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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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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早年身体力行的修炼是“静坐”，以为“静坐”才是真正的简素功夫。后来是什么都不做的“枯坐”，以致使简素功夫等同于虚寂无为。最后才发展到人我两忘、心物一体的“兀坐”。因为在冈田先生看来，静坐是以心为主、身为仆，这样的心是缺乏具实性的以物为累的拘泥之心，其简素化也表现得很不彻底。而“枯坐”则如同《正法眼藏》中道元的“只管打坐”，极易使人进入“弃人求佛的佛教世界观”，而背弃“以人为本的儒教世界观”。只有以身为主、以心为仆的“兀坐”，才能使人进入“洒洒落落”“心物一体”的动静合一的境界。因此，“兀坐”才是最具实在性的简素功夫。用冈田先生的话说：“万物会归于心，心归于身也。身也者何，曰：体躯而非体躯者也。”[15] 只有做到“兀坐以与物为体”，才能培根养身，这是冈田先生从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所体悟出来的接触世界、解释世界和交往世界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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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说：“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16] 为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兀坐培根”。体认，即切身感受。他在《崇物论》中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宋明理学中的体认之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正是体认之学才使得东方哲学具有了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思想特色。因此，我便去试着体验宋明儒学家体验过的生活，从而逐渐自觉到：这才是真正的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后来我还意识到，这样的研究方法已不在印度和中国，而主要存于日本。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唐突，它与源自于宋明时代精神文化的日本传统密切相关。古语曰‘游骑不归’，而我却可以幸运地回归自己的精神故里了。宋尼《悟道》诗云：‘近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首诗大概可以充分表达我向日本传统也就是体认之学回归的心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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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手书《兀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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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冈田先生所强调的“兀坐”和“体认”，尽管只是一种修养方式和学问手段，而且似乎都能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源头，但其实质却根源于日本人所固有的“崇物”心理和“简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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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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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认为可以把冈田先生的学问系统概括为：以“身学”为人生目标，以“崇物”为文化根本，以“简素”为价值取向，以“体认”为手段，以“兀坐”为功夫，以“共生共存”“心物一体”为最高理念的，彼此间相辅相成、体用互补、完整而和谐的思想体系，这可以说是冈田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日本神道和儒教所精心建构起来的思想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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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常说自己不是学问家而是思想者。与学问家不同的是，思想者更注重精神取向。这样的人，一旦迷恋自己的选择，便会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这样的人，是用整个生命拥抱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叔本华曾把思想家比作弹奏一架自己风琴的乐师。冈田先生便拥有自己的风琴，并且乐于谱写自己的乐谱。他受过西方哲学的熏陶，也沉湎于宋明儒学；他研究过中国的毛泽东，也修过佛教的禅宗。然而一旦他在儒学中发现了自己的坐标而进入神儒共体的高远意境后，那些曾先后精心研究过的知识和学问，就全部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他把它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成分，形成他思想的完整性。当他确定自己的选择，完成了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理论体系，一个赫然存在的生命，就呈现了出来。对于他，这一生命构成从此不会消失，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许显得孤独，这种孤独，是升华到哲学高度后的境界，是一种犹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吟诵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高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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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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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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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38，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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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吉田兼俱《唯一神道名法要集》，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第19册，东京：岩波书店，1970，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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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垂加翁神说》卷下，引自石田一良编《神道思想集》，东京：筑摩书房，1970，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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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老田辉己：《学问と思想》，收入冈田武彦监修：《贝原益轩》，福冈：西日本新闻社，1993，第55～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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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难波征男编《冈田武彦、张岱年対谈：简素と和合——対立から大同の世纪へ》，福冈：中国书店，1999，第94～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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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冈田武彦主张用“东洋之道”来代表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东洋之道”是相对于“西洋之学”而提出的，但它隐含着日本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就如同中国人所理解的“儒家文明”隐含着中国文化中心论一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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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冈田武彦先生语录》，森山文彦编刊，福冈，2000年私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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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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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冈田武彦《崇物论——日本的思考》，《活水日文》2004年第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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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庄子》《淮南子》讲“造物”，程颢、陈献章讲“观物”。程颢有“欲观万物自得意”（《二程遗书》卷二上）之说；陈献章则有《观物》诗行于世（见《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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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王光辉《传统与超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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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学》，《新视野》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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