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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觉醒运动对应了与之相似的欧洲的宗教变革，尤其对应了德国虔敬派和英国循道宗的兴起，但不同的是，美国尤其具备了宗教再觉醒[160]的成熟条件。大多数美国人要么是反体制派——如浸礼宗，他们倔强地生存在建制的安立甘宗或公理宗教会之下——要么与教会没有联系，没有教会背景或去教堂礼拜的习惯。美国人口的迁移在地理或精神上都超出了牧师的能力所及。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弗吉尼亚，大部分安立甘宗神职者地处殊为偏远，发挥不出效果。甚至新英格兰的宗教活动也冷却下来。到了18世纪30和40年代，新英格兰的公理宗教会（通常还有中部殖民地和其他地方的长老派教会）失去了原初的风貌，沦为了建制阶层正确信仰的乏味的仓库。由于这些教会在传统上追求抽象性和高级的理智性，故而都无力控制单纯的民众；它们在教义上投入的事业都源自宗教改革时期的争论，但如今，这些争论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161]第一代清教徒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他们的狂热都熄灭已久。牧师早年间的动力丧失殆尽，因此也没有了那时的特殊地位。他们高度文明，通常还是全才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文明程度太高，太过全才，太过世故，以至于不能发挥他们原来的功能。他们的布道文，让参加的会众昏昏欲睡，通常都在演绎教理争论，乏味又深奥。身为觉醒者的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曾言，“会众之所以亡故，因为他们的布道者是死人”。[162]这样，从马萨诸塞向南到弗吉尼亚乃至更远，民众潜伏的宗教能量为那种善于打动他们的传道者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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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大觉醒开启。是年，新泽西的荷兰归正宗教会（ReformedChurch）开始被一位年轻的传道者西奥多·弗灵海森（Theodore Frelinghuysen）的布道辞唤醒；弗灵海森是受到英国和荷兰清教派的鼓舞来到了新英格兰。然后，他在新泽西的复兴活动又带动了出现在中部殖民地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派的信仰复兴。1726年，长老派中的威廉·滕南特（William Tennent）在宾夕法尼亚的内沙米尼建立了一所“木屋学院”（Log College），这是一家神学基础学校；之后二十年，他培养了二十几名年轻人，他们把信仰复兴的精神带入了长老派牧师之中。1734年，信仰复兴思潮在新英格兰自发而起。觉醒的传道士里，作为独特人物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在旧式清教徒对教义的看重和清教式布道文的写作习惯中，融入了复兴派的激情和宗教狂热。1734到1735年，爱德华兹宣扬复兴的布道辞点燃了北安普顿及其周边乡村；虽然如此，影响有限，相较而言，尚不及乔治·怀特腓德的布道文。怀特腓德在英格兰时是卫斯理兄弟（the Wesleys）的同道，年轻有口才。1738和1739年，他两次随传福音团来到美国。他的第二次传道活动开始于佐治亚州，后来两次去往北部；最后在1740年秋，他来到了新英格兰。对于怀特腓德，大卫·加里克[163]曾说，他讲一句“美索不达米亚”都能让听众顿时轰动。于是，他在美国的传道遇到了狂热的反应。凡其愿意演讲的乡村和城镇，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麇集；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感染，认清了原罪，体验到精神的重生。怀特腓德初到新英格兰时，随行的有威廉·滕南特的儿子吉尔伯特，后者让复兴活动达到了狂乱的地步，有很多欢迎当初那种精神觉醒风格的人都对此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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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复兴思潮中，更为狂热古怪的代表就是长岛牧师詹姆斯·达文波特（James Davenport），他毕业于耶鲁，1742和1743年来到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他对建制派牧师出言谩骂，对于礼仪多有冒犯（如在去布道会的路上唱歌），这都导致他跟当权者产生冲突。1742年夏天，他在康涅狄格受审，罪名为打着召开宗教集会的旗号破坏治安，但他得到宽大处理，仅仅被认为“心智的理性能力紊乱不堪”而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几个月后，他又现身波士顿，因为诽谤牧师，锒铛入狱，不过再一次，他还是被认为精神失常（non compos mentis），旋即释放。之后他回到长岛，又因疏于管理自己的教区而受到审判。经过了在康涅狄格纽伦敦的一起更为招摇粗俗的事件之后，[164]他终于同意改正；1744年，他写了一份有点违背初衷的悔过证明。当初用布道煽动他的吉尔伯特·滕南特对他也是大加批判，严厉谴责。这就证明了，几乎与正规牧师一样，守中道的觉醒者也害怕那些狂呼乱号的觉醒人士。