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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生来嗓门洪亮，颇有在讲坛上表演的才华。但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优异之处就是他的那双眼睛；在美国19世纪的人物肖像画廊中，他的眼睛强劲、凝聚、如电、迷狂如有先知，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也许不算约翰·C.卡尔霍恩[224]。他的布道——说理与动情交替，既有责难，也有温词——对会众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他早年间举行过很多极为成功的复兴布道，关于其中一次，他写道：“主让我用这种奇妙的方式尽情地影响他们，四面八方的会众都从座位上下来，哭求宽恕……差不多所有的会众不是双膝下跪，就是拜倒在地。”[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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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学方面，芬尼自学成才，他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乡村哲学家；他的独立性给托克维尔留下了印象，也让他记住了美国人在追求未经检验的思想时展现的开创能力。身为长老会牧师的候选人，当一群对他有兴趣的牧师派他去普林斯顿研究神学时，他婉言谢绝：“我很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不会让自己像他们那样受到这样的控制；我相信，他们接受了错误的教育；他们并不符合我理想中的那种基督教牧师应有的样子。”虽然在神学上，可以承认他是新手，但当指导或纠正跟自己的观点不符时，他绝不接受。“对于某个主题，我只看《圣经》，别的都不读；我在《圣经》中找到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然后像理解法律书中的某段文字一样来解释它。”他还说：“我完全不能接受权威学说……我只能径直朝向《圣经》，朝向我自己内心的哲学或活动……”[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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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把旧式清教徒对理性和说服的重视从法律事业带到了讲坛上（他曾经说，他对会众演讲就像对陪审团演讲一样），尤其是当面对有教养的中产阶层会众时，他更会使用理性与说服。尽管芬尼一开始展现出了情感力，但很快，他的某些福音派同事就认为他过于理性。1830年，他们警告芬尼说，朋友都在打听他：“变得太理智了，这不是很危险吗？”[227]但是，芬尼非常自豪，因为他的布道风格很契合公众的感受：他在小乡村，就侧重情感；而在罗切斯特这样发达的西部城镇，他就加入了理性说服的色彩。“经过我的布道，大批法官、律师、有教养的人都纷纷皈依。”[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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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芬尼也不会变得“偏重理智”，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基本上，他在布道手法和牧师观上都恪守信仰复兴传统。虽然他没有赞扬布道师的无知，但他称赞了不择手段争取到灵魂这个结果。他轻视写好的布道辞，因为这不自然；他还认为世俗文化有可能威胁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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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不接受牧师教育，不接受那种他认为是有文化的牧师才会使用的布道。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到高水平知识的学校带来的优势”；他清醒地意识到，在牧师眼里，他就是个业余的；他也明白，自己并不被尊重。在其事业初期，他知道，人们普遍相信，“倘若我在牧师这一行取得成功，那么学校的名声就臭了”。在积累了一些布道经验之后，他相信，“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牧师”，牧师们虽然获得了大量《圣经》知识和神学知识，但他们并不懂得如何使用它们。实践才是一切：“只有在布道中，才能学会布道。”受过学校训练的牧师，他们的布道辞“退化为文艺散文……宣读这种很高雅的文艺散文，这可不是布道。它能迎合文学口味，但在精神上并无教化之功”。[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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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反对一切形式的高雅、文学或其他之类的方式。在他看来，衣服的装饰、提升家居装潢、提升品味和生活格调，这些都跟抽烟、喝酒、玩牌、看戏一样，是恶趣味和臭讲究。对于文学，“我相信，知道上帝之爱的人不可能喜欢世俗的小说”。他威胁说，“来，让我参观参观你放书的房间和客厅，瞧瞧所有藏书的地方吧”，“都有谁的？拜伦、司各特、莎士比亚，一群不务正业、亵渎上帝的人”。甚至通常被认为牧师必学的古典语言，其是否有益也是可疑的。东部那些学院的学生“在学习古典上，花了四年……心中毫无上帝”；在毕业时，“这帮满腹经纶的学生对hic、haec、hoc[230]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嘲笑谦卑的基督徒，认为他是无知的，但也许他才明白如何争取到比这五百名学生还要多的灵魂”。[231]在芬尼看来，虔敬和智识都带有公然的敌意，他认为年轻的牧师“从学院里出来，心肠就像学院的墙一样硬”。“学术神学院”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试图“赋予年轻人理智上的实力，但几乎完全忽视了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他们是理智一族。兴奋，热情，全都倾注给了智识。年轻人……失去了灵性的坚定气……他们的智识提升了，内心却荒废了。”