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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冷酷残忍的非人情的现实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是基于人类本来就具有的宗教性的人性论，超越主义的思想便是由此产生的。超越主义认为，人类是相对的存在，他们背负着难以逃脱的种种矛盾、纠葛和苦恼的命运，只有服从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超越之物，才能摆脱命运的束缚，从而恬居于绝对安逸的世界。因此，超越主义者追寻无为之境界，否定人为之努力。主张超越主义的思想家是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道家，被中国化的佛教亦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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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确实生活在功利性的人际关系中，各种矛盾、纠葛和冲突在所难免，但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因情义（人情与义理）而结合在一起的，这便是理想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在理想主义者那里，自我与他者在本质上是血脉相通、一心同体的存在。而且这样的自他同体观，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而且还被扩展到人与宇宙万物之间。主张理想主义的思想家是以孔子、孟子、朱子还有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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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八 相克与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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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思考人类的本性，更重要的还要思考动植物等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存在，看看它们是怎样保存自己的种系及生命体的。因为人类本身也是它们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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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物科学以及传媒业的高度发展，人类对本来无法知道的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存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地球上的生物都各有各的生存环境，它们不仅努力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且还在努力保全后代的生命，而这些可以说都是生命的本能状态。通过仔细观察，我们看到，所有生命体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通过相克相生而达到共存共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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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相克，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无疑是弱肉强食，但除此之外，它们还彼此相生。如蜜蜂采花蜜，花粉可带给雌蕊而使植物结果。再比如，鲸鱼、大象等大型动物，老虎、狮子、云豹等勐兽，产仔量都非常少，而沙丁鱼、青蛙等弱小动物则产仔量很高，从而使动物圈达到某种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植物圈也很常见。总之，生物都是通过相克相生而达到共存共生的。也就是说，各种生物体为达到生存的目的，都须在共存共生中维系自己的生命乃至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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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子说明，动物相克既是对立型的，又是循环型的，这就如同刚与柔、阴与阳一样。正因为是矛盾的存在，所以会因斗争而消亡，也会因斗争而调和。对此，《易》睽卦揭示得非常清楚。睽卦，概括地说，就是矛盾的卦。其《象传》云：“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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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来，相克与相生也是矛盾的存在，所以两者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调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相克的时候，其实已包含了相生，反之亦然。总之，地球上的生命体之间或者生命体之内，都是既相克又相生的关系，由此才能达到共存共生的目的。从这一立场来思考问题，笔者认为，较之相克面，我们似乎更应重视相生面。不过不要忘记，这一相生其实是超越了相克相生之后的相生。由于人类也是地球上的生命体之一，所以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自然法则。换言之，人类也应与其他生物一样，具有共生共存的本性。所不同的，无非是人类有自觉性，并在此基础上，以主体的自觉行动来实现人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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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九 万物一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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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人的社会性是人性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之道，这也就像孔子所说的“不与斯人之徒而谁与”（《论语·微子》）和孟子所说的“不若与人（乐）”那样，是己非一人而“与人”的理念。只是由于为私利私欲所驱使，“与人相克”“与人相对”的功利心才应时而生，使得人类的共存共生心以及对此的自觉性丧失殆尽。正因为此，才产生了从人类家庭生活关系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的核心，就是基于人类家族道德之上的共存共生的社会道德。应该说，这是人之本性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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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家族道德还是社会道德，都不过是人伦道德的组成部分，亦都是人类共存共生之道的反映。如果把这种人伦之道扩展到自然界，则成为共存共生的自然之道。也就是说，人伦之道不仅是就家族道德、社会道德而言的，也是就自然界而言的，它使人类所具有的宗教性和道德性扩展到自然界，从而使世界万物也有了人伦情感。