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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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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38，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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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吉田兼俱《唯一神道名法要集》，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第19册，东京：岩波书店，1970，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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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垂加翁神说》卷下，引自石田一良编《神道思想集》，东京：筑摩书房，1970，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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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老田辉己：《学问と思想》，收入冈田武彦监修：《贝原益轩》，福冈：西日本新闻社，1993，第55～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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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难波征男编《冈田武彦、张岱年対谈：简素と和合——対立から大同の世纪へ》，福冈：中国书店，1999，第94～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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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冈田武彦主张用“东洋之道”来代表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东洋之道”是相对于“西洋之学”而提出的，但它隐含着日本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就如同中国人所理解的“儒家文明”隐含着中国文化中心论一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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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冈田武彦先生语录》，森山文彦编刊，福冈，2000年私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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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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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冈田武彦《崇物论——日本的思考》，《活水日文》2004年第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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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庄子》《淮南子》讲“造物”，程颢、陈献章讲“观物”。程颢有“欲观万物自得意”（《二程遗书》卷二上）之说；陈献章则有《观物》诗行于世（见《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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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王光辉《传统与超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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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学》，《新视野》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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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熹：《晦庵文稿》卷七《答张敬夫书》。按：周濂溪也把“兀坐”等同于“静坐”。据王阳明弟子董澐《把卷录》记载：“濂溪先生初从东林总（北宋禅僧）游，久之无所入，总教之静坐，先生于是静坐月余，忽有所得，以诗呈曰：‘书堂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头。’总肯之，遂与结青松社焉，出《性学指要》书。”（钱明编校《徐爱·钱德洪·董澐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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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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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冈田武彦述、松尾正威编《わが半生儒学者への道》，福冈：思远会，1990，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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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冈田武彦全集》，第1卷，《王阳明大传——生涯与思想》，东京：明德出版社，2002，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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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上篇 简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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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今天的日本社会，大概都会承认，多数的日本人已失去了自信和自豪，并陷于迷途而看不到前进的方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人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伤，并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局，直到今天还置身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极端批判和排斥的暴风骤雨之中。但是，长期培育起来的传统文化，已深深地渗透到日本人的躯体之内，若不加甄别地全盘拒斥，就会使自己染上各种各样的外来病毒，顺其发展，甚至有可能连日本的生存也会危机四起。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我想只有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并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再认识，从而找回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这里我们应当铭记托尔斯泰在写给印度圣人的信中所说的话：“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必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中谈论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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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指责日本人的缺点，说什么“日本的常识即世界的非常识”“暧昧的日本人”，等等。其实从这些话语中，恰恰应当看到的是隐藏于其中的异于西洋文化的优秀的日本文化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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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简素”。日本人的世界观就是以简素的精神为基石的。若与西洋文化的华丽性相比对，两者具有完全相反的性格。不过，强调简素是日本文化的特色，这并不是说日本文化中就没有华丽的成分了；反之，强调华丽是西洋文化的特色，也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简素的因子了。只不过把两者的特色拿来比对的话，就不能不做如此之判断了。那么，为什么两者之间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日本人对外界是自我抑制型的，而西洋人是自我彰显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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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强调日本文化是简素的同时，切不可将其误解，以为是内面精神单纯、毫无可取之处的低层次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正好相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所说的简素，是“文极反素”（饰到了极致就变成了无饰）的意思，即华丽的极致。因此，它在形式上虽类似于原始的简素，但在精神意向上却相距甚远。这里所说的简素，主要是就表现形式而言，而不是表示内在之精神。故所谓简素，就是表现受到抑制。由于抑制而追求简素，原有的内面精神则变得愈加丰富、充实以至深化，这就是简素的精神，这就是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基本世界观和审美观。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是以此为根本，积极地收容华丽的大陆先进文化，并将其简素化和日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