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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芭蕉在写了这首俳句后，又写了这样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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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に病んでなほかけ回る梦心；旅に病んで枯野を回る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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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与上句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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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原句，才把一生中执着追求风雅的芭蕉那种凄惨念头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芭蕉自己也把这种执念视为妄执，并追求安逸的世界，但实际上，芭蕉的本领就在其追求风雅的义无反顾的执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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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必须注意的是，芭蕉到最后的最后还在“枯野”里不停地追求风雅。西行曾写过这样一首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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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ればげに心もそれになりぞゆく，枯野のすすき有明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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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远望渐孤寂，枯野芒草有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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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芭蕉的心里还漂浮着西行这首和歌的风雅情调。需要指出的是，芭蕉所说的枯野之心，与他所谓的“わび（孤寂）”“さび（幽静）”“しほり（余情）”“ほそみ（细腻）”“かるみ（轻微）”等别的风雅之理念并不矛盾。尽管芭蕉的风雅之道来源于中世的文艺理念，但它却具有求之于庶民生活和通俗卑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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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芭蕉的俳谐绝非清一色，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这只要从其过去所做的解说理念中就可见一斑。也就是说，芭蕉对新事物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芭蕉强调“不易流行”的缘由就在于此。“不易”即不变之体，“流行”即变化之相；前者是风雅之道，而后者则是素材。风雅之道即使是不变的，其形象也是要常变的。就是说，其形象必须是应时而变的崭新过程。这就是芭蕉所说的“不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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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读了芭蕉吟诵的“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后，就能对其提出的“不易流行”之主旨产生更多的共鸣。过去当把“蛙”作为风雅之素材的时候，往往只注意“蛙”的鸣叫声，而芭蕉在此处却采用了以蛙跳入水中为主题的手法。这的确是富有新意的句子。正因为芭蕉是到通俗、卑近的事物里搜寻俳句的素材，才使得他一步步取得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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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虽然风雅之道不易改变，但其理念却不能不是多种多样的。这样一来，究竟什么才是芭蕉所说的风雅之根本倒成了问题。于是，芭蕉的门人弟子对其风雅之根本的理解也产生了不少困惑，而他们所做的诠释则显得众说纷纭、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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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贺川市芭蕉纪念馆的俳句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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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发林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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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为俳谐大师的芭蕉，善于从庶民眼里的通俗、卑近之物中探寻传统式的风雅，并基于“不易流行”之主旨，以常青的素材为对象，把风雅之道视为新生物，而对固定的、千篇一律的模式深恶痛绝。可以说，芭蕉俳谐的特色就在于此。再有，由于俳句是最短的诗型，其表现则被抑制到了极限，所以其内藏之精神深远幽玄而极含蓄，而其余韵余情则溢于言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芭蕉的俳谐是诗文之简素精神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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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芭蕉的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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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大概可以说是俳文的创始人。在芭蕉之前的俳人所写的文字里，虽然也有俳文一类的文章，但却无不成了雅文调，或者说是“雅中求俗”的调子，而并未到达像芭蕉那样“俗不失雅”的高度，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像芭蕉那样的对俳谐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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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井有也曾评论芭蕉的俳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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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翁之文，正俗中不失雅也。比如身份高者，编笠羽织，以卑其地位矣。……不至其位者，可及于其事也。（《鹑衣》后编中《六林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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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视为对芭蕉之俳文风格的最简洁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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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文”这个词是从芭蕉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无论游记还是随笔，都还没有显出对俳文的自觉。芭蕉不仅首创了俳谐文章，甚至还考虑编纂门人的俳文集。结果俳文集虽未能由芭蕉亲手编纂而成，但他殁后其门人却完成了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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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在俗文化中寻求幽玄、静寂、高雅等境界，并用简洁的文体予以表现。芭蕉的俳文虽缺乏俳谐式的趣味，但就其所带有的芬芳高雅之风韵而言，在俳人中间，可以说还从未有人能超过他。这中间就存在着芭蕉俳文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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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芭蕉的俳文里，《幻住庵记》《柴门辞》和《闲关之说》是最值得吟诵的三篇文章。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幻住庵记》的末节与《柴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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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住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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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俳文成稿于元禄三年（1690）八月，后被收录在同年9月刊刻的《猿蓑集》内。该年四月，经其门人曲水的斡旋，芭蕉移居到位于近江石山奥国分寺（位于今滋贺县大津市）中间的幻住庵。此庵其实是由曲水叔父住过的旧庵修复而成的。芭蕉住到八月底就下了山，因而他在此庵居住的时间前后不到半年。《幻住庵记》就记载了芭蕉在此庵居住时的事情。到成稿为止，芭蕉曾数回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