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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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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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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致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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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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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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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导言的通常做法一样，我在前两章会试图解释一下本书的起源和意图，以及核心概念。但有一件事在一开始就应该特别澄清：我所做的，仅仅是将反智主义这个观念当作一种手段，用它来审视美国社会和文化中不是太引人入胜的某些方面。尽管书中很多页都附有不少文献，但拙作并非正式的历史作品，而大体上是个人之书，其事实的细节皆由我的观点组织和统摄。展开论题的方式，有我选择之意，但随兴而发，故零散断续，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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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从隐秘的底部来窥视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比如说，用着连篇累牍的文字，那么他必须要下决心敢于伤害国家的自尊，但这恰恰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我们的重点应该是稍稍揭示我们文化的问题。他也必须更为坚决地抱定决心，甘愿冒着一点点风险，以至于激起那种伪善而又以正义自居的反美立场。在今日的欧洲，此一立场通常都伪装成对美国的批评，仿佛熟知内情一般。由于美国人的自矜自伐和过度敏感，他们即便不是世界上最自我批判的，也至少是最在意自身而感到局促不安的民族，他们永远都关心各种事情（他们的国家道德、国家文化、国家目的等）中的不充分之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之感，赋予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种带有特殊旨趣的批判功能。一些外国意识形态者，有意挪用了这种自我批判的某些方面，但其目的偏离了它的原始范围或意图，这免不了会带来风险。可是，倘若因为自我改正的合理事业有可能会被人偷听和滥用，就由此将其搁置，那么这算是最无稽的理由了。在这一点上，我赞叹爱默生的精神，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要坦诚地吐露真相。我们美国人因为肤浅已经声名狼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大言不惭、滑稽可笑的，而是会意识到生活的可怖，勇于直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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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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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一部分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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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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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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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书主要处理的某些方面，来自美国久远的过去，但也可以认为它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思想状况。反智主义这个词虽然以前很少听到，但那十年间成了我们国内相互非难和彼此叱责的词汇中常见的一个。过往，美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1]经常都因为国家对心智的不敬而垂头丧气，愤愤不平，但在这段时期，知识圈以外的大量民众也都共同关注这一问题，而这方面的自我批评也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样的时代前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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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人们担忧批判性的心灵在这个国家中被视如敝屣，主要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引发了这样的恐慌。当然，知识分子并非麦卡锡持续发难的唯一目标——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只不过知识分子正处在受攻击的火线上。当他们受到打击时，这似乎令麦卡锡的信徒们格外欢呼雀跃，而且在整个国家中，一大拨不怎么崇高的审查者也不甘落后，尽力效仿着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的突袭。于是，当麦卡锡连珠箭似的控诉掀起了强烈的恶意和无趣的愚蠢时，就在这样的气氛里，1952年的竞选又戏剧化地展现了两派中智识一方与庸俗一方的对立。一方是阿德雷·史蒂文森[2]，他的思想和作风在政治家里与众不同，这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的这种吸引力让近期历史中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另一方就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思想墨守成规，口齿相当不清，还联手了招人厌烦的尼克松[3]；在他发动竞选时，制定选举基调的似乎都不是将军本人，而是他的这位竞选伙伴及其政党中的麦卡锡一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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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决定性的胜利既被知识分子自己，也被他们的批评者视作美国抛弃知识分子的标志。作为舆情周刊，《时代》摇了摇头，不足为信地做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4]它说，艾森豪威尔的获胜“揭露了一个令人怀疑已久、触目惊心的事实：在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有一条悬殊而有害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5]在大选后不久就用辛辣的笔调表示抗议，他发现知识分子“正处在他这一代人闻所未闻的处境中”。之前，民主党执政的二十年间[6]，知识分子基本上受到理解和尊重，但这之后，商业又重新掌权，它带来了“商业至上造成的几乎难以改变的后果——粗俗化”。此时，知识分子被摒弃为“蛋头”[7]、怪胎，被不需要他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党派所左右；知识分子也成了替罪羊，从所得税到珍珠港偷袭，一切都是他的责任。“反智主义，”施莱辛格论述道，“长久以来就是商人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犹如丧家之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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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府运转之后，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卖汽车的（car dealers）取代了新政派（New Dealers），这让知识分子及其价值观受到抛弃这一状况成为定局——而之前在杜鲁门时期，法院里的政客早已给他们蒙上阴影。