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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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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原本不具备理论的神道也被迫使自己理论化，进而显示出自身的权威，所谓伊势神道、两部神道[18] 、山王神道[19] 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两部神道和山王神道分别利用了真言宗与天台宗的理论而使神道理论化，并赋予神以清净、正直和慈悲的性格。但到了江户时代，由于儒学的兴盛，使得对神之性格的解释有了更强烈的儒教色彩，“诚”与“德”成了神的本性，而具备了“诚”与“德”的人则被视为神，并且出现了祭祀这些人格神的灵社。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就是借用儒学来解释神道的，因而其学说具有深刻的体认性和精致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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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闇斋的学说在江户时代流传得相当广泛，但到了后期，随着对古学关心程度的加强，主张一切都得符合古语的要求，从而使儒学界也掀起了古语运动。在这种背景下，神道也矢志古语，提出要以古道为学，结果使神道等同于古道，认为古史里记载的神话蕴涵着神道的精髓，而信奉这些神话则是神道不可欠缺的要旨。以本居宣长（1730～1801）为核心的复古神道[20] 就是这样的神道。复古神道在神道理论上排斥佛教、儒教的影响而强调日本文化所固有的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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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世，随着庶民文化的勃兴，广泛流传于民众中的神道，也是在以神道为中心的基础上，结合了佛教修悟及儒教伦理，而呈现出平易的三教一致的形态，并且成了民众生活的支柱。所谓“心学道话”[21] 之类即是如此。“心学道话”说具有完整的道德教的性格，它除了在庶民中提倡信仰国家神道或氏神之外，还主张追求对个人实际生活及处世有直接作用的神道。这种神道同样也吸收了佛教、儒教的思想，并且成为像佛教那样的宗派性组织。这就是所谓的教派神道[22] 或宗派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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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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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敏锐、感性、直观的民族，而神道就是产生于一种几乎在无意识当中直观的日本独特的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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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独特性，若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比一下便可一目了然。神道甚至可以说是不像宗教的宗教。因其为自然发生的宗教，故没有开祖，没有数理；既无布教运动，又无祭祀之神体，更谈不上偶像崇拜等宗教教义。神道不是为死的宗教，也不是超现世的宗教，而是为生的宗教，现世的宗教。神道中的所谓“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唯一绝对的神，而是也会犯错误的神。因此神道既非一神教，亦非一般所言的多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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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是信仰那种能生出东西的灵妙生命力，即“产灵”的宗教。在神道看来，不仅人，而且天地万物，都存有值得敬畏的神灵之发现，因而都可成为神。所以，一般来说，神不是存在之上或者存在之中的绝对者，而是存在本身，是不断寻求创造更新从而使自身得到发展的灵力。正因为在神道那里存在是创造的主体，所以神道并非永恒不变的真理，亦非理想的世界，而只是永不停息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生命之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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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没有非情有情之别。因万物皆为神，故神道既无基督教那样的原罪说，也没有视日本民族为选民的观念。而且神道还不像儒教那样从严格的道德律出发规定恶。在神道看来，无论罪人还是恶人都是平等的神，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善恶的观念。神道不过是把罪与恶视为妨碍生命之创造力的东西，并认为罪与恶是对纯粹清净之神的污染。然而，与其说神道考虑的是如何澄清这种污染，倒不如说是想使创造的激发作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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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较之把死视为生之断绝而使死与生对立的观念，神道不仅把死视为生的一部分，而且把死作为生的条件。因为神道无条件地肯定存在本身，所以即使在罪恶观上可以说也具有通融性。因此，在神道那里看不到宿命观，有的只有乐观的柔软性和宽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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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神道信仰的是常常能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神灵，并具有柔软性与宽容性，因而神道能够不断吸取有用的优秀的外来文化，甚至将其作为自家原生文化的一部分而促其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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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道所谓的“神”，犹如前述，非指超自然的存在，而是事物本身。而且这种“物”是一方面自己努力（功夫）、一方面自己向上（本体）的实在。从一定意义上说，“物”就是本体功夫之物。这点对日本人来说是应当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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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切不要忘记敷岛大和国的物皆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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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神道之称呼产生于佛教传入以后。日本神话的原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在佛教传入以后才出现的。但这些只不过是作为神话而被记载下来的，因而都是些没有理论的不言之教。这正是神道的特色之一。后来便有了神道与佛教、儒教的习合，而且还产生了不把神话依附于佛教修行教理，而基于本位精神之解明那样的运动。若通观整个历史，可以说，神道即使在外来思想的流行过程中，也潜在地维系着日本人的生活，而且还发挥了使外来文化日本化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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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神道，虽然日本人似乎还没有到达明确自觉的程度，但可以肯定地说，直至今日它还潜在地活跃于日本人的生活当中。日本人须首先对此有明确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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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文化和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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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佛、神儒的习合，若就思想方法而言，其实也就是佛教、儒教的日本化现象。那么，何谓日本化现象呢？我想不外是把分析的、思辨的和理论的东西简素化、现实化和实践化罢了。这恐怕只要把印度、中国的佛教与日本的佛教比较一下，或者把中国的儒教与日本的儒教比较一下，就自然清楚了。可以说，神道实际上是把外来的佛教和儒教变换模样后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比如，一般认为，亲鸾（1173～1262）的“恶人正机”[23] 说对神道的善恶观有明显的影响。神道经常会在受容外来思想后促进自身的启迪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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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御影亲鸾圣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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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本愿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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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人对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受容问题，冈仓天心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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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就其整体而言，不是适应于深邃的形而上学思索的民族。……日本人也接受过中国、印度等的深远思想的教育，但他们却从不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对这些外来思想作一番彻底的检讨和修正。……而是直接将其一般化，继而把实际的效用转化为某种行为原则。那些在发祥地被视为理想的东西，到了岛国日本就变得不是理想了。这些理想在日本已变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现实的真理。我们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是喜欢眼前有形的能触摸到的东西，并喜爱看得见的晨曦和光明的民族，其性向表现在决意断行，并具有与熟虑、平稳相反的性格。……纯粹的思索等，对我们来说不太有什么价值。与其把漂浮的思想停靠在附近的港湾，而与激浪、深海做无益的抗争，那还不如在思想的平台上从事平和的工作。（转引自J.W.T.麦索尔着，今冈信一良译《神自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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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宗教思想，它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工艺、技术等也产生过影响，在此试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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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有所谓“松之事习于松，竹之事习于竹”的名句，这是因为他把松和竹均视为神灵而加以直观的结果。因此可以想象，神道思想也潜在地影响过芭蕉的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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