[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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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规牧师来说，起初，他们绝大多数都欢迎巡回的信仰复兴者，认为他们能让自己教区的教民在宗教上具备更热情的精神；甚至如波士顿的本杰明·科尔曼[166]那样杰出的自由高知也采取了这种欢迎的态度。但当觉醒运动顺利进行之后，正规牧师开始明白，觉醒者并不把他们当成从事共同精神工作的同事，相反，是当成对手——还是工作上的低劣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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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滕南特在布道文《顽固牧师之害》中表达了信仰复兴者对旧式牧师（是“正统的、有文化知识的、正规的法利赛人”）的看法。他攻击后者是狡猾、残忍、铁石心肠、顽固偏执、全无信仰又轻视民众的伪君子。滕南特认为，尚未觉醒的牧师，其动机和虔敬都是可疑的；他把他们视为敌人，而非同事。（“只要有办法，他们就决不会让有信仰的人成为牧师中的一员；所以，他们的敌对立场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标志。”）滕南特的方法并不讨好，但是他相信自己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难以否认，他主张的立场可以称作宗教民主。如果在现存的教会组织中，会众的牧师冷酷又顽固；如果没有顽固牧师的认可，就不能接纳觉醒的牧师，那么，会众如何能得到“有信仰的牧师”呢？[167]与真正的新教徒一样，滕南特再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宗教垄断的环境下，信仰如何能够传播？对于当权牧师，这个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出：如果他们沿袭教会的原则而受到某些条件的束缚，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滕南特和怀特腓德这样雄心勃勃的传道者心血来潮地认定正规牧师就是敌人时，他们如何能与之竞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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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建制派牧师认为很难对付觉醒者的挑战。正规牧师跟自己的会众年复一年地共同生活，处于毫无宗教激情的状态中，因此，摆在他们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任务：如何在冷静的日常环境里，让信徒的灵性意识保持活力。面对着热情似火、具有怀特腓德那般才干的传福音者，甚至面对着如吉尔伯特·滕南特和达文波特那样大呼小叫（tub-thumpers）、顿足跺脚（foot-stampers）的二流演说者，他们都有点处于不利的位置，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家庭主妇，她的丈夫勾搭上了歌舞队头排的狐狸精一样。除了爱德华兹是个明显的例外（他是知识分子，与自己的会众没有太多往来），信仰复兴者都觉得没必要影响听众的理性，没必要论述复杂的教义问题。他们连写好的布道辞都不拿（爱德华兹当然还是例外），自然地跟听众直接交流。他们直接处理宗教经验的终极现实——原罪感，救赎的渴望，对上帝的爱和仁慈的希望——毫不含糊地影响听众的感觉；后来复兴运动的种种特征此时都已出现，如抽风般的发作（fits and seizures），尖叫呻吟，匍匐在地，偶尔痴痴呆呆。例如滕南特，通常就来回跺脚，恐吓听众，使其皈依，他到最后完全陷入语无伦次的状态。滕南特的如此表演显然颇受青睐。在游历新英格兰的三个月里，他常常在一英尺深的雪中布道，说得皈依者拜倒于地。心存成见的安立甘宗的提摩太·卡特勒（Timothy Cutler）就可以证明此事，他这样描述：“在他［怀特腓德］之后来的是滕南特——他是一头怪物！粗鲁，吵闹——只会跟他们说，你们全要下地狱，下地狱，下地狱！这就把他们蛊惑住了；在一个我见过的最恐怖的冬天，为了迎合他野兽一样的嘶喊，人们在雪里打滚，没日没夜；许多人活活累死。”[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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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可以看出，信仰复兴运动的极端拥护者挑战的正是当权教会的所有设想，无论是公理宗、荷兰归正宗、长老派，还是安立甘宗。我曾说过，新英格兰的公理宗教徒和其他地方的长老派信徒都认为，牧师必须是知识型的专业人士。虽然传统上，他们的牧师都不仅因为学识，也因为虔敬和精神品质而受到尊重，但学识被视为核心，因为学识以及对教义的理性理解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关键。此外，正规教会都循规蹈矩。牧师必须得到邀请和委任；他们与会众的关系如同稳定、郑重、有序的婚姻。未获许可的布道师不在考虑之列，未受邀请的布道不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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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所有这些设想都受到了挑战。