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1284
1704901285
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反应，但也不能完全不同情这些人的艰难处境，直到这时，他们仍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国内的物质发展，在很多方面又都如此单纯，他们不得已远离了自己“通常”关心的事情，被推入了一个完全陌生、要求严格的世界，他们被迫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尝试学习那么多的东西。也许，一个极为普通的美国人，他对现代世界的反应有两个地方的确值得注意，就是耐心和慷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广为可见的、乡村的新教个人主义文化就一再经历变革，遭受震动。它必须面对宗教、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面对道德的相对性，面对伦理学和公法原则里的种族平等，以及我们大众媒体中没完没了的性挑逗。很快，它又不得不面对达尔文主义（见斯科普斯审判[112]）、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它还得在政治、趣味、良知等事情上屈服于新型的、有教养的、世界性的美国人。
1704901286
1704901287
身为意识形态家的知识分子将各种新生事物带给美国，而且经常催促这个国家，让它尽快接受变革，在这两个方面，他都起到了领军作用；很自然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打破了将美国铸就而成的风格模式，他们在这一点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受到了过分的责难。毕竟在早期阶段，我们的国家运命并不是建立种种意识形态，而是成为一个国家；随着18和19世纪，对欧洲的敌意在美国的土地上日渐消退，失去意义，那么可以认为：这个新国家放弃了源自这些敌意的意识形态，转而追求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选择，它表明，和解与坦率的天分，偏爱艰苦劳动和常识的倾向，都比追求种种宽泛和分化的抽象概念更具有实践意义。在这方面，美国曾经不得不屈从于彼此分化的信念，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它导致了南北战争；这也由此印证了如下看法：不去过多地信仰政治的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观念，这样的生活才更佳。正如美国人总是庆贺自己能避免欧洲人的“腐朽”和“堕落”，他们也会不断庆贺：就算不借助通常所说的“外国的主义”，自己也仍然可以过得很好。
1704901288
1704901289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公众已经痛苦地意识到：想要破除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就必须要破除思想上的孤立主义；他们也意识到：在世界之中，普遍存在着各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它们是强大的力量，其后果令我们难以回避；他们还意识到：每个地方都有无数人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信念驱动。在上述这一切情况之中，存在着某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反讽。美国人原本对世界的希望（按照旧时代的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想法）是：世界能仿效美国的制度来拯救自己——也就是放弃刻板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并且投入劳动和对幸福的努力追求中，同时要听从常识的命令。但反讽的是，无论自己的这种志向是破灭，还是成功，美国人全都会承受伤害。能扎根于世界之中的，除了美国式的行动主义（activism）精神——就是这样一套信念：生活会更美好；殖民地的人民能够像美国人一样解放自己；不要忍受贫困和压迫；落后的国家也能实现工业化和享受到高标准的生活；追求幸福是每个人要做的事情——还会有别的吗？以挑衅来拒绝我们领导的那些受殖民国家恰恰在试图效仿我们的例子；即便是挑战美国势力的苏联人也仍然称赞美国的工业化。但是，这种模仿已经带有了我们并不承认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也导致了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果。被模仿的，是美国的行动主义样板，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的生活方式。
1704901290
1704901291
