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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德寺大仙院庭园南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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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白沙、两座沙山,呈现出一种“无”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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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基于西方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就会止步于对事物特色的论证,而基于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就必须做到实践修行。这只要比较一下尼采、柏格森的神秘主义学说与禅学的神秘主义学说,即可一目了然。西方的神秘主义虽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略有区别,但却没有像禅学中坐禅那样的切至实修。而在崇物精神的支配下,就连坐禅那样的严格而系统的实修都没有,而只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神道中虽然也有清身[1] 的行为,但那也只是从身心中消除我欲和我执的实修。这说明,日本的神秘主义也不同于禅学的神秘主义。禅学以坐禅为根本,它不仅有经典,而且不反对教与学,并且主张对开山始祖的崇拜。而所有这些,在日本人的崇物精神那里,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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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参拜神社或佛寺时,进门前都会有个名叫“手水舍”的地方,意在神或佛的面前清洁尘世污浊,此即所谓“清身”。其具体步骤是:(1)右手拿起盛水的竹筒、清洗左手;(2)换手、清洗右手;(3)最后用左手盛水、进行漱口、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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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六 “崇”之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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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字的意思,我们已在上面稍作解释,下面再从中国哲学的角度作些说明。“崇”若被解为崇敬,则类似于中国宋代程朱学派所谓的“居敬”。按照朱子的说法,“敬”有以下三层意义:一是“心中不容一物”,此为尹和靖(1071~1142)之说;二是“整齐严肃”,此为程伊川之说;三是“常惺惺”,此为谢上蔡(1050~1103)之说。所谓“心中不容一物”,是说心中不能有丝毫物欲;所谓“整齐严肃”,是说身心根据现状,端正其行为和心境,并作严格的自我反省;所谓“常惺惺”,则是指使心明智觉悟,并去掉笼罩在心上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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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种意义中,朱子重视的是程伊川之说。这是因为,朱子是高远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为了达到伊川之“敬”那样的境界,他便视物之理为整齐严肃的存在。而且朱子还把“敬”贯穿于动静之全过程,并以静坐为入手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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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敬”说论述得最为详尽的是明初的朱子学者胡敬斋。但“崇物”与“居敬”,却是貌合实不合。朱子学所谓的“居敬”,是为了探求物理,强调的是穷理之学,所以以知之学问为先,以居敬实修为后。因此,在朱子学那里,作为物质要素的气与理是被分开的,理即气之法或说原理,穷理就是要究明知性之理,而“居敬”不过是对理的实修。因此,知行关系在朱子学那里,也是被分隔开的,朱子的“知先行后”说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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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物论,由于是直接对物本身的崇敬,所以不同于朱子学的“居敬”说。具体地说,也就是与朱子学把气与理分开,把敬作为理之敬的理知型做法不同,崇物论是对物本身即物之灵的崇拜和崇敬,故而属于宗教式和情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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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物之“崇”,如前所述是“心”的全一之修行。如果说,西方传统思想文化求的是“真”,那么崇物论求的便是“真”之根本。“真”固然需要寻求,但不能忘记其中的本末之分。崇物的全一实修就是求其根本之功夫,而其他各种知性之学不过是求其枝叶罢了。况且,本与末虽不可分割,但其中必有个“立宗旨”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崇物即是学问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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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立崇物之宗旨,亦并非易事。它要求在崇物的实修过程中,不能陷于主观。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学习东方的传统。日本的神道自不必说,佛教、老庄和儒教都要学。尤其是儒教,更是不能不学的东方传统的代表。举一个佛教的例子,禅宗讲的“放下”,就是崇物论的入手处。即使是“崇”,若执着于此,也难免失其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它“放下”。在我看来,“崇”之修行,必须消除或放下“我欲、我见、我执”,舍此“三我”,即所谓“三无我”。而且崇物之修行,还必须是发自本性的自然之流露。因为物本身就是灵的存在,它不是绝对唯一的不动的东西,而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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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崇物论就真有点类似于禅宗所说的“退步思量”[1] 了。其实“退步思量”这句话,儒、释、道皆用,反映的是消极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不过比较而言,崇物论与儒、释、道相比,对物的态度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佛、道皆主张超脱,故而对物的态度是消极的,儒教以经世为目的,故而对物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崇物论所强调的自我抑制型的修行功夫,虽亦可称作“退步思量”,但较之儒教,崇物论对物的态度要明显积极得多。真正的崇物论,是主张物各得其所的,用儒教的话讲,就是使其“物各付物”。但与儒教带有明显的理知倾向不同,崇物论所凸显的乃是活泼和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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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对崇物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教诲。当然,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在崇物的修行功夫中发挥作用的,还是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样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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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儒教原本就有许多适合日本民族的思想资源。因为日本民族属于同一民族,所以特别重视人伦,而儒教正是像孔子所说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那样重视人伦的学说。另外,日、中两国都主张现实的人间生活之道,一如贝原益轩所言:“日本主张神人合一,中国主张天人合一,其道同也。”(《神儒并行不相悖论》)这里的神之道和天之道,其实均为现实之道,与佛教所说的超越之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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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鹿苑寺,又名金阁寺,始建于13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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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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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论语》经由百济传来时,便很快被日本人接受并融入日本本土文化中。后来,当佛教传入日本时,便受到了主张神道教的部族的坚决排斥,进而引发了排佛与崇佛之间的激烈纷争。因为神道主张光明的生的世界,而佛教主张黑暗的死的世界,并把超越现世的黑暗世界作为佛教之根本。因此,相对于主张此世光明的现实之道的神道来说,佛教所主张的超越之道显然不符合日本的民族性。然而,即使如此,日本人还是接受了佛教,并且创立了颇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日本佛教。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基督教传入日本的过程中。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概在于日本传统中崇物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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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出《三世因果经》:“思量无被苦,有盖便是福;莫谓我身不如人,退步思量活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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