最极端的信仰复兴者用个人行为破坏了这一专业的尊严；他们侵入并且离间了会众对建制派牧师的拥戴；他们谴责当权牧师冷漠而不思悔改，以此败坏其名声；[169]大多数信仰复兴者都宣扬：对于救赎来说，重要的是“灵”，而不是学识；最终（尽管某些觉醒者如滕南特不以为然），他们委派平信徒——他们称之为平信徒劝道者——承担劝人皈依的任务，故而威胁牧师的专业基础，将其削弱。此后不久，许多会众一分为二；如公理宗和长老会这样的大教派也形成分裂，陷入党争。显然，局势失控。差不多二十年后，埃兹拉·斯泰尔斯[170]回忆说：“那时的群众认真冷静地、郑重其事地失去理智了。”[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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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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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建制派牧师就不再欢迎觉醒者。到了1743年，这些牧师自己又陷入争执——争论的焦点不是委派平信徒或不受邀请侵入教区等放肆之举，因为没有一位显要人物维护这样的行为；相反，焦点是觉醒本身的意义。强硬的少数派（也许占三分之一多）主张，尽管有缺陷，但觉醒是“一次可喜的宗教复兴”；而多数派渐渐将之视为一时发作的迷信的狂热，它反对理智，是对传统和理性权威的反叛。流传最广的驳斥觉醒者的宣传册出自查尔斯·昌西[172]之手，他是觉醒者最为顽强的敌人之一；此人略微古板，但思想自由，是波士顿神职者的领袖。昌西的《对新英格兰宗教状况的及时思考》出版于1743年，它对这群新贵的傲慢无礼表达了愤慨：他们什么行业都有，鱼龙混杂，一步步向牧师挑战——他们毫无能力，但又狂妄自大，独断专横。昌西抱怨说，复兴活动给平信徒劝道者打开了大门：“这帮人来自各行各业，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能为人师；他们毫无学问，只有小聪明，却妄想自己不用学习也可以有演说才能，能给那些愿意当听众的人带来精神上的益处。”[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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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学习也可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大觉醒的核心议题之一。昌西断定：“以前时代”的错误，如今又死灰复燃，这样的错误来自那些声称“不要书本，只要《圣经》”的、受大众追捧的异端布道师。“他们的借口就是，布道时无须知识；依靠于‘灵’[174]，他们中的成员就能比靠知识的牧师做得更为出色。这就仿佛说，‘灵’与知识是对立的。”昌西认为，这就是信仰复兴者的根本错误：[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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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借助“灵”，以至于轻视知识。正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出言不逊；一旦发现了神的善意[176]，倘若有能力，他们就会摧毁它们，只剩地基。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这拨劝道者中很多人连常识都说不出来，但自出现在这片大陆之后，就颇受赞誉和追捧……仍然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牧师不读经，也不学习就去布道；他们为这种做法辩解，因为预先的准备会对“灵”造成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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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以经文立教的人都主张正确阅读《圣经》才是要务，对他们来讲，下面这样的看法是最大的异端邪说，即附有“灵”、不学习、没知识的人，也能有效地阐释圣言，从而为其他人带来救赎。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觉醒者和建制教会的代言人之间的关键分歧：是合乎历史地、理性地理解《圣经》（也就是理解圣言）更重要，还是激发正确的情感，也就是正确地感知内心的虔信，感知与上帝的联系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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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信仰复兴派的牧师组织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如下：[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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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让每位兄弟人人平等，他们均有权按照自己信心的程度来布道，布道的核心资格是由圣灵（the Spirit of God）确立的；语言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正确使用它们，还是很方便的，毫无疑问也是有利的，然而，如果用它们来满足对圣灵的需要，那么，对于使用它们的人以及所有追求它们的人来说，最终可以证明，它们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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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派人士来说，他们会发现这段话完全否认了知识在宗教中的作用；而在煽情的布道者用布道形成的煽情式宗教里，他们又会看到宗教生活中的一切合理性毁灭殆尽。