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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85 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民众，让他们相信：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并非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削减花在普通初中课程的这些学科上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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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87 一所东部的初中，经过长期仔细的研究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学校大约20%的学生都达不到阅读的标准……但学校正在为这些男生和女生做点其他什么事情。这才是想通了。这就跟那种说什么“每名学生毕业前必须学会乘法表”的初中截然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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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89 上述这些例子，虽然它们的来源和用意多有不同，但放在一起，可以集中体现出反智主义的典型设想。知识分子也许被认为是自命不凡而狂妄自负，女里女气又爱摆臭架子；他们很有可能毫无道德，危险并且具有颠覆性。普通人的朴素意识，尤其当它顺利地符合了实践活动的某种高要求的方式时，它就足以完全替代在学校学到的严格的知识和专长，甚至实际上还高于后者。诸如大学和学院这样的机构，由于知识分子在其中往往颇有影响，因而都烂到骨子里去了，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任何情况下，比起那种旨在培养精神并使其响应新式思想和艺术的教育来说，内心的准则、老式的宗教和道德原则都是生活的更为可靠的指导。甚至在基础教育领域，强调学习纯粹知识的学校教育——相反于那种使身体生活和情感生活蓬勃发展的教育——其教学模式了无生气，而且有可能带来导致社会堕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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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9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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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93 为了避免某些误解，我或许有必要说明一下：一部专心研究此类主题的著作，既然要突出主题的关键性，那么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所必然采取的方式，就不会依据于全面的美国文化史。我只能说，我不想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复杂的美国历史可以令人满意地简化为“蛋头”和“猪头”（fathead）之间持久不断的争斗。再有，即使我们的历史能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思想冲突，但公众也不会简单地分为智识和反智两派。极大部分的公众，甚至大部分有才智而且机警的公众都仅仅是非智识的（non-intellectual）；他们心中充满矛盾地看待智识和知识分子，又爱又恨，以至于他们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从而在当今的文化争议上左右摇摆。他们对“蛋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对启蒙和文化又有着真诚的渴望。另外，我们不能把一本论述美国反智主义的书视为它好像是想对我们的文化做出全面持中的评价，这正如一部破产史也不能被视为我们商业生活的全史一样。虽然我相信，反智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但我坚信，它不能被认为是主流。我一再注意到，而且我希望读者也会注意到：可以证实，那种更温和、更善意的反智主义才是最为广泛的，而那种极其恶意的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那些吵嚷不休的少数群体中。还有，本书不是一项比较性研究，尽管它也许应该是这样：我关注美国的反智主义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专门针对美国社会，这很可能是范围有限的旨趣。我并不认为，反智主义在其他地方就并不存在。虽然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但我相信，它也以某种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如在某个社会，它以给人服用毒芹[51]的形式存在；在另一个社会，它则是市民和学生之间的[52]动乱；在某个社会，它是审查和系统管制；在另一个社会，它又成了国会调查[53]。我倾向于相信，反智主义，虽然有自己的普遍性，但也许可以被视为我们英语文化遗留之物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在说英语的美国人中，人们可以特别强烈地体会到它的存在。几年前，莱昂纳德·伍尔夫[54]评论道：“在轻视和不信任智识与知识分子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英国人。”[55]或许伍尔夫先生尚未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在这方面才自认是更胜一筹（这可以理解，毕竟英国人经历了美国佬一个多世纪的自吹自擂后已经厌烦透顶了）；但是，尽管做出这样评论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方面如此经验丰富又见多识广的英国知识分子，这也有理由让我们美国人停下来思考一番。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形成了一些特别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很多不幸也是其他地方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况且在美国生活中，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还能得到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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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95 本书是批判式的研究，不是知识分子反击美国社会的诉状摘要。