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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塞罗的“演说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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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学校的教育不仅非常机械、枯燥，而且是以暴力体罚为基本的教育方法。到了罗马共和的末期，罗马教育没有规定的教程，没有考试，国家也不过问。33罗马教育的体罚、被动、低效、机械、杂乱无序、没有标准也没有明确要求等缺点，都纷纷暴露出来，这些特征与罗马需要越来越多具有实际才干的政治家和管理者是完全不相符合的。罗马想要统治世界，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教育来提高罗马人的智识和见解，这样也就出现了教育改革的要求。罗马“教改”选择的仍然是一条实用的道路。罗马教育并没有仿效雅典的那种“文明”或“文化”教育模式。罗马人对思辨和哲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感兴趣，他们注重的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教育，一方面强调诸如同情、礼貌、仁爱这样的普通美德，一方面学习一些必要而有用的知识，尤其是体现政治家和管理者才能的“演说”。西塞罗可以说是这种新教育观的代表，他的《演说者》也可以说表达了他对教育改革的愿望。他所期待培养的“演说者”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对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并说服他们的人，而且是一个知识丰富全面、人品高尚、道德优秀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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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不满意罗马教育的那种低水准教育，但也并不认为引入希腊式教育就是一个出路。他在《共和国》中谈到了罗马对教育的“疏忽”，在他看来，希腊的教育并不足以为罗马提供一个好的替代模式：“为了维持共和国的昌盛和德性，我们来看应该想一些什么聪明的办法。所有公民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昌盛和德性，国家应该帮助人民，一部分通过制度，一部分通过法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自由公民的教育问题，这是希腊人浪费了许多精力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我们的制度与希腊不同，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关于公共教育具体细节的普遍教育制度。事实上，我的朋友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认为，教育是我们制度中被忽视的部分”。35西塞罗认为，罗马的教育应该以培养一些对罗马有用的大才为目标。当时罗马教育水准极低，除了那些极有天分而且条件特别优越的少数人（如西塞罗自己），根本无法培养出这样的大人才。由于西塞罗的大才教育目的非常专一，他在重要的教育论著《演说者》中不提初等教育，而只是关注高等教育。他认为学生必须学习人文，也就是哲学、数学、音乐、文学、修辞、几何和天文等课程，其中又以文学和修辞为最重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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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必须能够“评论诗人、教授历史、解释词语的意义、发音正确、善于表达”。37学校教育的是“公共之人”，他们日后要在公共论坛、法庭和公共议会中发表真正的演说。西塞罗强调公共说理和辩论的逻辑分析和清晰陈述。在他看来，希腊修辞有太多繁文缛节、华而不实的东西，而修辞应该讲究的是分析、论证和思虑周密的明断。这样的教育应当从高等学校开始，学生学得的知识必须日后通过更高的学校和从师于更好的老师，并通过实践加以完善。西塞罗要求学习者掌握“所有学科的知识”，提出，“除非一个人把修辞训练与所有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演说者”。38西塞罗在《演说者》中所说的那种全才教育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呈现的只是一种教育蓝图，而不是实际指导，它只是一种为很少数精英所设计的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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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对16世纪文艺复兴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他的教育理念则由于昆体良这位后一代的罗马人而得到极大的充实。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补充了西塞罗所忽视的初等教育部分，并且还添加了具有相当操作性的教育方法。昆体良的教育从儿童开始，对象面扩大了很多。但是，他的精英目标并不比西塞罗逊色，他强调演说必须不仅要能言，而且要有所言。一个演说者要真的有所言，就必须是一个有德性的人。这可不是对一般人提出的要求，正如教育历史家鲍尔（E. Power）所说，昆体良和西塞罗的教育对象，“都不只是那些在日常市民生活中尽责的公民”，而是“领导人”，也就是官吏，“真正的公民，即演说者，这样的公共人物是领导人，由于他的才能和教育对他的角色培养而被挑选出来，普通人很难得益于这样的教育”。39精英的“领导人”教育实际上也就是官吏或官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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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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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有了分别由“教师”（litterator）、“文法教师”（grammaticus）、“修辞老师”（rhetor）教授的三级系统学校体制，阿普留斯（Lucius Apuleius，124-170，拉丁作家）形象地用“宴饮三杯”的比喻来描绘三个学习阶段：“参加宴饮，第一杯是解渴，第二杯是快乐，第三杯是心旷神怡，第四杯就是犯傻。在缪斯女神的盛宴上，我们饮得越多，灵魂就接受越多的智慧和理性。第一杯来自‘教师’，他替我们冥顽的心灵开窍。然后是‘文法老师’，他让我们的知识锦上添花。最后是‘修辞老师’，他把雄辩的武器交到我们手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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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修辞是最高层次的学习，在这之前的准备阶段里，学习的是文法，而最基础的则是读、写和算术。罗马的学校体制是由希腊的教师传进来的，但与希腊的学校体制不仅在层次上有所不同，而且教育的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别。在罗马，“文法”是一种高于“初等”的科目，“文法”与“修辞”属于同一层次，不过是传授有前有后而已。而在希腊，“文法”是初等教育，而“修辞”则比它高一层次（由Sophists传授）。而且，希腊还有最高的“哲学”教育（由Philosophers传授）。哲学是注重实际的罗马教育体制所没有的科目，当然，这不等于罗马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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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文法教育”包括诗、音乐和体操，这三项都是心灵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或知识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积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知识，而是帮助形成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德。