“只有理性的造物才能有宗教”，一位南方的反福音主义者这样写道，[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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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除非使用理性，否则没有真正的宗教；在后者中有两个因素必须要前者来判定，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意义。我们宗教的优势必定在于我们心灵之中的内在劝服，因为倘若我们把自己的宗教归于出身、性情、兴趣，或任何外部环境或动机，那么我们就让所有宗教没有高低之分了；由于教育，我们有幸信仰真正的宗教，但是，假若我们让它成为自己的宗教却并不理解其理由（reasons），那么这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给上帝供奉的，如果是愚昧人的祭品，[179]那么他不会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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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尽管在受到波及的殖民地，许多保守的牧师一开始还希望复兴活动能给宗教带来好的结果，但很快就以憎恨待之，将其视为对自己地位、对教会、对一切真正宗教的威胁。复兴者无视宗教的根本原理，不顾及而且还中伤牧师组织。即兴做出的布道威胁着宗教的一切理性成分，会将其消解，就连不少传福音者也承认：他们的布道来自“对圣灵（Holy Ghost）的直接印象，圣灵把一连串思想放入他们的心中，把一连串言词放进他们的嘴里”。虽然保守派认为，这种恶劣的做法也存在于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牧师中，但它在平信徒劝道者里要更为危险，这些人“独立无组织，没教养，知识不足，对《福音书》的伟大教义掌握不够”。[180]最终，这些急剧增多的入侵者在众多会团中造成了分化和争斗，同时，建制派牧师也担心起来，他们害怕传福音者绕开学院和常规的培养牧师的程序，从源头上打击受过充分教育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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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虽然有所夸大，但信仰复兴者确实试图威吓学院，在少数过激情况下，他们还支持焚书。甚至温和的怀特腓德也怂恿人们烧毁部分书籍，他还成功地说服自己的某些信徒将书本投入火中。1743年3月，詹姆斯·达文波特不仅督促纽伦敦人焚烧图书以及英奎思·马瑟、本杰明·科尔曼、查尔斯·昌西等正规牧师写的布道文，还让他们将自己的珠宝和私人奢侈品收罗起来付之一炬。一个周日上午，在城市码头，随着大片柴堆燃起，达文波特和他的信徒唱起了《荣耀颂》和《哈利路亚》，他们还口颂祷词：“书在冒烟（smoak）……写这些书、为同一信仰而死的作家们，折磨他们的烟雾也正从地狱升起。”[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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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醒对教育的直接影响很复杂。比如在长老派这样的组织里，由于它的掌管者是很多在苏格兰的大学受过良好训练的牧师，因此，甚至其中的信仰复兴者也有可能介意别人指责他的作品对知识抱有敌意。威廉·滕南特在他的“木屋学院”就培养了大批有能力的学者；他的儿子吉尔伯特·滕南特也不是通常描绘的那种无知的粗人。更重要的是，长老会中的信仰复兴派还在1746年建立了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学习中心；后来，其他学院机构——布朗、罗格斯、达特茅斯——也由受复兴运动影响的人士一一建立。仅在这以后，信仰复兴传统才开始对教育怀有持久的敌意。不过，必须补充一点，大觉醒的作用结果就是，让教育从属于宗教派别，并且巩固宗派控制学院这一传统。搞宗教派别的狂热人士，他们最想要的并不是学习中心，而是属于自己的教育工具；他们积极推进的考虑因素是教义和虔敬，牺牲的则是人文知识。甚至博学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也一度攻击过哈佛和耶鲁，说它们没有成为“虔敬的温床”，说它们没有把力气花在对学者的宗教教育上，而是“教他们人文知识”去了。[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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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腓德本人则是另一位有责任感的传福音者，他也对这两所新英格兰的学院不满。他抱怨说，这两所学院的光芒“已然黯淡，感觉得出来，都黯淡了”。