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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文时代中期的土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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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梨县八代郡御坂町上黑驹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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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文时代中期的深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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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森县八户市是川一王寺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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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史的角度说，绳文时代以后是弥生时代，接着就到了古坟时代。弥生时代相当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古坟时代则是日本国家的形成时期，即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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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文化又被称为稻作文化，是在绳文时代从朝鲜半岛或中国南部传到西日本的，后来又向关东地区传播，所以称为“弥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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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弥生时代，大概由于实用性的关系，许多陶器没有了装饰性，变得简素清晰起来。而到了古坟时代，像埴轮这样素朴、单纯、稚拙的器物也被制造出来。在思考日本的简素精神的时候，这一变迁过程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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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加以比较的话，两者的反差之大，从陶器上也能一目了然。于是也就出现了为什么同一民族会产生如此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的疑问。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的改变，另一方面则要从人类学上去寻找各种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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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推测，绳文人原本就是狩猎采集的民族，具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这反映在他们所制作的陶器上，就是如上所说的过度的装饰化。但他们在日本列岛的长期居住过程中，由于受其风土环境的影响，便渐渐养成了以素直而温和为主的性格特征，并形成了崇敬自然的民族心理。这种倾向，后来又由于稻作文明的传入，使生活趋于安定，而愈加强烈起来。其结果，就连他们使用的陶器也自然而然地淡化了装饰功能，甚至制作出了毫无装饰感的器皿。至于那些把稻作文明传播到日本来的大陆人（人数时多时少），则很快地就被日本的风土环境所同化了。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那么绳文与弥生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就没必要那么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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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器，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演变的过程，就是简素化的过程，而接下去古坟时代的埴轮，则是这种简素化达到极点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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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时代后期的舟形注口土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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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县下益城郡城南町宫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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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时代从公元一二世纪起，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也开始增多，这可以从弥生时代的遗迹中发现汉代陶器和古坟时代伊始大陆传来的遗品增多等方面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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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无装饰性的陶器、埴轮等土偶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把日本人的简素精神定格在这个时代，其理由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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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弥生时代的陶器已失去了绳文时代陶器那样的过度装饰性，转而变成了单纯的形态美，而埴轮则更加趋於单纯化。埴轮是一种黄土色的土偶，其表情充满稚气，犹如撒娇的可爱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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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既不像守卫秦始皇坟墓的兵马俑那样突出造型，也不像汉、六朝及隋唐时期的随葬品中的陶俑那样具有华丽的色彩。此外，在汉代陶器中还有强烈动感造型的漆黑舞俑，而埴轮却表现出极为静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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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色，也许是由于它是在古坟之外置放的礼仪性物品，因此，它的足部成了圆筒，而样姿则被制成直立型的，从而反映出被日本风土熏陶出来的素直而温和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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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坟时代出产的埴轮，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古代在建造坟墓时，在坟墓两侧都要排列若干石人和石马，使坟墓显得十分庄严，而这点在日本的古坟中也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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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这种土偶，爽直得给人一种儿童般天真烂漫的感觉，其造型艺术超越了客观性和写实性而极富印象性，因而是极其简素的东西。而这种简素，不能不认为是对单纯装饰性的否定。应该看到，这正是当时的装饰文化走向集约，人工上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本书所谓的简素，其真意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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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量潜在地湍流于日本人的血液之中。他们在受容大陆文化的同时，又使之日本化，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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