在那一类最为奉行孤立的美国人看来，似乎只有那些因抽象概念而盲目、对常识无感的民族才会无法看到、无法借用美国制度的所有优越之处；而一些致命的道德弱点交织到一起，则让外国社会的制度运转失灵，尤其是这些制度还接受了阴险的意识形态。然而，苏联持续稳定的势力——以“伴侣号”卫星和太空领域的其他成就为上限——给了这种信心猛烈一击，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国家的物质实力，强大到足以能发起永久又无法克服的挑战。此外，毫无疑问，这样的物质实力恰恰是在某一个致命的外国“主义”的刺激下发展壮大。在这个奇特又危险、看似毫无必要的、意识形态的世界中，美国人如此坐立不安，故而就会怀疑知识分子，因为后者在其中倒是安逸自在。知识分子甚至被想象成这一世界的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如此。当有些人相信，20世纪的变革仅仅由阴险的操纵和策划活动所致，或至少由一系列愚蠢透顶的错误所致时，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他们的一部分怒火，这难以避免。也许，正是知识分子让我们丧失了我们过去的强大所依赖的那些品质。恰恰在所有这些不幸的变革出现之时，他们也必定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人物。即便他未必完全有罪，他也会始终受到监视。
1704901292
1704901293
五
1704901294
1704901295
有些人会质疑智识是一股颠覆社会的力量，即使我们回答他们说，智识实际上是安全、温和、柔顺的东西，那也毫无效果。在某种意义上，疑心重重的托利派[113]和好战的庸俗之徒都是正确的：智识就是危险的。因为它自由自在，没有任何东西不被它反思、分析和质疑。[114]约翰·杜威曾经写道：“我们还是承认保守派反对的理由吧。一旦我们开始思考，那么谁也保证不了结果是什么，除非种种目标、目的和制度确实已然注定。每个思想家都让看似稳定的世界的某一部分陷入危险之中；没有人能充分预测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情况。”[115]此外，也无法保证知识分子阶层在使用自己的影响力时能谨慎克制；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禁止知识分子自由地运用智识的力量，比允许他们这样做，更会让社会恶化。还可以确信的是，知识分子并不像文化自卫队臆测的那样，会对整个社会构成颠覆。但是，智识又总在与什么东西针锋相对：某种压迫、欺骗、幻象、教条或兴趣不断地受到知识阶层的审视，它们成为后者揭露、愤慨或嘲讽的对象。
1704901296
1704901297
一代又一代受到智识活动伤害的人，恐惧或怨恨它的人，敷衍出了一套与智识的本质及其社会角色有关的逆向神话。这一神话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历史经验里，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理由反对智识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创立什么新的论证，一个也不用。我会在后面的几章里略微详细地阐述这种神话是如何在美国发展、延续和自我表达的。但是在这里，我更愿意简单地概述下面这两点：反智主义的理由中一再出现的假设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们。
1704901298
1704901299
反对智识的理由立足于一系列虚构和完全抽象的对立：首先，智识对立于情感，根据就是，智识与温情有些矛盾。智识也与品格对立，因为普遍认为，智识仅仅代表聪明，而聪明轻易就会退变为狡猾或邪恶。[116]智识又与实践性对立，既然理论被认为与实践相反，而“纯粹的”理论精神是深受鄙视的。智识还跟民主对立，因为智识被视作一种藐视平等精神的特性。一旦人们认为这些对立是正确的，那么支持智识、进而支持知识分子的理由就都站不住脚了。谁会为了尊重那种往最好说也仅仅被认为是聪明、往最差说甚至是危险的人，而乐意冒险牺牲温暖的情感、可靠的品格，牺牲实践能力和民主情操呢？
1704901300
1704901301
这些虚构的对立，其根本谬误当然在于：它们的立足点并不是尽力寻找智识在人类生活中的真实的限度，而是过分简单地将智识与人类其他所有素质分割开来，尽管智识或许与它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种简单或抽象的模式，问题既不是出在个人性格的发展中，也不是出现在历史进程里。同理，接受这种质疑的方式，承认智识相反于情感、品格或实践性，然后试图为其辩护，这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要认为智识在向人类的其他优点索要什么，想让它们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相反，我们要认为智识是对其他优点的补充，没有它，这些优点就不可能充分完善。理性者很少会否认理智力的运用是人类高贵性的基本表现之一，也很少会否认：最起码来说，与生活的其他合理目的一样，它也属于这样的目的。如果心智不被视为情感的威胁，而是视作对它的引导；如果智识既不被视为品格的保证，也不被视为对后者的难以避免的危险；如果认为理论是有用之物，而未必从属或低于实践；如果从实事求是、正确合理的角度来定义民主愿望，使它可以容纳优点——那么，所有这些假想出来的对立就都会失去效力。关于上述事实，尽管泛泛而谈，但它还是显而易见；不过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看得清楚。本书的目的就是追寻我们历史中的某些这样的社会思潮：它们将智识与其他人类的美德分离，使其不再享有同等的地位，而为它分配的位置，则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恶。
1704901302
1704901303
