布勒松刚刚入门的习作呢？他在镜头和快门里，释放了从画室获得的全部感觉和技巧，很细致地去触摸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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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到1935年，布勒松继续他的国外旅行，但手中多了这台莱卡相机。他漫游在地中海岸、墨西哥和美国，后来那本著名作品集《决定性瞬间》里收入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游到纽约后，布勒松突然对电影发生了兴趣并努力学习制作技术，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他返回巴黎，遇到著名导演让·雷诺阿，作为第二助理参与拍摄了他的几部影片。电影是无法修版的，所有构图都在取景框里决定，这也许是布勒松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他在摄影上排斥后期暗房修片可能就有电影艺术形式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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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布勒松和法国共产党创办的《今晚报》建立合作关系，领到了平生第一张记者证，编号3112。《今晚报》是“二战”之前法国左派权威媒体，大作家阿拉贡任主编，名导演让·雷诺阿撰写电影专栏，国际时事的评论员则是当时声名在萨特和福柯之上的保尔·尼赞。布勒松由此步入职业摄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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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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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二战”为界，将布勒松的创作划分为两个时期。战争期间，布勒松有三年中断工作，和心爱的莱卡相机天各一方。他被德国人俘虏了，越狱三次才成功逃脱。巴黎解放前后，布勒松重返摄影界，第一组作品就引起轰动。他选择的是肖像摄影，第一个拍摄对象是画家马蒂斯。充溢着法国南部阳光的画室，身穿睡袍的画家，画家手上的鸽子，堪称完美无缺。布勒松几乎将战后出现在巴黎的所有名流都收入了镜头，画家博纳尔，时装大师迪奥，哲学家萨特……为西蒙娜·波伏瓦拍照的时候，对方问他需要多长时间，布勒松开了个玩笑：比看牙医稍长一点，比看心理医生稍短一点。如果说战前他的作品风格更趋于新闻报道的写实，那么这一时期他更喜欢观察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在布勒松看来，一幅肖像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而按下快门的那一瞬就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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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布勒松重游美国的时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为他准备“身后回顾展”，因为朋友们数年没有他的音讯，以为他早已死于战争。他在美国逗留了一年，亲自为“身后展”揭幕。展览做了两个月，展出161幅照片，标志着他向世界摄影大师的迈进。其间，他和摄影家卡帕、西默做了一件改变世界新闻摄影历史的事情：成立马格南图片通讯社（Magnum），坚持独立报道立场。从1947年开始，布勒松横穿亚洲，充当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印度他记录了甘地遇刺和葬礼的场面，然后转道巴基斯坦来到中国，一片在他眼里“难以用镜头来表达的土地”，目睹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末日。1949年3月29日《巴黎竞赛画报》创刊，第一期上发表了布勒松在上海拍摄的老百姓抢购黄金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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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布勒松第一本摄影集出版，取名《决定性瞬间》，书名后来成为他那种摄影方式的代名词，影响到几代摄影人。第一次，他用文字定义了自己的摄影观点：在几分之一秒内将一个事件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同时记录下来并带到生活中去；生活只会表达一次，除了决定性的那一瞬间便一无所有。布勒松认为摄影有三大要素，即距离、中性和简洁。他是最安静耐心的旁观者，像猫儿一样，从不打搅被拍摄的事物。他拒绝人工光源，也从不修剪照片，但构图常常惊人的完美，因为在布勒松的眼中，“运动中总存在这么一个瞬间，其时所有的因素在画面上都处于均衡”。他使用最简单的器材，基本上只用35mm平视景小型相机，50mmF2镜头，他和世界的距离就保持在这50mm之内。布勒松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一门“艺术”，摄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关心人类的方式，如果摄影只是技巧，他便如自己所说，“永远是爱好者，而且是业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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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马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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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布勒松的离去，关于马格南传奇的最后一个原始见证也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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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三个酷爱摄影的年轻人在巴黎一家小咖啡馆里相遇：28岁的法国人布勒松，23岁的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25岁的波兰人大卫·西默。他们刚刚参加完巴黎新闻社的招聘考试，都落榜了。三个人边喝边聊，谈起各自的摄影志向，并相约以后要办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报道精神的图片社。接下来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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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三个世界著名摄影师在纽约相聚：卡帕已经是拍出了传世之作《西班牙战士》的卡帕，因为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报道，他一举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战地记者，1937年奔赴中国采访抗日战争，1944年参加法国诺曼底登陆，在血与火中搏命。布勒松是抵抗运动战士，战后创作的名人肖像系列轰动摄影界。西默也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拍摄的被战火摧残的儿童照片受到广泛关注。10年践一约，他们发起成立了马格南图片通讯社，分别在巴黎和纽约开设办事处。名字是卡帕信手拈来，MAGNUM，法国一种特大桶装香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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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性格各不相同。卡帕不拘小节，布勒松脾气急躁，西默羞怯内向。如何工作？布勒松在1980年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是这样回忆的：刚开始，我和Chim（西默的别名）都很担心。怎么养得活卡帕呢？他总住在高级酒店，排场很大。但最后的结果是，卡帕养活了马格南。他和那些杂志社老板喝着杜松子酒玩着纸牌的时候，就帮我们找到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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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卡帕确实靠赌马来周转资金给大家发工资，但也有做生意的天分。他们的钱不分彼此。马格南一成立，布勒松就去亚洲采访了，过了三年特别节俭的生活，大约在图片社的账户上留下好几千美元。等他向卡帕要这笔钱的时候，对方告诉他没有了，赌光了。布勒松大怒，卡帕便问他：“你拿这些钱有什么用处呢？你对汽车没兴趣。你老婆也有毛皮大衣了，她又不会马上要买第二件。”布勒松于是作罢。这就是那个时期的马格南，他们拍出了伟大的照片，卖出了好价钱，却因为管理毫无头绪而入不敷出，但马格南仍然吸引了很多优秀的摄影家加入，像美国的乔治·罗杰和瑞士的比肖夫，因为这里有独立的立场和勇敢的精神，不被杂志编辑的市场兴趣左右。他们站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关注战争、饥荒、自然，呈现普通人的苦难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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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等到第二个10年。1954年卡帕死于越南战场，他踩到地雷的一瞬间仍然按下了最后一次快门。同一天，比肖夫在秘鲁遭遇车祸。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导致中东战争，西默被机关枪打中。三个创立者，只留下布勒松在孤独中怀念半个世纪。1966年，布勒松不满意马格南有商业倾向而宣布退出，但同意对方保留和经营他的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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