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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歌[20] 、俳句[21] 就更善于使用这种手法了，其中犹以俳句为突出。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芭蕉[22] 的《古池や蛙と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中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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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池や”的“や”是切字，即连接段落时用的助词，在该句里则是暗示性的表现。在它后面隐含着季节、场所、风景等背景，它所暗示的世界是广大而深远的，而想要详细表现的话，则也许需要数千字以上。该句的特色就在于“唤起人深刻印象的单纯性”。在这种单纯性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深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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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类性质的诗词在汉诗中也有。但汉诗与俳句相比，表现内在精神那样的倾向更为强烈，故而给人一种缺乏含蓄的感觉。若要举出与芭蕉此句一样的描述静寂的汉诗，那就是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题张氏隐居》诗中的“伐木丁丁山更幽”这样的语句了。不过，即使这样的诗句，也不及芭蕉的“古池や”来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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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芭蕉的这句诗，江户时代博多的禅僧仙崖认为，“水の音”（水的声音）这五个字[23] 是多余的。仔细读来也的确如此。有了这五个字，就有了余韵受损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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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色在和歌里也能见到。日本人不爱好长歌，最后只好定型于三十一字的短歌，其中又因十七字的俳句较为流行而渐成模式。和歌与俳句是日本唯一的最为流行的诗型。西洋人则恰好与之相反，他们爱好的是需用长长的页码来表现无数自我感情的诗型。诗歌中的简素精神在俳句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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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认为，自然是人利用的对象。即使对于人，西洋人也抱有强烈的自主倾向，并且对理性怀有绝对的信念。因而在语言上，他们也习惯于主语中心的构造，强调主语的存在功能，并将其置于句首。而日语则与之相左，它习惯于述语（谓语）中心的构造，并将其置于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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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意志之表现，西洋人也强调自我的存在作用，喜欢把自我放在语句的最前面。而日本人则常从谈话对象的观点中寻找自我的存在作用，因此既无必要弄清楚自他之区别，也无必要强调自我。所以，日语里即使有使用主语的地方，也大多只用述语来完整表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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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欧洲语明确显示主客关系，并且从各个方面详细规定了主客的存在作用，而日语则没有这个必要。例如，关于“行く”（去）这个动词，欧洲语是根据人称来变化的，而日语则不存在这种变化。下面只举一下德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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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he（我去）Du gehst（你去）Er geht（他去）Wir gehen（我们去）Ihr geht（你们走）Sie gehen（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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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腊语、拉丁语就更复杂了，仅仅“行く”的动词变化问题，要说清楚，恐怕也需一两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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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语里也没有像欧洲语那样的单数复数之区别，没有冠词，性的概念也不明确，更没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变化，人称代词也不如欧洲语那么发达。所以，欧洲语在科学思辨上的作用较大，而日语则不具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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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只有动词的活用，后来高度发达的还有助词，而这些最适合表现细腻的感情。日本被称为艺术性民族的理由也正在于此。据渡边丰辅氏的《现代大学生的应有状态》一书记载，英语“This is a dog”（这是一只狗），译成日语可以有“これは犬です”（这是一只狗）、“これは犬だ”（这是一只狗）等一百三十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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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不怎么困难地得出以下结论：从欧洲的主语主导型语言中产生的文化是个性文化，而从日本的述语主导型语言中产生的文化则是无个性文化。摩拉爱思曾在《日本精神》里讨论过创建在日语语法基点之上的日本文化的无个性化问题，其大致意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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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文法里没有冠词。无论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没有变化，与人称无关。在叙述方面也没有文法上的主客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故意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参与活动，于是便出现了宁当事件的旁观者也不当事件的目击者的社会现象。这实在叫人不可思议。由此才能理解日本人的无个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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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个性就是自我显示，所谓没个性就是自我抑制。若借用摩拉爱思的话说就是：若是自我显示型的，那就会对人之个性采取肯定态度，从而导致明确利己的个人式的自我彰显。若是自我抑制型的，那就会使精神达到几乎无我的境界，进入针对所有逆境的宗教式谛观，从而导致对自我的尽可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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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比较一下日语与汉语的区别。日本很早就从中国输入了汉字，直到平安时代发明假名后，才流行起用假名写文章。所以一般来说，汉字假名的交叉运用是日文的习惯格式。但这时使用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念法，而且充满情感性的日语还被前后配置在这些汉字当中，从而使汉字也具有了像日语一样的情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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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本来是象形文字，此外还有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字，而汉字就是用这六种方法构成的，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形声字。可见，汉字表现的是意和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绘画文字。因此，当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在日本流行开来后，其表象的直接性和印象的强烈性便显得更为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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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就如同把汉文改写为带假名的日文。如此一来，印象也就变得明细了。比如“鸟鸣”这个词，若用日本流行的训读来念，就是“鸟鸣く”，但训读的办法却并不仅限于此，还有“鸟は鸣く”“鸟は鸣ぃた”“鸟が鸣く”“鸟鸣けり”“鸟ぞ鸣くなり”（以上皆为“鸟鸣”之意），等等，倒是读音差不多是通用的，只是读音应选择与文脉相适应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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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是很重视对物的印象的，进而产生重视直观的强烈倾向。这与西洋人的思辨型、思考型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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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比较汉语与日语的时候，虽然两者都较多地使用省略形，但若从语法方面考虑，汉语则与西洋语一样属于主语主导型，而明显地与日语的述语主导型相对立。因此，相对于情绪型、实践型以及自我抑制型的日本人，中国人似乎更强调自己主张，善于思辨，是属于理论型的民族，原因显然就在于汉语的自身特点吧！比较而言，中国人与西洋人一样，在分析性的思维方面比日本人要优秀，而日本人则可以说是在全一性的直观和灵性的直观方面来的优秀。这种日本型的思维方式与日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日语把主语作为目的语，目的语作为主语，或者既无目的语又无主语而只有动词，并且不具备明确的科学性用语，故日语应属于非常暧昧、漠然的一种语言，所以不得不诉诸无知无识中的灵性之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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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就日语之美谈点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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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昭和十年（1935），当我在富山市的一所中学工作时，恰好碰上从法国回来的京都大学的国文学者泽泻久孝教授来学校视察，在他向我们发表的讲话里，就谈到了“日语比法语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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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生时代喜欢看法国电影，这也许是影片里法国人的会话悦耳动听的法语的缘故。法国人对本国语言推崇备至，而不太愿意说外国语。所以到法国观光，即使英语也不太通用。法国人对本国语言是非常看重的。有一则小故事，说的是某位父亲在嫁女儿时说：“什么都不让你带，只让你带优美的法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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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推崇本国语言而不说他国语言，这在国际交流日益平凡的现代社会也许有点行不通。但日本人则正好相反，随随便便地使用英语，忘记了对本国语言的尊敬，这大概也是行不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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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语的子音必须与元音一起使用，所以若与子音独立的外国语比较，就会显得悦耳柔软。不仅如此，因日语不太有抑扬顿挫，所以听起来感觉也较为温静。关于日语的优美和柔和，外国人也对此颇有好感。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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