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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主义都是舶来品，肯定不能在美国艺术中享有一席之地……它们都是毁灭性的工具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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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I：在本书中，关于福音派[42]传统的反智主义，我后面会加以详述，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至少先引用一个这一传统遗留下来的例子。下面这些简短的引文都取自当代最成功的传福音者，比利·格雷厄姆（葛培理）[43]，他在1958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选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全世界最受敬佩之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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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众多个人来说，昨日的道德标准不再是今天的准则了，除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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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衷地相信，全世界的偏颇的教育简直比没有教育还要糟，只要我们还在一味地培养毫无灵魂的心智……就让那种人待在世界上，不要管他了：他不具备比自己的能力还要高级的能力[45]，他是头怪物，受过半吊子的教育，却比没受过教育还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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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在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个街区中心设置公立学校和大学，但是只凭智识教育，你们阻止不了美国道德的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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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人类理论的理智支柱已经被摧毁。甚至一般的大学教授也想去听听布道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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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精神文化、科学崇拜、政府的工作力、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代替《圣经》］。所谓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如此］。成千上万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公开宣称：道德是相对的——并没有什么规范或绝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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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J：“伴侣号”卫星发射后，人们对美国教育一片愤怒，最受批评的学校系统之一就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课程实验曾非常著名。旧金山校区委派了一批专业学者去检查当地的学校，为这一目的组建的委员会督促要回到更为严格的学校标准上来。对此，六所教育机构展开了尖锐的反击，在反击中，他们批评旧金山报告的作者们，指责其“学术眼光狭隘，趋炎附势”，还说他们逾越了自己的职能，竟想把教育的目的局限于“向心灵传授知识和培养智力”；在批评的同时，这些教育机构还重申了“教育的其他目标——如培养预备公民，职业能力，成功的家庭生活，伦理、道德、审美和精神维度上的自我实现，以及享受身体健康”——所具有的价值。这些教育学家主张：美国教育最值得称颂的特色就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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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避免太过死板的教育系统。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否认学术能力对任何社会具有重要性，相反，这恰恰是要认识到，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强调为了知识本身而去积累并吸收知识的教育系统会渐渐导致堕落。那些把课程“固定死”并让教育目的僵化的人都曲解了美国民主制教育的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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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K：下面的内容摘自一位家长的发言记录，它原本是为了回应一个老师对当代教育标准松懈的不满。整篇文章都值得一读，因为这位家长的语言生动鲜活，他完全认同没有学术素养的孩子与更加新式的教育。我们后面会知道，这里表达的对学校老师的刻板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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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前班的老师理解小孩子们。他们的规划以孩子为轴。上学的日子也是不断享受游戏、音乐、绘画和伙伴带来的乐趣。生活就这么无忧无虑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地……过下去。然后算术就来了！不及格就像个妖魔邪祟，从白天到黑夜缠着我们。做父母的就开始去听心理讲座，读一读关于自卑情结的东西。我们费死劲才过了四年级，来到五年级。这个时候，总得做点什么了，因为就连当爸的都拿数学题没辙，我决定去和老师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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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学校可不会欢迎你。没有人跟生人打招呼，也没人注意到你来。一条昏暗的走廊出现，隔一段就很有规律地出现一道紧闭的门。里面传来不熟悉的声音。我跟一个行色匆匆的小伙子问好路，就敲了敲令人生畏的屋门。我朝老师报上名姓，尽可能笑得开心点。“哦，好的。”她说，好像对我此番来意早就胸有成竹，接着，她突然伸手够过班级册，快得就像电影里的土匪抓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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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名字出现在一页横线整齐的纸上，严格按字母排序。老师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指沿着页边向下移动，找到了我女儿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小方框。框子里都有小标记。我可不懂这些符号的意思。接着，她的手指横穿过这张纸。我孩子的标记和其他孩子的不太一样。她得意扬扬地抬头看看我，好像再没什么话可说了。我在想这个小框子。她把一个那么活泼的孩子的全部活动都压缩在了里面。我对整个生活，整个人充满兴趣；而老师只是对算术能力感兴趣。我真希望我从没来过。我懵懵懂懂地怅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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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L：下面这段话已经因阿瑟·贝斯托[48]而为人熟知，但这里还是重录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利诺伊州一所初中的校长，在此处节选的这篇演说演讲和出版之后，其职业地位并未受损，相反，他又受聘在长岛的大颈区（Great Neck）担任了相似的职位，这一地位在全国中学里都非常令人向往。之后，他又受邀成为一所中西部大学教育系的访问教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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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我们在阅读、写作和算术周围营造了一种光环。我们说过了，它们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为了富人和穷人、才华横溢和智力天分不高的人，为了那些喜欢它们的人和不支持它们的人。教师也说了，这些是“每个人应该学”的东西。