我可不想鼓励人们顾影自怜，但知识分子有时动不动就会如此，他们会说自己是落在巴比伦城[56]中的具有纯粹美德的君子。无须这样论断，也无须断言：对知识分子就应该一概纵容，他们就应该行使强权；尽管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对智识及其功能的尊重是任何社会的文化与健康的关键，而且我们这里通常都很明显缺乏这种尊重。与知识分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太可能把他们过分理想化；不过，虽然知识分子作为人，也会犯错，但他们与重要的智识功能之间的关系，令我们想起了教会的一个卓见，其认为，尽管教士难免有错、难免有淫邪之罪，可教会本身依然是神圣的。当然，甚至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忘记，智识本身是会被高估的；我也没有忘记，试图在人类事务中为之安排恰当的位置，这种合理的做法不应该被叫作反智主义。人们会欣然同意T.S.艾略特的看法，他认为，“没有太多人性的理智能力仅仅如同象棋神童的才华而已，虽然它们都值得赞赏”。[57]然而，在一个风险遍布的世界中，就算整个美国社会都高估智识，或将之确定为超越性价值以取代其他合法价值，我们也无须困扰于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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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97 很可能，上述风险的最大危害就是鼓励人们认为：反智主义通常以纯粹或毫不含混的状态存在。但看起来很清楚，那些与智识争执的人几乎总是对智识怀有矛盾心理：他们把尊敬、敬畏与怀疑、怨恨混杂在一起；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社会和时代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反智主义并非那些绝对敌视思想的人所创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过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敌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half-educated），故而主要的反智主义者通常也都深入地从事思想，只不过沉迷于这种或那种陈腐或废弃的思想中。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没有反智的时候；很少有反智者会没有执着的理智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既然反智主义表达得如此清晰，足以在历史中找到其轨迹，既然它如此广泛，足以使人在当今的争论中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它势必拥有一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算称职的代言人。这些代言者就其大体来说，既非无教育背景之人，也非无智识人士，相反，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自诩的知识分子，是被褫夺资格（unfrocked）或愤恨不平的知识分子，是领导一帮半文盲但自己具有文化素质的人，他们满怀严肃地对待那些能够让世界关注自己的事业，而且心存崇高的目标。我已经注意到，在反智主义的领袖中，有些身为福音派牧师，其中很多人都具有颇高的智力水平，有些甚至还是饱学之士；有些是基要主义者，他们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神学理论；有些是政治家，包括一些最为精明的人物；还有的是商人，或其他同样为美国文化的实际需求代言的人；还有右翼的刊物编辑，他们在理智方面强烈地自命不凡并且具有坚定的信念；也有各色边缘作家（比如垮掉派的反智主义者）；有些则是反共权威，大部分知识圈中出现过的异端邪说都触犯了他们；就这一点而言，也应该包括共产主义领袖，虽然在能够利用知识分子之时，他们对其多以利用，却又极度轻视知识人士关心的事情。上述这些人的性情中如此突出的敌意并不是针对思想本身，他们甚至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中都针对知识分子本身。反智主义的代言人几乎总是致力于某些思想观念，而且，尽管他们颇为憎恨同时代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也许正是某些过世已久的知识人士的信徒——比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加尔文，甚至还有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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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199 倘若设想：那些时不时撑起反智大旗的男男女女都必定信奉反智主义，仿佛它是一套积极信条或某种原则，那么这或许有所误解而过于严厉了。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都是某些其他意图——往往是某些正当的意图——衍生出的偶然结果。没有人会自认为在同思想和文化作对。人们不会早晨起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咧嘴一笑，说什么：“哈，今天我要去折磨知识分子，掐死思想喽！”我们也很少会认定某个人在骨子里就是反智的，就算这样做，我们也是带着最深的疑虑。在任何情况下，试图给某人归类或将之污名化，这种做法对于我的研究来说都毫无益处——当然也不是我所关心的；要紧之事在于评价某些态度、思潮和观念的历史趋势。[58]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某些个体有时明显处于这一方，有时却又处于另一方。实际上，反智主义通常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其中存在着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商人和劳工领袖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看法也许会惊人的相似。另外，虽然进步教育[59]也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成分，但是，它最为严厉和顽固的敌人“右翼自卫队”[60]，也声明了自己的反智主义倾向，虽然风格不同，但表达得更不含混而且越发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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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01 如果能遇到一种简单而不受条件限定的恶，那毫无疑问是种奢侈；本书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反智主义像我相信的那样，已经成为我们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特性，那么，这是因为它通常都与高尚的——或至少是合乎情理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它首先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培养它的，正是提供了人道和民主之情的福音派宗教。