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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以后，日本由于文明开化而出现国民精神的紊乱。明治天皇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忧虑，而命当时的儒者、枢密院顾问元田永孚（1818～1891）制定教育敕语草案[8] ，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月三十日颁布了所谓《教育敕语》。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纯正的神儒一体之教学。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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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可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彰显尔先祖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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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中外而不悖，朕厥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诏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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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直接受容外来的儒教教学，就是因为认识到神儒之间有以下共通点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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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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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情爱的人伦道德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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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立足于以生生为宗的积极而明快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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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需稍加说明。神道有“产灵”[9] 的思想，说的是生命的连续性。而被儒教视为最高之德的仁，正如宋儒所言，“仁者生之理也”，视仁为生己而又生人的理。《周易》中也有“生天地之大德”之说，认为生物发育乃天地之道，所谓“生生者天地神人之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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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儒教以“生”为天地之道的看法，还有以“杀”为天地之道的现实主义思想家[10] 。而佛教则以“死”为最要紧，故以死之解脱为目标追求。这些均属于阴性而灰暗的思想。而神儒的“生“之说，则属于阳性而光明的思想。日本自儒教传入后265年，佛教也跟着传了进来。但与儒教传入时不同，当时就是否受容佛教的问题，信奉神道的物部氏与信奉佛教的苏我氏曾展开过一场激战[11] ，以致后来还引发出一场围绕政治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12] 。只是到圣德太子时才开始信奉佛教，于是才有了使佛教彻底日本化而与儒教相互习合的过程。这也许正是神道的功劳，因为神道就是以不断追求和接受新事物进而使自身得以发展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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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儒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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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因为儒教与神道有一致之处，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普及，并被吸纳为日本的政教。圣德太子信奉的虽是佛教，但据说由其编撰的《十六条宪法》[13] ，却有明显的儒教痕迹。至于推行大化改新[14] 的七世纪前后，儒教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从而促使当时的学制受到整备，儒教教育得以实施。但是，自古代进入中世以后，佛教逐渐处于支配地位，因而使儒教在渐渐失去活力的同时，也避免了陷入像隋唐时期陈腐训诂学那样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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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镰仓初期，新儒学亦即朱子学被禅僧带进日本，并首先在禅僧内部开始传播。这种风潮一直持续到江户初期。随后兴起的便是儒教脱离寺院而树立独自权威的风潮，同时趋于隆盛的还有幕末的儒学教育。这是因为，朱子学这样的儒教，不仅具有排斥佛教和老庄思想的立场，而且还以经世致用为教学目的，因而其教学对保持政治体制的秩序是最适合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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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文禄之役[15] 和庆长之役[16] 的关系，有许多朝鲜朱子学的书籍被传入日本，从而使朝鲜朱子学者也进入日本儒学的视野。于是，日本的藤原惺窝及其门人林罗山等对朱子学进行了广泛研究，最终脱去禅僧的外衣而穿上了儒士的服装。罗山的门人中不仅大儒辈出，而且其学问还成了幕府的官方教学，其子孙皆秉承朱子学而服务于幕府的教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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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江户初期不仅盛行着林家的朱子学，还兴起了山崎闇斋的朱子学和反对朱子学的中江藤树（1608～1648）的阳明学，以及用佛老思想污染朱子、陆象山和王阳明之儒学而主张向古典复归的伊藤仁斋（1627～1705）的古学派，并且继仁斋之后，还出现了比古学派更为强调复古之要的荻生徂徕（1666～1728）的古文辞学派。在此期间，对朱子学采取修正之立场的贝原益轩也十分活跃，此后又兴起过折衷派、独立派等儒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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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幕府虽然把朱子学作为官学，但与中国、朝鲜不同，它没有设立科举制度，并对各藩的教学采取了宽大态度，而且也不排斥朱子学以外的学问。宽政年间（1789～1800），针对古文辞学流行于全国所产生的极大弊害，幕府采取了禁止异学、独尊朱子学的措施，但即使是该项措施，也是相当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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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以及朝鲜由于严守科举制度，且以举业为朱子学之要，故而使朱子学以外的学说受到了严厉取缔，国家之教学不能不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这点在朝鲜表现得尤为显著，所以朝鲜除朱子学以外几乎未曾兴起过其他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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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则由于其特殊原因，幕府对各藩的教学极为宽容，使得各派儒学都有发展之机会，尤其到后来，还出现了阳明学广泛流行的局面。这是因为，阳明学属易简之学，能够适应日本的民族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社会变革的要求愈加炽烈，而阳明学则能提供这种思想武器。自江户时代起，阳明学便逐渐受到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喜爱，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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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儒学的特色，大概在于较少的门户之见以及重视体认和实践这些方面。日本儒学虽不能说全然不持门户之见，但的确不像中国、朝鲜的儒者那样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和激烈的派别之争，这也许与日本的民族性有关。另外，与重视理论的民族相比，日本人也许更重视体认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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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儒学家之所以重视体认与实践，是因为日本人不太喜欢精密的思考和玄妙的理论。这只要看看日本的朱子学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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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不同于阳明学的地方，就在于前者长于思辨、重视理论。而日本的朱子学特别是江户时代趋于顶峰的山崎闇斋及其门流的朱子学，则以深切的体认和实践为宗。闇斋把朱子所说的“敬”贯穿于致知力行的全过程，并主张以基于深潜、缜密之静坐的心术为宗旨。所以他对同样看重体认和实践的朝鲜第一朱子学者李退溪（1501～1570）之学亦十分推崇。他们两人虽都以朱子的“敬”为学问之关键，但是后者更看重“思”，而前者则更看重“行”。因此，闇斋说“敬”，不言“敬心”，而言“敬身”。若把两人的学说加以比较，则可以说退溪的学问重视的是思索，而闇斋的学问重视的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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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中国、朝鲜的儒学擅长理论，而日本的儒学擅长实践。因此，日本的儒学可以说是以简素之精神为宗的。这样日本人就会自然喜欢上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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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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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道与佛教、儒教的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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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之所以称之为神道，是因为自佛教传入后，日本人对于本民族传统宗教的意识有了明确的自觉，并且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被使用的，比如《日本书纪》中的《用明天皇纪》和《孝德天皇纪》里就有针对佛法而论述神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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