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伟大的老师。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斯特拉伯（Strabo）写道：“古代人相信，诗是一种初级哲学，能从小打动我们，带领我们走进生活，培育我们的品格、感情、行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希腊的国家用诗来开始年轻人的教育，不只是打动他们，而且是训练他们。”41色诺芬的《飨宴》（Symposium）中的尼西拉都斯（Niceratus）说：“你一定知道，诗人荷马写过几乎所有与人有关的事情。因此，你们若想知道家庭生活，学习当政治领袖、将军的艺术，想日后成为阿基里斯（Achilles）、埃杰克斯（Ajax）、内斯特（Nestor）或者奥德修斯，都应该跟我学习，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42希腊人看重诗，是因为他们认为，诗中自有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人生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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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音乐是配词的音乐，不只是乐器音乐。他们相信，音乐对人的道德、心灵，甚至肉体都能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在教育中加以重视。与此同时，体操教育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接受头脑的支配和指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许多关于音乐和体操教育的讨论。苏格拉底说：“似乎确实很难找到比我们早已发现的那种教育更加好的了。这种教育便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43在教体操以前应该先教音乐，这样的教育应该是简单朴素的，“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会产生内心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就产生身体的健康”。44音乐和体操教育都不是技能性的，“教音乐与体育主要是为了心灵”。45音乐和体操必须结合，否则教育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下面是苏格拉底与格劳生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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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生专搞体育运动而忽视音乐文艺教育对心灵的影响是怎样的？反之，专搞音乐文艺而忽视体育运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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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你所指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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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指的一是野蛮和残暴，另一是软弱与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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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啊，极对，我注意到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门搞音乐文艺的人又未免变得过度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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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性中的激情部分的确会产生野蛮；如加以适当训练就可能成为勇敢，假如搞得过了头，便会变成残酷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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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我也有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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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音乐和体操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这才能使学习者兼有好的品质而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这时候的音乐教育才会不单有助于品性，还有助于培养公民素质：“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体操也是一样，身体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便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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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教育的理论中包含着“人”和“公民”的理念，虽然有一些人文教育理念的价值，但在现代已不足为学校教育效法。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奴隶制度的教育，它以自身为目的，鄙视、摈弃一切实用价值。在希腊，具有实用目的是“手艺人”教育的特点，手艺人的教育是在手艺人家庭里代代相传的，手艺人甚至不被当作公民，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手艺人是“没有教育的”，“任何居住在城邦里的公民都不应该从事技术性手艺的工作”。教育对公民来说，不是为了谋生挣钱，而是为了成为完美的人，例如，“学习数学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作为一种对人的灵魂有益的纯粹科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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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那种理想的、哲理的“完人教育”相比，罗马教育要实际得多，正如教育历史家巴克莱所说：“希腊人对实用性知识的鄙夷态度，对于务实的罗马人来说简直不可理解。罗马人一般认为音乐有价值是因为音乐可以帮助表达演说，几何学之所以值得学习，是因为几何学可以帮助律师丈量房产。”48即便在注重品格教育的昆体良那里，“几何学”（在昆体良那里也就是数学）也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哲学要素，而是帮助训练思维的一种科目，而体操则也是为了帮助人保持良好的身体姿势，以便更有效地演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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