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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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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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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元明时代是写意派文人画的盛行时期，该派传到日本后也大行其道。因为较之中国人，文人画更适合于日本人的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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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人画，就是文人喜欢画的画。文人画家并非专门的画家，而是自心受感动后的率直描绘。他们蔑视专门画家那种悉心专研技巧，费尽心思写实，专心致力形似，从而导致俗气蔓延的做法。由于文人画家摆脱了技巧的束缚而追求心之自由，因而轻视形似和技术，主张直写诗文之心境，即所谓“胸中之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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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兴起于宋代，而极盛于元明。北宋的苏东坡是与文与可（名同，1018～1079）齐名的墨竹画家，但东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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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东坡全集》卷三十一《净因画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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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善画者，画意不画形也；善诗者，言意不言名也。”（《诗人玉屑》）可见东坡是轻写实而重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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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友人黄山谷评论东坡之画曰：“东坡老人翰林公，胸中之墨醉时出。”如东坡画竹时就是先在胸中想象竹之理，并将此作为作画的第一要义。他主张以率直表现为宗，而不主张细密描写竹的枝枝叶叶。对此，元代的汤垢（垕）指出：“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以故？盖花卉之情，画之当写之以意，非形似也。”（《汤垢画鉴》）主张贵写意而轻写形，并称形似主义为“俗子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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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云林作品《渔庄秋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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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名瓒，1301～1374）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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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清閟阁全集》卷九《跋画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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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逸气”，指的是超脱世俗的洒落之气象。至于倪云林的画，笔法构图皆可谓淡简，具有脱却写实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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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云林的淡逸格调后由明初的沈石田（1427～1509）继承并发展。沈的画堪称明代文人画之范例。他爱好薄墨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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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擅长山水画，对画竹不太内行，曾自嘲道：“老父画竹丑，小儿旁观之，谓之杨柳耶！”所以他的画并不把形似放在眼里，笔法比元四家更为省略，形象之描写看上去似乎很稚拙，实际则有无限情趣蕴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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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画必乘于兴，兴不起则腕不能运，这是石田的主张。这与明初大画家林良（1436～1494）所谓的“写意而不事巧”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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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董其昌（1555～1636）曾以倪云林、沈石田等文人画为范本，把唐以后的画系像禅宗一样区分为南北两宗，即被称为北宗派的写实派和被称为南宗派的写意派。董其昌还把南宗派誉为正统，而极力贬斥北宗派，从而确立了南画的权威。他虽被誉为艺林百世之师，但他认为只有追求并率直表现人之自然性情的才是艺术。因而他把东坡所谓的“诗不求巧，字不求奇，天真烂漫吾之师”（《画笔室随笔》卷四），当作艺术之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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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表现性情之自然，在董其昌的画里，要比表现技巧重要得多。这也是明末文艺界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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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文人王世贞（1526～1590）在《艺苑卮言》中说过：今人看重的是写真意、宗气韵的倪瓒（云林）、高彦敬（1248～1310）等的画风，故而使宋代的院体画（写实派）为之一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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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性灵派（写意派）诗人的袁中郎（1568～1610）亦曰：“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袁中郎全集》卷十《叙陈正甫会心集》）比之技巧和知识，中郎更看重率直、素直之心的自然发露之诗。其弟中道（1570～1627）的诗文，亦因之而日进。中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肯下笔。（同上，卷六《叙小修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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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论文，特看重新奇，要求不能有特定的格式，要发挥人所不能发挥的东西，一切句法、字法、调法等都须从自己胸中流出才是，并认为这才叫“真新奇”。（同上，卷二十三《答李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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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有名的诗人都善作画。擅长花卉画的徐文长（1521～1593）曰：“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徐渭集》卷二十一《玄抄类摘序》）认为笔和手都是死物，运笔全凭气，气之精熟即为神。所以气不精则杂，杂则弛。不杂不驰谓之精，常精常熟谓之神。精神运则死物活。（参见杉村勇造：《徐文长·石涛·赵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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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派诗人钟伯敬（1574～1624）也认为：诗法应从笔中自然产生；诗趣并非被强迫营造；诗词产生于感情之迫，而诗才则产生于念虑（《谭元春诗评》）。他说：“不泥古学，不踏前良，往性一而奔诣。”（《钟伯敬小品》卷一《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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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日本产生过影响的明末书画家张瑞图（1570～1644），在作诗时也喜欢“情动而造，情达而止”的风格。至于明末书法家王铎（1592～1652）、倪元璐（1594～1644）、傅山（1607～1684）等人的书法，则无不奔放自然，随心运笔，好用连草，重视率直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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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末，连儒学中也流行起阳明学派中的良知现成说，思想更趋简素。不过，一到其末流，便干脆认定人的现在良知就是绝对之存在，从而使自然性情与自我绝对化，听之任之，随顺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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