校长也谈到了，“所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都知道如何写作、拼写和阅读”。当一些孩子对神圣的课目公然表达厌恶，那么他就会受到警告：如果不好好掌握它，他长大后就会成为这样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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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50]为了所有孩子，所有孩子都要为了“三R”！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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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破除这句口号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时不时地，有些得过斐·贝塔·卡帕奖的母亲，或有些雇用过不会拼写的小女孩的雇主会大惊小怪，对学校发一通牢骚……于是，我们的地盘又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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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渐渐认识到，并非每个孩子都必须去阅读、计算、写作和拼写……只要我们认识到，许多孩子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掌握这些无聊的杂务……我们就走在改进初中课程的道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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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前到今天，大量的宣传说服是必须得做的，但现在，又要再来一次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接受这样的想法：认为每个男孩子都必须能阅读，这跟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能拉小提琴，是一样荒唐的；要求每个女孩子都能拼写得很好，这和要求每个人都能烤出好吃的樱桃派，是一样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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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全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乐意。如果成年人最终认识到这一事实，那么每个人都会更幸福……学校就会成为生活更舒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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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民众，让他们相信：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并非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削减花在普通初中课程的这些学科上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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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东部的初中，经过长期仔细的研究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学校大约20%的学生都达不到阅读的标准……但学校正在为这些男生和女生做点其他什么事情。这才是想通了。这就跟那种说什么“每名学生毕业前必须学会乘法表”的初中截然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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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例子，虽然它们的来源和用意多有不同，但放在一起，可以集中体现出反智主义的典型设想。知识分子也许被认为是自命不凡而狂妄自负，女里女气又爱摆臭架子；他们很有可能毫无道德，危险并且具有颠覆性。普通人的朴素意识，尤其当它顺利地符合了实践活动的某种高要求的方式时，它就足以完全替代在学校学到的严格的知识和专长，甚至实际上还高于后者。诸如大学和学院这样的机构，由于知识分子在其中往往颇有影响，因而都烂到骨子里去了，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任何情况下，比起那种旨在培养精神并使其响应新式思想和艺术的教育来说，内心的准则、老式的宗教和道德原则都是生活的更为可靠的指导。甚至在基础教育领域，强调学习纯粹知识的学校教育——相反于那种使身体生活和情感生活蓬勃发展的教育——其教学模式了无生气，而且有可能带来导致社会堕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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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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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某些误解，我或许有必要说明一下：一部专心研究此类主题的著作，既然要突出主题的关键性，那么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所必然采取的方式，就不会依据于全面的美国文化史。我只能说，我不想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复杂的美国历史可以令人满意地简化为“蛋头”和“猪头”（fathead）之间持久不断的争斗。再有，即使我们的历史能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思想冲突，但公众也不会简单地分为智识和反智两派。极大部分的公众，甚至大部分有才智而且机警的公众都仅仅是非智识的（non-intellectual）；他们心中充满矛盾地看待智识和知识分子，又爱又恨，以至于他们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从而在当今的文化争议上左右摇摆。他们对“蛋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对启蒙和文化又有着真诚的渴望。另外，我们不能把一本论述美国反智主义的书视为它好像是想对我们的文化做出全面持中的评价，这正如一部破产史也不能被视为我们商业生活的全史一样。虽然我相信，反智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但我坚信，它不能被认为是主流。我一再注意到，而且我希望读者也会注意到：可以证实，那种更温和、更善意的反智主义才是最为广泛的，而那种极其恶意的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那些吵嚷不休的少数群体中。还有，本书不是一项比较性研究，尽管它也许应该是这样：我关注美国的反智主义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专门针对美国社会，这很可能是范围有限的旨趣。我并不认为，反智主义在其他地方就并不存在。虽然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但我相信，它也以某种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如在某个社会，它以给人服用毒芹[51]的形式存在；在另一个社会，它则是市民和学生之间的[52]动乱；在某个社会，它是审查和系统管制；在另一个社会，它又成了国会调查[53]。我倾向于相信，反智主义，虽然有自己的普遍性，但也许可以被视为我们英语文化遗留之物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在说英语的美国人中，人们可以特别强烈地体会到它的存在。几年前，莱昂纳德·伍尔夫[54]评论道：“在轻视和不信任智识与知识分子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英国人。”[55]或许伍尔夫先生尚未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在这方面才自认是更胜一筹（这可以理解，毕竟英国人经历了美国佬一个多世纪的自吹自擂后已经厌烦透顶了）；但是，尽管做出这样评论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方面如此经验丰富又见多识广的英国知识分子，这也有理由让我们美国人停下来思考一番。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形成了一些特别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很多不幸也是其他地方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况且在美国生活中，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还能得到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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