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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方有可能冷静地旁观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在那时，很容易看到麦卡锡主义，甚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存在的，会给公共生活里的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末日之乱，那么如今，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因为华盛顿重又对哈佛教授和获得过罗兹奖学金的学者礼遇殷勤。如果说在过去，有人质疑智识，认为它是阻挡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绝望的障碍，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新总统[12]的所作所为必然平息了这样的疑虑：比如，他对思想有着明显的兴趣，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典礼中的种种姿态又将这一尊重体现在了国务层面；他青睐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议，尤其是当政伊始，他就计划长期、仔细地招贤纳士。不过曾经，人们也过分相信招募这样的才俊可以彻底改变处理我们事务的作风，但时间的确注定会让人清醒。眼下，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知识分子终于能避免夸张的朋党之见和自哀自怜来讨论反智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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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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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乱局和教育方面的争议使得美国在自我评价时总是把反智的一词当作关键的形容语；它不显眼地溜进我们惯用的语言，却没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那些突然意识到它的人往往都会设想：反智主义是这种或那种生活领域里的新生势力，既然它是近期社会状态的产物，那么可以预计，它将来也许会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遗憾的是，美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理解很肤浅；由于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末日灾难的阴影下，故而知识分子甚至总会把社会变革中的小旋涡当成潮汐一般。）但是，对于美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20世纪50年代普遍响起的反智倾向的调子听起来并不新鲜，还似曾相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露面。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长的历史背景。对这个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没有持续走低，也没有突然下降，而是经受着周期性的波动；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时代，知识分子遭受的怨恨并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体现出了他们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我们没有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这些内容，而且关于反智主义这一主题，也很少有人对它做过太多史料翔实的思考。大量著作写的都是美国知识分子与其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这样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仅仅会偶然地窥及美国眼中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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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之所以没有被清晰定义，一个原因在于，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为形容语用在争论中。但无论如何，给它下定义确非易事。作为观念，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相关命题。作为态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满矛盾——纯粹、单纯的厌恶知识界或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不常见。作为历史问题，如果还是用这个名字，那么它并不是一条恒常不变的线索，而是一股在强度上时时出现波动的力量，它从不同的来源获取自身的动力。在这本书中，我不想坚持严格或狭隘的定义，这样的定义放在这里并不适宜。一种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在历史方面武断随意的定义方式，只需要在一组复杂特征中挑选出一个特征，而我认为这种做法并无益处。我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个复杂体——有着诸多交点的各种态度与观念之中的、历史关系的复杂体。将众多我称之为反智主义的态度和观念联结在一起的普遍特征，就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这种公认的一般表述，接近于定义，我认为斗胆一试还是有用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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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采用了这种方法，我们就会清楚：在将反智主义作为正式的历史主题时，其处理方式不可能像处理个人生平、制度发展、社会运动一样。既然我研究的是美国人的思想所发生的环境和氛围，那我就不得不使用印象式的手段，借此，人们可以尝试再现那时的环境，或捕捉当时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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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出一些我认为是反智主义的例子之先，我还得解释一下不在我意图之内的内容。除了偶然场合之外，我不会处理美国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的纷争或争议。美国知识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通常都感到不安；他们总是习惯于互相怀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时他们还用尖酸刻薄、一网打尽的话来评论自己所属的整个群体。这种内部批评很说明问题，也颇为有趣，但并不是我主要关心的内容。同样，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所采取的那种无礼的或考虑欠妥的批评也不是我要关注的。例如，没有人会比H.L.曼肯[15]更鄙视美国的教授阶层了；也没有人会比玛丽·麦卡锡[16]更毒辣地在小说中刻画其他作家；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F.巴克利[17]通通划为教授们的敌人，也不会想把麦卡锡小姐和后来的那位同名参议员混为一党。[18]毕竟，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素来都精力充沛。我们也许会希望，但我们难以指望：他能仁慈、优雅、中肯地批评其他知识分子。既然知识分子的事务就是追求多元和意见相左，那么，他们有时候很可能会一味斗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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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我们不想陷入难堪的境地，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一点：在本书中，反智主义不同于那种我更愿意称之为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的哲学学说。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索雷尔，或柏格森、爱默生、惠特曼，或威廉·詹姆斯，还有一些作家，如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或欧内斯特·海明威，上述这些人的思想可以称为反理性主义。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词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当然毫无疑问，众多反智主义思潮经常会引用这样的反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仅爱默生一人就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仅当这些思潮确实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仅仅在最低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义才会成为我叙述的一部分。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广泛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应，只会顺带关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论。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对我们的事务产生了影响的、严重抑制理智生活与文化生活或使之贫乏的态度。有一些例子，是从我们最近的史料中选取出来的，它们或许可以充实定义，补充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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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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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定义来自那些对美国知识分子强烈不满的人，我们不妨从它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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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在1952年竞选中，国家似乎需要一些词汇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鄙夷，到那时为止，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政治中具有自觉性的主题。蛋头这个词原本在使用时并没有贬义的联系，[19]但它很快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联想，比起传统使用的高知一词，它具有更尖锐的言外之意。大选结束后不久，信奉右翼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说家路易斯·布龙菲尔德[20]提议，如果有一天这个词收入词典，那么可以按照如下方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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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头：自命有智识的冒牌货，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门生。骨子里浅薄无知。对任何问题的反应都过分情绪化，女性气十足。目空一切，自负狂妄，轻视更合理、更有能力之人的经验。其思想在本质上一团乱麻，沉浸在多愁善感又狂热传道的混乱中。是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教条的支持者，与希腊——法国——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主义理念针锋相对。遵循尼采那种老派的哲学道德观，这不断地让他们身陷囹圄或蒙受耻辱。他刻意地把自己弄成一副学究样（prig），喜欢考察问题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头脑糊里糊涂，原地打转。有一颗贫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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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大选，”布龙菲尔德评论道，“证明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蛋头’已经彻底远离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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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B：差不多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以官方的名义批准了一种与上述类似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态度。1954年洛杉矶的共和党会议上，他在发言时提到了一个观点，有位工会领导曾向他表示过这个看法：只要让人民看到了全部真相，他们就总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接着，总统补充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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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一向有那么多爱说风凉话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晃来晃去地在向人们证明：所有不同意他们的人都是错的。那么，一想到这位工会领导人说的这番话，就着实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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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我听到过一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认为挺有意思：他是不懂却非要讲，讲的话又毫无必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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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C：20世纪50年代的争议中，有一个并不新鲜的关键议题，就是专家知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7年，随着连锁店董事长麦克斯韦·H.格鲁克（Maxwell H. Gluck）被委任为锡兰[23]大使，反对专家、拥护外行的高潮也许就来到了。1956年，格鲁克先生贡献了——按他自己的估计——两万或三万美金支持共和党竞选活动[24]，但是，像许多与他类似的前任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政治或外交方面有什么经验。在被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质询其任职资格时，格鲁克先生遇到了一些麻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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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为你能处理锡兰方面的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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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问题之一就是那里的人民。我相信我能——我认为我能建立，除非我们——还有，除非我碰上我之前没遇到过的事情——让锡兰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良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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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我们的印度大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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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我知道前大使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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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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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知道，不过他的名字，我叫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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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晓得锡兰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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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他的名字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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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怀疑格鲁克先生是不是为他即将上任的职务准备好了，这进而又会让人联想，他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他为共和党竞选提供了资助。在1957年7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因为资助了竞选，就用委任当回报，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关于被委任者的能力，他评论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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