由此，款待这个国家的就是查尔斯·E.威尔逊[9]调侃纯研究的俏皮话，还有艾森豪威尔喜欢把西部小说当读物的八卦，以及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唠唠叨叨和自命不凡之徒的说法。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家情绪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在共和党总统面前，麦卡锡分子的怒火燃烧殆尽；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10]孤立了自己，他受到谴责，垂头丧气。最终，在1957年，苏联发射“伴侣号”卫星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国公众常常会进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对国家的自觉的重新评价。“伴侣号”不仅仅给美国的4国家虚荣心当头一棒：它还让人们尤为关注反智主义在学校系统乃至整个美国生活中造成的后果。转瞬间，国家对智识的反感似乎不只是耻辱，而且还是危及存亡的风险。之前若干年，国家一直认为它应该关心的是审查教师是不是忠诚[11]，但现在，它开始担心教师们的低收入了。这么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越发受到安全问题的困扰，这让人失去了搞研究的心气；而此时，他们却一下子找到了接纳自己的听众。抗议美国教育松散懈怠的呼声之前只有少数教育批评家呐喊过；如今，电视、大众报刊、商人、科学家、政治家、海军将领和大学校长也都纷纷表态，很快就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异口同声的自我检讨。当然，所有这些并未立刻打消民间的防备之心，也没有驱散在美国生活中作为一股力量的反智主义；甚至在最直接受到卫星事件影响的地方，即教育领域，公众的主导情绪似乎也还是希望多造出一些“伴侣号”，而不是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一些谈论教育的新说辞几乎在建议：要把天才儿童视作冷战的重要资源。但尽管如此，气氛还是明显改观。在1952年，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受困于反智主义的幽灵；而到了1958年，大多数思想健全的人都相信这样的看法：反智主义是这个国家严重的，甚至危险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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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方有可能冷静地旁观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在那时，很容易看到麦卡锡主义，甚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存在的，会给公共生活里的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末日之乱，那么如今，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因为华盛顿重又对哈佛教授和获得过罗兹奖学金的学者礼遇殷勤。如果说在过去，有人质疑智识，认为它是阻挡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绝望的障碍，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新总统[12]的所作所为必然平息了这样的疑虑：比如，他对思想有着明显的兴趣，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典礼中的种种姿态又将这一尊重体现在了国务层面；他青睐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议，尤其是当政伊始，他就计划长期、仔细地招贤纳士。不过曾经，人们也过分相信招募这样的才俊可以彻底改变处理我们事务的作风，但时间的确注定会让人清醒。眼下，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知识分子终于能避免夸张的朋党之见和自哀自怜来讨论反智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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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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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乱局和教育方面的争议使得美国在自我评价时总是把反智的一词当作关键的形容语；它不显眼地溜进我们惯用的语言，却没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那些突然意识到它的人往往都会设想：反智主义是这种或那种生活领域里的新生势力，既然它是近期社会状态的产物，那么可以预计，它将来也许会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遗憾的是，美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理解很肤浅；由于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末日灾难的阴影下，故而知识分子甚至总会把社会变革中的小旋涡当成潮汐一般。）但是，对于美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20世纪50年代普遍响起的反智倾向的调子听起来并不新鲜，还似曾相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露面。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长的历史背景。对这个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没有持续走低，也没有突然下降，而是经受着周期性的波动；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时代，知识分子遭受的怨恨并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体现出了他们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我们没有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这些内容，而且关于反智主义这一主题，也很少有人对它做过太多史料翔实的思考。大量著作写的都是美国知识分子与其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这样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仅仅会偶然地窥及美国眼中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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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之所以没有被清晰定义，一个原因在于，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为形容语用在争论中。但无论如何，给它下定义确非易事。作为观念，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相关命题。作为态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满矛盾——纯粹、单纯的厌恶知识界或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不常见。作为历史问题，如果还是用这个名字，那么它并不是一条恒常不变的线索，而是一股在强度上时时出现波动的力量，它从不同的来源获取自身的动力。在这本书中，我不想坚持严格或狭隘的定义，这样的定义放在这里并不适宜。一种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在历史方面武断随意的定义方式，只需要在一组复杂特征中挑选出一个特征，而我认为这种做法并无益处。我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个复杂体——有着诸多交点的各种态度与观念之中的、历史关系的复杂体。将众多我称之为反智主义的态度和观念联结在一起的普遍特征，就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这种公认的一般表述，接近于定义，我认为斗胆一试还是有用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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