反智主义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原因则是，它与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关联在了一起。它在我们的教育中也很难对付，这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信念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带有福音派的色彩。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务必要尽可能地从这些善意的冲动中将我们的反智主义切除下来，尽管后者依靠前者为生；我们的手段就是可以免除这些冲动的、连续又精细的思想手术。只有以这种方式，反智主义方能被抑制和遏制；我并没有说要把它完全根除，因为我相信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我也认为，那种想要彻底去除这种或那种恶性的不羁热情，同我们时代中的任何妄念一样，都有可能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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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06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704900955]

1704901207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二章 论智识的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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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0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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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11 在试图评价我们社会中的什么素质让智识变得不受欢迎之前，似乎有必要谈谈智识通常都被理解成什么样子。当人们想要去理解某种普遍的偏见时，普遍的惯用语是个合适的出发点。任何对这一点感兴趣的人，当他考察美国流行的文字作品时，他都会注意到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这两种观念之间明显的差异。前者频繁地被当成一种绰号来用，而后者却不是。没有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作为抽象素质，它普遍地受到尊重，而且似乎在智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也会得到高度评价。有智力者总是受到赞誉；而有智识者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赞扬——尤其是当人们相信，智识包含智力时——但通常来说，人们在看待他时，也会带着怨恨和怀疑。恰恰是他，而非有智力者，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多余的、不道德或有颠覆性；有时，尽管拥有智识，但他甚至也会被称作是无智力的（unintelligent）。[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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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13 虽然智力和智识这两种素质之间的差异通常都是设想的，而非明确界定下来的，但是，流行惯用语的语境让我们有可能提炼出区分的实质，对于这一区分，人们似乎普遍这样理解：智力是心灵的优异性，它的使用范围相当狭小、直接而且可以预测；它是一个可控、可调整、永远有实践性的素质——是动物具有的最突出和最可贵的优异性之一。智力发挥作用的框架具备有限但又明确提出的目标。它也许会很快地从思想中排除那些看起来对实现目标没有帮助的问题。最后，恰恰是因为具有这种普遍的用途，故而每天都能看到智力在活动，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人都同样会赞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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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15 与之相反，智识是心灵之中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智力会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义并且评价它，而智识则评价“评价本身”，寻找整个情境的意义。智力可以被称赞为动物的素质；但智识则是人类高贵性的独一无二的表现，作为人的素质，它既受褒扬，也遭到攻击。当区别这样界定下来，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说，即使一个人具有了公认能洞察事物的智力，但相对而言，他却是无智识的；为什么按照同样的道理，在那些明确属于知识分子的人士中，我们也能发现程度相当之高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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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17 这个区分似乎过于抽象，但在美国文化中，体现它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人怀疑过：选择智力、培养智力是极为重要的目标；但是，教育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培养智识一直是争论激烈的话题；而智识的反对者则在大多数公共教育领域里行使着绝对的权力。不过也许，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参考美国人对发明技能的看重，它相反于纯科学方面的技术。我们最杰出的发明天才托马斯·A.爱迪生几乎被美国公众奉为楷模，而且围绕着他，还树立起了传奇。在我看来，公众为爱迪生的发明欢呼喝彩，因为它们如此惊人而且直接影响了日常生活，但人们指望不上纯科学的成就也能得到一样的待遇。