首先，在我们的宗教史范围内，必定可以找出反智主义。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理性主义与信仰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历史张力——虽然这并不是一个人类长期面对的问题；还因为，现代思想的模式，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都已经在我们之前的宗教史中有所预兆。在任何一种文化里，只要人们承认，宗教之事基本上关乎内心或关乎心灵的直觉性，而理性心智无关紧要或稍逊一筹，那么，他们就会相信，理性能力百无一用，也许还是危险的。只要社会怀疑知识型或专业型神职人员，那么它很容易就会抛弃或排斥社会中的知识阶层，无论这一阶层是宗教体制内的，还是世俗的。在现代文化中，福音派思潮已然成为这种宗教反智主义和唯信仰论冲动最为强悍的载体。当然，美国并非唯一一个其文化受到福音主义影响的社会。但是在美国，宗教文化的成型基本上得益于福音派精神，因为在宗教文化中，福音主义和正统宗教两股力量的天平，长久以来都压倒性地倾向于前者。要想看清这种情况的真实程度，我们只需要比较英国与美国各自宗教的历史发展：在英国，国教已经有条件去吸收和驯服大部分福音派思潮；而在美国，福音派却迅速推翻、超越和压制了那些旧有的礼仪教会。
1704901304
1704901305
其次，与福音主义精神在效果上类似，有一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m）在美国也出乎寻常地广受信任。我们同样需要在这里给予它特殊的关注，部分是因为，在本书中，我不会把它处理为一股独立存在的力量。原始主义一方面与基督教早有联系，另一方面与异教信仰也有牵涉；它之所以具有一些普遍的吸引力，或许是因为，通过原始主义，一个人既可以成为基督徒，又可以难得地享受到一点异教的信仰；或者反过来说，也许是因为，那种根本上信奉异教的心灵可以在原始主义中找到几分信仰的慰藉。原始主义在某些地区既表现为对原始基督教精神的追寻，也表现为对恢复人类“自然”力量的要求；通过它，人们可以接近“大自然”（Nature）或神——这两者往往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原始主义中，又存在着一种对直觉“智慧”的执着偏爱，这一智慧被视为自然的或神赐的，它胜过了教化出来的、人为的理性。
1704901306
1704901307
在西方历史和我们国家的传统中，原始主义力量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反复出现；只要知识阶层对人类建立的合乎理性秩序的生活感到失望、心生犹疑，只要他们试图脱离随文明出现的常规、冷漠或文雅的状态，那么原始主义就有可能浮现出来。在美国，虽然有许多人因为受过良好教育、太有文化而无法与边疆的信仰复兴者（revivalists）彼此交往，但他们又同情后者对种种文明方式的根本的不信任感，原始主义恰恰影响了这些人的思想。首先，它在先验主义[117]中就可以看出——先验主义有时候会充当高知者的福音主义。[118]在从帕克曼[119]和班克罗夫特[120]到特纳[121]的美国历史著作中，原始主义都是一股强劲的力量。[122]而在美国作家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中，它也是持续出现的主题。从涉及丹尼尔·布恩[123]和大卫·克罗克特[124]等边疆人物的大众传奇，再到现代西部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男主角，全都带有原始色彩——所有孤身探险家也是如此，他们搜集的神话故事让D.H.劳伦斯说出了一番严厉又绝妙的夸大之言，他认为美国人的灵魂从骨子里“冷酷、孤僻、漠然，是一个杀手”。原始主义还表现为性神秘，它在美国文学中成为强大的动力，近些年又以最为夸张的形式出现在那些青睐威廉·赖希[125]理论的作家身上。它在美国政治界里也成为一股力量，在诸如安德鲁·杰克逊、约翰·C.弗里蒙特[126]、西奥多·罗斯福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等公众人物身上清晰可见。
1704901308
1704901309
所有这些原始主义倾向都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定居美国的男男女女都拒斥欧洲文明，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的压迫或其堕落；他们在美国的海岸发现了最令人瞩目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非存在于美国形成的粗朴的社会形态中，而是存在于自然和蛮荒世界。不断从东部逃向西部，从定居的环境逃向边疆，这恰恰延续了从文明逃往阿卡狄亚[127]，从欧洲逃往自然的过程。美国精神一次又一次急不可耐地反对有序社会的侵蚀，它认为这种侵蚀是在试图复辟曾经被抛弃掉的东西；因为，尽管文明整体上难以拒斥，但始终可以相信，文明自身存在着有害因素。
1704901310
1704901311
如果福音主义和原始主义助长了反智主义扎根于美国人的意识中，那么商业社会则确保了反智主义存在于美国人思想的前台。从托克维尔时代开始，美国的研究者都普遍认为，在这个国家，商业行动主义压倒性地制衡了理性的沉思。托克维尔发现，美国生活的民主性和务实性（businesslike）需要那种不断行动和决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看重粗朴简易的精神习惯，看重迅速做出决策和果断抓住机遇——他发现，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思想上的筹划、打磨或精确格格不入。[128]
1704901312
1704901313