他第一次造访新英格兰时，大多数牧师还邀请他布道，而当1744年他回到这里，他们却毅然决然地禁止他走上讲坛；耶鲁和哈佛的教学人员散发小册子抨击他，否认他对学院的指控；他们还递交了反诉书。有些怀特腓德的反对者更加疑心重重，他们认为怀特腓德想要“诋毁和颠覆”这两所新英格兰的学院，以便推翻建制派牧师，建立一套全新的培养自己传人的模式。虽然这种看法不足为信，但在那时，觉醒者们确实抨击了许多地方牧师，而且还当着他们会众的面，说他们毫无真正的虔敬，甚至是魔鬼的代理人。所以，有人担心觉醒者会造成彻底的颠覆，这种反应还是可以理解的。[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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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肯定的是，焚书和欺侮学院的行径并不是觉醒者的本质表现，而是他们的过激之举。觉醒者起初并不打算分化教会、攻击学院，给智识和知识抹黑；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仅仅是想有助于自己的基本目标，即复兴宗教，把灵魂交给上帝。尽管像昌西那样的人批评尖刻，但是，当新英格兰觉醒运动和中部殖民地觉醒运动发生时，它们都遵循了公理宗和长老派极为尊重知识和理性的准则，故而，其反智效果明显受到了限制。不过，在大觉醒运动时，甚至包括新英格兰，这样的复兴活动呈现出了不可控制的极端态势。昌西，还有其他反对者都表示，觉醒运动的狂热情绪和反智倾向就是其本质；但信仰复兴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方面仅仅是偶然瑕疵，运动基本上是良好的，它是为了让人们皈依基督教。短期来看，在新英格兰教会的约束氛围中，觉醒运动的支持者很可能是对的，但是，其反对者更为准确地预测了这些复兴活动的内在趋势和未来走向——尤其是当信仰复兴摆脱了新英格兰的传统和约束，蔓延到美国广阔的内部地区。一位新近的叙述新英格兰觉醒运动的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就明显带有同情，在结论处却说，它“证明了一种狂热、毫无理智训练的传福音活动是有可能出现的，它还让这种活动流行一时”，他评论说，“污蔑‘人类知识’的行为，只是觉醒运动中少数人的特点，后来却成了大多数新教教派的典型特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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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个通常的判断是正确的，无可置疑，它认为：觉醒运动获得了一种与普通人契合的宗教风格，它在闲适阶层（the comfortableclasses）控制的、主要为此阶层服务的建制教会之外给予了普通人另一种选择，由此，这场运动促进了美国的民主精神；信仰复兴者告诉人们，他们有权倾听他们喜欢和理解的布道者，甚至在某些环境下，他们还有权自己布道，借此，复兴者打破了建制派的控制，提升了自信心和自我满足感；之后从海外来的一批批游客都在美国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此外，对人道主义事业的推动——反奴隶制，让奴隶和印第安人皈依——也记在了大觉醒的名下；觉醒者中的高尚之人关心每一个心灵的福祉。尽管如此，宗教中的智识和知识事业付出的代价（虽然建立了新式的学院）也必须要考虑在内。觉醒者虽不是第一批蔑视心智美德的人，但他们加速了反智主义；他们让美国反智主义取得了第一次短暂的斗争上的胜利。伴随着觉醒运动，美国宗教上的清教时期也走到了尾声；福音派时代开始。随后的复兴活动也在更大的舞台上重复着18世纪复兴活动的优点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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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仰复兴思潮从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从公理宗和长老会等教派传播到南方和西部的鞍囊与熊肉之地，这一思潮变得更为原始，更富激情，更易于做出种种“迷狂”的表现。传道者没受过什么教育，喜欢激起听众身体的反应，仅仅把这个当作使之皈依的工具；俯身于地，一惊一乍，号叫嘶喊，种种表现越来越频繁。从一开始，怀特腓德的工作在南部殖民地就已经取得了效果；而在18世纪40到50年代，他的布道与无数中部殖民地的长老派复兴分子共同推动的福音运动蔓延至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最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信仰复兴者发现了大批与教会没有联系的人；一些安立甘宗神职者只是有时会下乡，来到此处播种；比起北方来说，这里的土壤更适于批判建制派牧师。在这些地方，由于建制的安立甘宗与社会上层有所联系，故而信仰复兴思潮的民主和反体制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在南方，尽管如萨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这样杰出的长老派布道者（后来成为普林斯顿的校长）也在开展活动，但是，起到主要作用的则是浸礼宗，还有后来的循道宗；较之长老派和公理宗，这些组织主要不是由知识型牧师来控制。不计报酬的巡回牧师、向民众布道的平信徒，以及对建制派神职者的声讨，这些复兴现象面前，虽然存在一些拦路的障碍，但障碍都是软弱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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