人们可能期待，为现代物理化学打下理论基础的、我们纯科学的最伟大的天才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62]也能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中成为类似的人物，得到与爱迪生比肩的称赞，然而，尽管吉布斯的作品在欧洲大名鼎鼎，他终其一生都不被美国公众所知，甚至在他从事了三十二年教学工作的耶鲁大学，他的事业也是寂寂无闻。虽然在19世纪，以科学成就而言，耶鲁是美国大学的领军者，但连五六个能理解吉布斯著作的学生都培养不出来，也没有尽力为他争取个什么荣誉学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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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19 我们一说起社会中智识的命运，一个特殊的困难就会出现；这个困难的原因在于：尽管我们认识到了智识不仅仅是职业（vocation）方面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得从职业的角度来谈及智识。智识在一般的惯用语中被理解为某种专业[64]和职业的属性；我们把智识者（知识分子）称为作家或批评家，教授或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神职人员等等。正如雅克·巴赞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拿着公文包的人。这种方便的理解很难舍弃；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就这样同所有拿着公文包的专业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相信，某个专业成员——甚至是知识型专业——就必然符合特定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大部分专业中，智识也许有用，但即便没有智识，智力其实足矣。例如，我们知道，学院人士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还经常为这一事实感到痛惜。我们还知道，既然智识不同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智力，那么与智识有关的一些事情并非附着于整个职业，而是仅仅依附于个人。当我们困惑于智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时，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的处境，而且还有那种与某个精神品质有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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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21 我们的文化中，有些工作可以认为属于熟练工（journeyman）——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也包括一些作家和大多数教授——虽然这些工作极为依赖观念（ideas），但是，它们其实并不独特地属于知识分子。一个从事知识专业或半知识专业的人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必定掌管着一家卖“冷冻观念品”（frozen ideas）的实体店；只要他做得好，他就必定是在通过智力来使用这些观念品；但是，按照他的专业能力，他主要是将之用作工具。问题的核心——借用马克斯·韦伯对政治的区分——就在于，这种专业人靠观念为生（live off ideas），而非为了观念（for them）而活。他的专业角色、专业知识并没有使他成为知识分子。他是精神方面的工人，一个技师。他也许会碰巧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如果是这样，也是因为他赋予了自己的专业一种独特的对观念的感觉，而他的本职工作却并不需要这种感觉。身为专业人士，他掌握了一套用来出售的精神技能。尽管其技能娴熟高超，但只要他的工作中缺少了某些素质——比如，无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辨、新颖的观察、创新性、激进的批判等——我们就不会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在家里，他也许碰巧是知识分子，但在他的工作中，他是一个受雇的脑力技工，使用自己的心智追求确定的外部目的。正是这一点，即如下事实：从理智过程本身之外的功利或利益点出发来设定目的——体现了狂热者（zealot）和脑力技工各自的特征。前者痴迷地为一种观念而活，后者则把心灵用于可出售的目的而非自由思辨，这种目的是外在的，不是自定的（self-determined），与之相反，智识生活有某种自发的特征和内在的确定性（determination）。另外，它自己也有一种独特的均衡状态，我认为这种均衡的确立，依靠于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中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素质的平衡；这两种素质可命名为游戏性（playfulness）和虔敬性（piety）[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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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23 为了定义知识分子的独特本质，我们必须能够确定：什么因素把“那些是知识分子的（比如说）教授或律师”与“那些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区别开来；或者，也许更恰当地说，我们要确定的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能说，在某个时候，教授和律师以完全常规的专业方式在活动，而在另一个时候，他们又成了知识分子。差别并不在于他所处理的观念的特征，而是在于他对待这些观念的态度。我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为了观念而活——这意味着，他对于心灵生活有一种奉献感，非常像投身于宗教事业一般。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知识分子的角色就继承自神职者的圣职[66]：这种角色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在认识活动中存在着终极价值。当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时，他一下子想到了这种活动的本质。我们能听到历史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相同的声音，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地点和文化中以相应的口吻表明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感受。比如但丁在《帝制论》（De Monarchia）中说：“总而言之，人类的正确职责就是不断实现智识能够具有的全部能力：首先是在思辨中实现；其次，再将智识扩展并以之为目的，从而在行动中实现。”