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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里的特色建筑:底层为老建筑,上层为新建筑,为避免老建筑被破坏,而采用了特别的“加盖”方式,也是日本人“崇物”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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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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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五 崇物与感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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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物的思维方式是由自我主张产生的,故有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自我要设法说服他者,就不能不采用制驭的手段,于是便产生了探究他者本质的需要。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将自己的理性、理知当作绝对物,而把他者当作对象来分析,以探究其本质、利用其价值的思维倾向。西方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被视为合理主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近世非常发达的合理主义倾向,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重理性、重理知的时代。到了近世,却把自我理性绝对化,从而合理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由此带来了科学文明的极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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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合理主义,崇物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神秘主义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崇物的思维方式崇尚自我抑制、自我谦让,所以是自我与他者一体的思考方式;同时又是因为崇物的思维方式不是把他者的本质只当作“心”的功能对象之一,而进行理性的分析与认知,而是依据“心”之全体即全一的思考方式去感知其本质。如果说,制物的思考方式是理性的、理知的思维方式,那么崇物的思考方式就必然是情绪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前者应该说是局部的思维方式,而后者才是全一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崇物论的思维方式下,对物的本质把握必然是直观的,亦即神秘主义的。相反的,制物论基于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主张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性,并强调以自我的理性去认识他者,进而去揭示其存在的本质,以达到驾驭他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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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西方的理性主义起源很早,到了近世又获得了膨胀式的发展,从而使自我理性达到了绝对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的合理主义也随之兴盛起来。在哲学思想领域,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等大家辈出。但与此同时,批判合理主义的神秘主义者也大有人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而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也可以说是同类的哲学家。提起神秘主义,西方中世纪的爱克哈特(Eckhart,Meister Johannes,约1260~1327)、伯麦(Jakob Böhme,1575~1624)等人,虽是基督教式的,但也可称为神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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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东西方的哲学思想作番比较,则完全可以用神秘主义与合理主义来加以概括。总体而言,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思想虽属于神秘主义,但与日本相比,则不能不说后者的神秘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强调神秘主义的同时,并不排除理论思考、理性诠释。而日本哲学则不同,它几乎不需要任何理论或理性。对于崇物的思维方式来说,只要实践而不需论理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在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那里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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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须承认,即使同样属于神秘主义,西方与东方、中国与日本也有明显的差异。真正彻底的神秘主义,恐怕非日本的崇物精神莫属。因为西方的神秘主义者,尽管彻底批判了合理主义,但与基督教神秘主义不同,它仍以记叙为主,而几乎不屑于实践之功夫亦即实修。东方哲学尤其是日本哲学,却是非常强调实践、实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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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崇物,还有个对“崇”字的理解问题。所谓“崇”,即崇拜、崇敬之意。若说崇拜,就带有了宗教的性质,而崇敬则只是用来形容某种言行举止,它不像理性思维那样把“心”的某一功能当作根本,而是把“心”的全一功能包含其中。所以说,“崇”是放弃自我、服从他者的“心”之修行,并且采取了以无心即无我之心与他者一体的立场。此外,相对于知性之物,“崇”的对象也可以说是感性之物。而日本思想文化就是把感性直观作为根本的,它同样是对物之本质的认识,表现在技艺方面,则可以说是无心、无我之心。例如武道,若用西方合理主义来解释,其本质就是磨炼技的极致,而若从日本崇物论的观点来看,其本质就是无心之心、无我之心。故而在日本的场合,武道的立足点,就是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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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德寺大仙院庭园南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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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白沙、两座沙山,呈现出一种“无”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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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基于西方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就会止步于对事物特色的论证,而基于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就必须做到实践修行。这只要比较一下尼采、柏格森的神秘主义学说与禅学的神秘主义学说,即可一目了然。西方的神秘主义虽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略有区别,但却没有像禅学中坐禅那样的切至实修。而在崇物精神的支配下,就连坐禅那样的严格而系统的实修都没有,而只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神道中虽然也有清身[1] 的行为,但那也只是从身心中消除我欲和我执的实修。这说明,日本的神秘主义也不同于禅学的神秘主义。禅学以坐禅为根本,它不仅有经典,而且不反对教与学,并且主张对开山始祖的崇拜。而所有这些,在日本人的崇物精神那里,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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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参拜神社或佛寺时,进门前都会有个名叫“手水舍”的地方,意在神或佛的面前清洁尘世污浊,此即所谓“清身”。其具体步骤是:(1)右手拿起盛水的竹筒、清洗左手;(2)换手、清洗右手;(3)最后用左手盛水、进行漱口、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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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六 “崇”之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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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字的意思,我们已在上面稍作解释,下面再从中国哲学的角度作些说明。“崇”若被解为崇敬,则类似于中国宋代程朱学派所谓的“居敬”。按照朱子的说法,“敬”有以下三层意义:一是“心中不容一物”,此为尹和靖(1071~1142)之说;二是“整齐严肃”,此为程伊川之说;三是“常惺惺”,此为谢上蔡(1050~1103)之说。所谓“心中不容一物”,是说心中不能有丝毫物欲;所谓“整齐严肃”,是说身心根据现状,端正其行为和心境,并作严格的自我反省;所谓“常惺惺”,则是指使心明智觉悟,并去掉笼罩在心上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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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种意义中,朱子重视的是程伊川之说。这是因为,朱子是高远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为了达到伊川之“敬”那样的境界,他便视物之理为整齐严肃的存在。而且朱子还把“敬”贯穿于动静之全过程,并以静坐为入手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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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敬”说论述得最为详尽的是明初的朱子学者胡敬斋。但“崇物”与“居敬”,却是貌合实不合。朱子学所谓的“居敬”,是为了探求物理,强调的是穷理之学,所以以知之学问为先,以居敬实修为后。因此,在朱子学那里,作为物质要素的气与理是被分开的,理即气之法或说原理,穷理就是要究明知性之理,而“居敬”不过是对理的实修。因此,知行关系在朱子学那里,也是被分隔开的,朱子的“知先行后”说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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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物论,由于是直接对物本身的崇敬,所以不同于朱子学的“居敬”说。具体地说,也就是与朱子学把气与理分开,把敬作为理之敬的理知型做法不同,崇物论是对物本身即物之灵的崇拜和崇敬,故而属于宗教式和情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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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物之“崇”,如前所述是“心”的全一之修行。如果说,西方传统思想文化求的是“真”,那么崇物论求的便是“真”之根本。“真”固然需要寻求,但不能忘记其中的本末之分。崇物的全一实修就是求其根本之功夫,而其他各种知性之学不过是求其枝叶罢了。况且,本与末虽不可分割,但其中必有个“立宗旨”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崇物即是学问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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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立崇物之宗旨,亦并非易事。它要求在崇物的实修过程中,不能陷于主观。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学习东方的传统。日本的神道自不必说,佛教、老庄和儒教都要学。尤其是儒教,更是不能不学的东方传统的代表。举一个佛教的例子,禅宗讲的“放下”,就是崇物论的入手处。即使是“崇”,若执着于此,也难免失其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它“放下”。在我看来,“崇”之修行,必须消除或放下“我欲、我见、我执”,舍此“三我”,即所谓“三无我”。而且崇物之修行,还必须是发自本性的自然之流露。因为物本身就是灵的存在,它不是绝对唯一的不动的东西,而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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