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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把生死称为一大事因缘，并用心于生死之解脱。禅宗则基于专门的实践之修行而获得了解脱。禅宗最初也是重静虑的，后来才开始摆弄奇言，发喝捻棒，甚至捶胸拧鼻，立指拂尘，并用这种怪异行为教导弟子。所以儒者有所谓“无风起浪”“惊天动地”之评语，并斥责禅是说大话，是违背自然。儒者的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因为在儒者看来，“有生就有死”，生死乃自然之理法，故应老老实实地遵从理法，而不应该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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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受到推崇的禅宗的洒落之心境，不同于中国的风格。如上所述，禅宗在日本显示的是一种悟道之境地，而在中国则多少有点肆意夸大、貌似深刻、凸显苦诋之嫌。但这些在日本均显得十分轻妙。这只要看看常与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的良宽和以顿智令天下人震惊的一休[17] 等的事例，就可一清二楚了。博多的仙崖（1750～1837）等人创作了狂歌[18] ，当唱到“我以屁为空白哟，故言佛字即成佛”的状态时，就不无有些堕入无聊之诙谐的倾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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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狂歌，也能唱出洒落的生死超然之心境。而正因为是狂歌，就自然会有滑稽、戏谑等要素，但恐怕不能将其一概贬斥为“文字之游戏”。不要忘记，这里面有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下面摘录几首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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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松在冥土之旅的一瞬间，既幸运又不幸运。（一休宗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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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宗鉴去何处，随口吐出彼世来。（山崎宗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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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尘世诀别，若与线香之烟共烬。（十返舍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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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日本人的洒落与中国人的洒落比较起来，显得更为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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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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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所传承的固有文化是与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密切相连的。或者确切地说，民族的固有文化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民族语言，而民族语言又使民族文化的固有特征更为凸显。无论如何，要说某一国家民族的语言是该国家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毫不过分的。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语言是民族感情、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的完整表现。因此，通过考察日本人所使用的语言，就能把握日本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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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简素の精神”中的助词“の”（的）。这个“の”的意思很暧昧。因为所谓“简素の精神”，既意味着精神是简素的和单纯的，又意味着在简素中内含着精神性和单纯性，含义极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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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の”的暧昧性，中岛文雄氏在《日本语的构造》一书中，以“父の绘”的表现形式为例，作了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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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句可有三种解释。若把“绘”想象成物，则可解释为“画是父的东西”，而“の”则表示所有。若认为有绘画之行为的含义，则“父の绘”就意味着“父画的画”或是“画父的画”两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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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素の精神”中的“の”，若按上面的解释，则并不符合第二、第三种意思，而应属第一类，亦即指简素、单纯所拥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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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の”所构成的前后名词，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其含义都有明确或不明确的时候。比如说“苹果の绘”，就应明确其含义指的是“画苹果的画”，而不考虑其他意思。但若像上边所举的“父の绘”那样的例子，则中岛氏所说的三种解释都能成立。而当我们说“简素の精神”的时候，其含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有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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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简素”可用“单纯”这一词汇来加以表述，但却不能把“单纯的精神”说成是“简素的精神”。所谓“简素の精神”，应解释为内含於单纯性中的精神。即使如此，此时的“の”仍不能断言已无暧昧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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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体词“の”的含义，主要还是应当根据其所处的状况而定。说到“父の绘”，虽可作三种解释，但若了解了当时的语言背景，做出正确解释则并不难。日本语的特色就在于，要由状况而定的东西没有明示。而这恰恰是变成暧昧性、简洁性之表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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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人与西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由于风土和历史环境的缘故，培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融和关系，毫无必要向其他事物表现自己。而正因为只需最小限度的表现就足够了，才使日本人的表现方式简略化。若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在用语言传达自己意志的时候，比自作主张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和合，因而多用谦让语，并着意于表现的简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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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日本人看来，越是敢于表现自己，恐怕就越难以传达自己的真意。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真意的传达，除了最终依存于对象的感知之外，别无他途。这点与彻底表现自我的西洋人大相径庭。因此，即使在文章里，日本人也会致力于能诱发读者感知的最有效果的表现形式，这大概又可算作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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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清少纳言[19] 的《枕草子》为例，其开头篇《春はあけぼの》（《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美》）中的假名“は”，是系助词而非格助词。因而所谓“春は”意指“春においては”（春天里）。“春においては”经简略后就成了“春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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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あけぼの”（曙光），表述的是“あけぼのがもっとも美しい”（曙光最美）的意思，经简略后就成了“あけぼの”。用当时的话说，又可被简略为“いとをかし”（最雅趣）。就是说，“あけぼの”中还包含着“いとをかし”的意思。所以，“春はあけぼの”句虽是省略句，但为此则有了含蓄的成分。所谓“梅は红梅”（梅是红梅）句亦如出一辙。谚语中这样的省略句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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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歌[20] 、俳句[21] 就更善于使用这种手法了，其中犹以俳句为突出。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芭蕉[22] 的《古池や蛙と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中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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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池や”的“や”是切字，即连接段落时用的助词，在该句里则是暗示性的表现。在它后面隐含着季节、场所、风景等背景，它所暗示的世界是广大而深远的，而想要详细表现的话，则也许需要数千字以上。该句的特色就在于“唤起人深刻印象的单纯性”。在这种单纯性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深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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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类性质的诗词在汉诗中也有。但汉诗与俳句相比，表现内在精神那样的倾向更为强烈，故而给人一种缺乏含蓄的感觉。若要举出与芭蕉此句一样的描述静寂的汉诗，那就是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题张氏隐居》诗中的“伐木丁丁山更幽”这样的语句了。不过，即使这样的诗句，也不及芭蕉的“古池や”来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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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芭蕉的这句诗，江户时代博多的禅僧仙崖认为，“水の音”（水的声音）这五个字[23] 是多余的。仔细读来也的确如此。有了这五个字，就有了余韵受损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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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色在和歌里也能见到。日本人不爱好长歌，最后只好定型于三十一字的短歌，其中又因十七字的俳句较为流行而渐成模式。和歌与俳句是日本唯一的最为流行的诗型。西洋人则恰好与之相反，他们爱好的是需用长长的页码来表现无数自我感情的诗型。诗歌中的简素精神在俳句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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