由此，最高贵的、最有可能接近神性的东西就是认识活动。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我们听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更为世俗、更为积极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追求：“正是理解，让人类高于其他有感觉的事物，让他具有了一切可以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优势和支配权。”霍桑在《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临近结尾的一段里认为，自然为人设定的最高目的就是“有意识的理智生活和感受力”。最后，还有我们时代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他在自己的一本小说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如何能把生活过得尽善尽美呢？”他自己回答道：“把包罗万象的经验转变为有意识的思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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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25 虽然不是只有怀疑者才具有理智精神，但通常来说，理智精神正是怀疑论者（the skeptic）唯一虔敬的对象。若干年前，一个同事请我读读他写的一篇小文章，其创作对象是那些在他的领域里继续从事高级工作的学生。文章表面的目的就是揭示，他如何能在自我训练的架构中培养心灵生活，但是文章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它从个人的角度热情地表达了作者对理智工作的奉献。尽管作者带有破坏性的怀疑思想，但我觉得，我所读到的文字饱含着虔诚献身的精神，它在某些方面可以媲美理查德·斯蒂尔[68]的《手工者的天职》（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科顿·马瑟[69]的《论行善》（Essays to Do Good），因为在文中，作者大体上以这两位老派新教作家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任务理解为天职。他在承担自己的工作时，将之作为一种虔诚修行，作为一套个人训练；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项工作，是因为它不单单讲究技术娴熟并且具有专业性：它还以思考为业，而且按照设想，完成工作就是在为真理服务。在这一点上，理智生活已经具有首要的道德意义。在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中，正是这一方面，我称之为虔敬。知识分子总是介入政治[70]——他誓守承诺，忠诚坚定，积极投身。所有人都愿意承认，观念和抽象概念在人类生活中格外重要，而知识分子却是责无旁贷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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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27 当然，其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纯粹的个人训练，也不只是沉思生活和理解生活本身。对于思想生活来说，即使它可以被视作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但它也仍然是一种手段，用来完善、重申和实现人类社会中的其他价值。就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经常试图让自己成为本民族的道德触角（antennae），他们会在公众不得不注意某些基本的道德问题之前就预料到它们，而且如果可以，他们还会澄清这些问题。这样的思想家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特殊的守护者，守护那些与他探求真理的活动相关的价值，如理性、正义等。有时，他又慷慨激昂地作为公众人物提出公开批评，因为某些粗暴的滥用权力之举，似乎恰恰令他的身份受到了威胁。在这方面，人们会想到伏尔泰为卡拉斯一家做的辩护，[71]会想起左拉为德雷福斯的仗义执言，也会想起美国知识分子曾为萨柯和樊塞蒂[72]的受审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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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29 如果只有知识分子才关注这些价值，那就真是不幸，况且有一个事实是，知识分子的热情时常还会受挫。不过，还有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当然会比其他人更为专注地回应这样的价值；而且，尽管知识阶层在任何意义上都会被认为享有特权，但是，在所有这样的阶层中，它对低于自己的社会阶层的福祉所展现出的关怀，最为深切而且始终如一，这正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阶层的名垂青史的荣耀。在知识分子的奉献感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世界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他的理性能力，响应他对正义和秩序的激情。知识分子对人类的多数价值就源自这种信念，但同样地，他大部分闯祸作乱的能力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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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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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33 然而，认为知识分子具有独一无二的作乱能力，这个看法反而会让人考虑到：知识分子仅仅拥有虔敬还不够。他也许像我说过的一样为了种种观念而活，但是，必定还有什么东西让他不会只为一个观念而活，让他不至于走火入魔抑或变得怪诞可笑。虽然有些狂热人士我们也许一直视为知识分子，不过，狂热行为本身却是这一类人的缺点而已，并非知识分子本质上的缺陷。当一个人关心各种观念，无论他多么投入和真诚，这种关心如果仅仅服务于某个狭隘的偏见并以之为中心，或者为了完全外在的目的服务，那么智识终会被狂信吞噬。不能独立地投身于观念，这对心灵生活是危险的，如果还有比这更危险的，那么便是过分地投身于某个特殊和偏狭的观念。这一后果在政治领域和神学领域中都可以观察到：把过度的虔敬消耗在一个过于狭小的参照系中，理智功能就会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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