夺取这片大陆，建立自己的实业，这样的任务要求势在必行，所以，它迫使人们不去追求得不到利益和荣誉的事情。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处于最繁荣状态的美国商业不仅仅勾起了人们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还激发了想象；它吸引着建设工人、赌徒和男性统治者；比起狩猎，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运动，比起政治，它提供了更多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言：“在民主制中，没什么比商务更了不起、更辉煌的了”，热衷它的人，之所以从事它，“不仅是因为它给自己带来了利益，还因为他热爱这一事业带来的恒久的刺激”。[129]除了少数几个古老的社群之外，在美国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能与之抗衡的阶层或价值体系——这里没有可以嫁入的贵族豪门，除了商业志向，再也没有什么令人敬畏的民族志愿了。商业不但吸引着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还为社会上的其他人确立了主流的标准，由此，各个专业的人士——法律、医学、学校教育，甚至牧师职务——都效仿商人，让自己的职业标准与商业标准看齐。实际上，美国知识分子频繁抱怨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难以跟这些专业阶层相处融洽，因为后者都转向了商业的轨道。最终，正是商业，孤立了文化，使之变成了阴柔的一方，它的手段就是确立了这样的阳刚的神话：男人可不关心理智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要留给女人——通常要留给伊迪丝·沃顿[130]所说的那种女人，她们生怕独自遇见文化，遇见就会蜂拥将它猎捕。
1704901314
1704901315
尽管在美国生活中处处流行、咄咄逼人的平等主义影响了我们的宗教和商业，但是在政界和教育界，平等精神起到的效果要更强。[131]想当初，我们一般所说的杰克逊式的民主成功推翻了早已丧失控制力的贵族领导阶层。没多久，文学和学识就被污蔑成百无一用的贵族专有的特权——人们对这种论点的强调并没有因为大部分美国知识阶层实际上都支持民主事业而变得不再坚定。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会证明即使没有文学和学识也能达到何等成就——或者，这个社会的文学和学识大体上仅限于普通人能掌握和使用的基础内容。因此，19世纪早期的美国，其最为出名之处，不是鼓励第一流的科学或文学、建立第一流大学等举措，而是语文素质的广泛普及，以及普通公民拥有的异常丰富的信息、独立性、自尊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1704901316
1704901317
一次又一次，尤其是近些年来，可以注意到：在美国，智识之所以遭到怨恨，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优点，它自认出类拔萃，它挑战平等主义，它是一种几乎肯定让男人或女人不再平易近人的素质。这种怨恨现象在教育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美国教育在很多方面，虽然说不上合理而且无可辩解，但还是值得称赞；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这样的人把持着中枢的制度：他们欢欣雀跃、激进好斗地向智识宣布敌意，向缺乏理智潜质的儿童表明殷切的同情。本书最后一部分（尽管其历史叙述必定是片段性的）就会揭示这种教育势力如何建立于美国人广泛接受的种种思想前提之上——如，对理解狭隘的实用和“科学”的偏爱，各种错误的平等主义，以及原始主义的儿童观。
1704901318
1704901319
1704901320
1704901321
1704901323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二部分 内心的宗教
1704901324
1704901326
第三章 福音派精神
1704901327
1704901328
一
1704901329
1704901330
美国精神的成型以早期现代新教为模式。宗教是美国理智生活的第一个舞台，那么也就是反智冲动的第一个舞台。任何因素，只要它能严重削弱理性和学识在早期美国宗教中的地位，那么它后来也会削弱这两者在世俗文化中的地位。诸如“观念应该首先产生用途”这样的态度，对理论和改进观念的轻视，“让观念人（men of ideas）服从拥有情感力或操纵手段的人”这一做法，凡此种种都不是20世纪的创新；它们全部继承自美国新教。
1704901331
1704901332
心智和内心[132]之间、情感和智识之间存在的某种张力在所有地方都是基督教经验的稳固特征，因此，如果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美国式的宗教反智主义，那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远在美洲被发现之前，基督教教会就永久地分为两派：一派相信智识在宗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派则相信，智识应该服从情感，或者实际上，它就是在听从情感的命令。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新大陆，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全新的或更加恶毒的反智主义回应；相反，我认为，在美国的环境中，若干传统的建制派教会与种种信仰复兴思潮或狂热[133]思潮之间的平衡彻底倒向了后者。结果，知识型的专业神职人员失去了地位，而他们觉得适合自己的理性作风，也因此受到损害。在早期历史阶段，由于美国继承了新教和反体制[134]传统，这种围绕宗教性展开的普遍历史纷争在此有了地方性的变体，而且异常激烈；在这里，狂热思潮和信仰复兴思潮取得了最为瞩目的胜利。美国反智主义之所以能获得力量而且流行开来，美国宗教生活中的某些独特性正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亲知识分子的稳固制度性组织的缺乏，以及美国各种福音派竞争的宗派意识。
1704901333
[
上一页 ]
[ :1.7049012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