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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简素就是简易平淡的价值追求和内外功夫，简素精神就是崇尚思想内容的单纯化表达，认为表达越单纯，其内在精神就越高扬。西洋文化重知性，求华丽展开，而东洋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重感性，求回归简素，前者是分析，而后者是综合。在冈田先生这里，简素不是精神内容上的，而是表现技艺上的，即表现形式上的不外露精华，尽可能地抑制。以简素为基础的哲学精神，不追求主知的思辨，而崇尚主行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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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既是善于把事物对立起来思考的民族，又是善于从一体的立场出发而加以调和的民族。所以穷理与尽性、唯精与唯一、博文与约礼、道问学与尊德性等在中国人那里是并行不悖的。日本民族虽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但日本人可以说是把简素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民族，这能从日本的和歌俳句、陶瓷工艺及建筑风格等文化形态中窥知一斑。阳明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现简素精神的结晶，所以能在日本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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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简素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那么崇物便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精练式总结。简素与崇物在冈田先生那里，可以说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这也是为什么冈田先生在阐述“简素”时要常常述及“崇物”，反之亦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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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手书“白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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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手书“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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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崇物”二字“是日本思想文化的根本理念”。因为在日本人看来，物并非单纯的物质，而是有生命的灵性，无论是有生物还是非生物，都是灵魂与情感的存在。所以冈田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总结：“现在吾之思想的究极理念是‘崇物’二字。物即命，命即物，人虽为物之灵长，然一旦无物，生即不复存在。有了对物的崇敬之念，便产生对生命的崇敬之念。”“知道了对物之生命的崇敬，就会对物产生感激之情，由此而转化为共生共死、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7] 冈田先生的这一思想与宋明儒者有一脉相承之处。宋明儒者把动植物与自然界看作宇宙生命和意义的体现，主张通过“观物”以体验宇宙生命的“生意”。但宋明儒者对自然的看法，仍局限于传统儒家的艺术性或审美性的自然境界，它既不能与道家的自然观相区分，也无法区别于文学家、诗人对自然的观赏态度。[8] 倒是日本的“崇物”心理，不仅使人物化后成为物的一部分，而且还赋予物以主体性和伦理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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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还认为，崇物思想与当今人类环保意识的关系，就犹如一棵大树，崇物是培其树根，而环保是修其枝叶，根未培，枝叶焉能繁茂？崇物心理来自于对生灵万物的直观体验，因而也是一种简易直截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崇物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内在体现，那么简素便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是在崇物的心理定式与简素的思维方式上达到精妙统一的[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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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日本人的崇物心理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思想做一比较的话，便不难看出其中之差异。道家讲“造物”或“观物”，[10] 是对“道”这个“造物者”的崇拜，“崇物”则是直接对“物”这个自然对象的崇拜。道家主张顺应造化，物我合一。它之所以归顺自然而超越世俗，是由于看破人间是非、得失、荣辱的反复无常。而日本的“崇物”，不是隐士哲学，而是庶民哲学。它所主张的物我合一，是大我与小我的合一，而并非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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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花道注重表现花木原本的自然形态，也是日本人自然崇拜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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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的“天人合一”，虽与日本人的崇物心理较为接近甚至有重合，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地说，日本人对自然的“敬畏”，使他们更多地依赖于自然，在对待外来事物时，也更加注重形式的接受；相反，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豪言壮语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更注重现实层面的自我感受，在对待外来事物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拿来”。但是，中国人所说的征服与改造绝不是破坏，而是与自然的调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中国人与日本人自然观的共同点。只不过日本人侧重于“天”或“物”，而中国人侧重于“人”或“我”。[11] 西方文化中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有“在天地（自然界）面前人与万物平等”的观念。如果把前者视为“人类中心论”的话，那么后者就是“非人类中心论”的。[12] 日本哲学由于比中国哲学更注重“物”，甚至把自然之物与人文之物等量齐观，都作为崇拜之对象，所以可以说是一种“万物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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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哲学的宗教精神，除了“敬畏万物”之外，还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感激、报恩这种观念中。日本神道以天地万物为父母，将自然界视为人类生命的赐予者，因此有一种报恩思想，对自然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宗教情结。有了这种宗教情结，就会自觉地爱护自然界，而不是任意地去掠夺和破坏，从而使人与自然界的生命联系较之其他宗教文化要表现得更紧密、更显著。在日本人看来，天皇是自然的化身，是万物之灵的体现，而神道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崇物的信仰体系与宗教精神。这是日本民族在引进、吸收、消化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日本人视物为神，认为物有超人的力量，日本神道宣扬多神，历来有八十万神、八百万神及一千五百万神之说。因此日本的神社不计其数，所供奉的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以致在崇物心理的支配下，价值判断不要了，是非界限模煳了，美丑标准不见了，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都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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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坐与体认：心物合一的简素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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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兀坐”？据《辞海》的解释，“兀”有二解：一为“高耸特出貌”，一为“浑然无知貌”。很显然，冈田先生所说的“兀坐”，当为同体于自然的圆融境界，它既不是朱子所说的“尔固非远事绝物，闭目兀坐，而偏于静之谓”[13] ，更非宗教似的虚无枯坐，而是一种源于王阳明的“兀坐经旬成木石，惊岁暮还思乡”[14] 的心物合一的简素功夫。就外在姿势而言，它是一种适合于日本人生活习惯的修炼方式：膝盖和脚趾接触地面，身体则坐在脚跟上，在这个位置上，修养者可使自己的心灵、身躯与自然万物交融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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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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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早年身体力行的修炼是“静坐”，以为“静坐”才是真正的简素功夫。后来是什么都不做的“枯坐”，以致使简素功夫等同于虚寂无为。最后才发展到人我两忘、心物一体的“兀坐”。因为在冈田先生看来，静坐是以心为主、身为仆，这样的心是缺乏具实性的以物为累的拘泥之心，其简素化也表现得很不彻底。而“枯坐”则如同《正法眼藏》中道元的“只管打坐”，极易使人进入“弃人求佛的佛教世界观”，而背弃“以人为本的儒教世界观”。只有以身为主、以心为仆的“兀坐”，才能使人进入“洒洒落落”“心物一体”的动静合一的境界。因此，“兀坐”才是最具实在性的简素功夫。用冈田先生的话说：“万物会归于心，心归于身也。身也者何，曰：体躯而非体躯者也。”[15] 只有做到“兀坐以与物为体”，才能培根养身，这是冈田先生从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所体悟出来的接触世界、解释世界和交往世界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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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说：“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16] 为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兀坐培根”。体认，即切身感受。他在《崇物论》中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宋明理学中的体认之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正是体认之学才使得东方哲学具有了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思想特色。因此，我便去试着体验宋明儒学家体验过的生活，从而逐渐自觉到：这才是真正的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后来我还意识到，这样的研究方法已不在印度和中国，而主要存于日本。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唐突，它与源自于宋明时代精神文化的日本传统密切相关。古语曰‘游骑不归’，而我却可以幸运地回归自己的精神故里了。宋尼《悟道》诗云：‘近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首诗大概可以充分表达我向日本传统也就是体认之学回归的心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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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手书《兀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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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冈田先生所强调的“兀坐”和“体认”，尽管只是一种修养方式和学问手段，而且似乎都能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源头，但其实质却根源于日本人所固有的“崇物”心理和“简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