而创建以这样的人伦道德为目标的理想世界，应是中国宋明时代儒学家的共同追求。所以，他们所倡导的“万物一体”论，应当被视为孔子“仁”学思想发展的究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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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一体”论的集大成者是明代的王阳明。王阳明把良知作为“万物一体”论的根本。而良知即道德的感知，亦即道德的法则。他以达到“万物一体之仁”为目标，以实现良知之体的“真诚恻怛”为手段。在王阳明看来，以良知为本体的“万物一体”论，就是把家族生活延长到社会生活，进而延长到自然万物，其实质乃孔子所说的“不与斯人之徒而谁与”的仁的究极之境地。这样的“万物一体”论，其实可以说是对庄子齐物论的超越。而功利的思考方式则是阻碍“万物一体”论的思考方式。尽管功利主义也讲人伦道德，也持有超越之立场，但人性为恶乃其本质之规定。因此，“万物一体”论若不能切实克服功利性的思考方式，就不可能达到理想之目标，更无法实现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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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明儒学家所倡导的“万物一体”论相比较，笔者认为，崇物的思考方式也许更加简易直截。这是因为，崇物的思考方式因其宗教性而变得更为自他一体，从而使其弃绝功利心也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即便是崇物的思考方式，如果不能做到“物各付物”而使物各得其所的话，那么“万物一体”论的理想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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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一体”论或者“崇物”论的前提是“观物”，亦即对“物”的深刻观察和思考。而“观物”有三法：“一曰大观，二曰小观，三曰深观。”所谓“大观”，就是把“物”置于悠久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加以观察。所谓“小观”，就是精细观察事物的法则及其原理。所谓“深观”，就是洞察事物的本质。若无此“三观”，“万物一体”或者“崇物”恐怕就会流于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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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崇物若不接受基于制物的科学思维方法，似乎就不能实现其理想世界了。这里有必要对崇物思维方式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关系问题稍作阐释。我认为，崇物的思维方式既产生于科学思维方法之前，又产生于科学思维方法之后。也就是说，崇物的思维方式乃贯穿于人类思考的全过程。一般来说，具有全一之心的崇物的思维方式，需要深浅精粗的各个思考层面。如果说素朴之思考是粗浅的，那么要想探究事物之属性，就需要科学之思考。换句话说，只有通过科学思考，才能透彻了解事物之属性，也才能把握物质的三维空间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从而探究其存在的法则和原理。非如此，崇物就不能发展和进化。然而，任何事物皆非静止固定之存在，而是多种层面、多种属性的生生变化不息的过程，因而仅仅依靠科学思考又是不够的。若无崇物之思考，就会使人的认识失之简单和片面。科学思考与崇物思考的关系，犹如树木的枝叶与根本，前者是枝叶，而后者才是根本。科学思考虽具备了解事物某一特定属性的理知型功能，但缺乏把握事物之全体及根本的直观型功能。因此，科学思考若脱离了崇物思考，就会成为“无根之草”，或谓“游骑不归”，从而失去自（我）他（者）之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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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的“万物一体”论，是把人类的社会生活作为中心的，而很少涉及山川草木等自然物。而日本人讲的崇物论，则是由自然崇拜而来，所以是把山川草木等自然物作为中心的。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生态学的思考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些问题，若基于崇物的理念，就容易解决多了。然其前提，则是须对传统的“万物一体”论尤其是崇物论有充分的自觉。这就是日本人的崇物的思维方式所显示的世界性意义。换言之，西方的制物思想只有与日本的崇物思想合二为一，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价值的思想库，从而推进人类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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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笔者所说的崇物的思维方式与日本远古的神道思想密切相关。但正如J.W.T.梅森所言，日本人过于自我抑制的文化性格，使之对自己传统的神道资源缺乏充分的自觉。梅森在其名著《神ながらの道》（冈信一良日译，中文可译作《神来之道》——译者注）中，对神道思想曾作过详尽论述，现摘要于下，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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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过度的克己心和自我压抑性，妨碍了他们自己对潜在意识中的独创性的理解。这点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是会被经常感知到的。日本人常以自我压抑是社会的理想状态这种错误观念来抑制自己，因此神道的创造性发展也仅停留在潜在的意识和主观的理解之中。尽管他们宣称神道比佛教具有更加优越的精神原理，因而也更加适合现代生活；较之儒教，神道在内在哲学的见解上亦更加深远；而且神道还比西方文化具有更高层次的调和性，使物质进步与精神理想主义相结合。但所有这些，却并不为我们所知晓。……西方文化至少有一个地方优越于日本，即它们了解自身，自觉地分析自己的过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表现力。因此，西方文化能从精神层面提炼出新思想，并依照客观的回味与意见交换而不断扩大知识面。相比之下，日本在直观的、潜在意识的生命观上的确优越于西方；另外神道的普遍创造精神观也要比西方精神主义更具现实性。但是在现代，为促进人类的幸福，比起内在情感来，自觉、自我表现、自我分析的活动会更具活力。如果日本在保持其潜在意识的直观能力的同时，又能使自觉的、自我表现的分析能力充分发展起来，那么，日本文化就将达到其他民族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反过来，如果日本人不去发展自己的内在独创性，而只是到海外去寻找自我的灵感，那么日本精神和神道的创造精神，就会埋没于潜在意识的沼泽之中，而使日本未来的进步和发展变得越来越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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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伏见稻荷大社（主祭稻荷大神）的千本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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