[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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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芬尼对美国牧师教育的描述是不是确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看法正是流行的福音派的观点。初出茅庐的牧师，无论他们的智识状态如何发达，芬尼都是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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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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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述芬尼，因为他是长老派福音运动的并不极端的代表：在长老派布道师里，他既不是最有文化之人，也不是极为缺乏教育之徒。长老派福音运动，以及那种寻求新型宗教方式影响民众、拯救灵魂的做法，都冲淡了长老派和公理宗强烈的理智和教育传统。而有意思的是，美国最大的教会组织，在劝信蒙昧的美国人方面比长老派还要成功的循道宗，它的历史却与长老派截然相反。美国循道宗一开始并没有理智主义传统，而且很少关心教育和训练有素的牧师；但随着时代发展，循道宗失去了自己的宗派精神，成为建制教会，它还引入了会员制，自此，这项制度逐年看重教育。在19世纪中期之前，循道宗总是断断续续地被某种争论动摇，争论的双方，一方以怀旧情结回顾着属于无知但有效的巡回布道师的日子，另一方则憧憬着更有教养的神职者为体面的平信徒担任牧师的时代。循道宗以及浸礼宗的历史就内容丰富地体现了美国宗教的这种分裂的灵魂。一方面，许多教会会员都自由地表达出带有强烈反智倾向的福音精神；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大教会里，又总有一派人大声宣扬对那种高雅、体面、大体上无可争议的学问的尊敬，并且为之思念神往。在这方面，美国宗教已经预先表现出了菲利普·拉夫[233]后来描绘的美国作家的红皮和白脸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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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受过训练、求知欲强的约翰·卫斯理[234]曾以很不寻常的方式将非凡的理智力与一种坚定的执信结合在一起；他为循道宗确立了高水平的理智标准，但是，他的美国信徒对维系这些标准一点兴趣也没有。虽然毫无疑问，恰恰是福音派精神的本性让福音派的信仰复兴带有了反智倾向，然而，正是美国的条件为福音派的反智冲动提供了特殊的无拘无束的环境。[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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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和美国循道宗的首任组织者弗兰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都是巡回布道师，他们之所以投身巡回之中，并非出于便利，而是宗旨使然。他们相信，居所固定的神职者（定居于许多英式的牧师宅区）会渐渐消亡，不再能控制会众，相反，巡回者能为宗教带来新生。在美国的土壤中，巡回这一做法是具有优势的策略，它让循道宗特别善于争取到流动中的美国人，使之重归基督教。早期的美国循道宗的保障和骄傲就是这些著名的巡回布道师，他们用流动、灵活、勇气、刻苦和奉献创造出了他们在牧师的训练或尊贵中得不到的东西。这些巡回者恰恰自豪于他们在向民众传播福音时付出的辛劳和牺牲。虽然收入微薄、工作超负，但他们依然风雨无阻，在残酷的旅行条件中进行传道。（在异常凶猛的暴风雨时，就有常言说：“今晚只有乌鸦和循道宗布道师还在外面。”）他们的艰苦足以证明他们的真诚，[236]而他们成功地让脱离教会的人重返教会，这样的成就也非比寻常。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自阿斯伯里到来四年后的1775至1855年，美国循道宗从一个三千会员的小宗派发展成了一百五十万会员的最大的新教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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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把高格调的教派中更有教养的牧师说成如何，巡回牧师很清楚一点，他们自己的做事方式才是有效的。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粗朴的宗教实用主义，它只具有一个核心原则，即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迅速、广泛地拯救灵魂。为了这个目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具备的精致的神学工具，不仅是毫无必要的装饰，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严重的阻碍；巡回布道师的知识量和思想是有限的，但为了证明这一点没什么不对，他们只需要举出自己能够劝人皈依、成绩显著就行了。这种证明之词，很可能让人无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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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宗领袖，就像他们的批评者通常注意到的那样，很清楚自己在发动穷人和没有教育背景的人，而且想要利用这些人。比如弗兰西斯·阿斯伯里，他因为耶鲁学生“斯斯文文”就感到不悦，甚至还觉得贵格会也太过“体面”——“啊，这个词里有一股死气”。[237]在美国，大体来说，循道宗信徒轻易就能在劝人皈依的竞赛中战胜其他教派。当然，有一点很重要：对他们来说，新英格兰的土壤却格外坚硬，他们难以在这里取得进展，因为这里的民众生活稳定，多少要更熟悉有教养的牧师的种种标准。尽管如此，就算在这片地区，循道宗也在19世纪初开始渗入宗教生活之中。首先，他们高举大旗，其方式令人想起了新英格兰觉醒运动：“我们总是迫切地想要维系活着的牧师，而不是有知识的牧师。”[238]当新英格兰循道宗领袖杰西·李（Jesse Lee）被人质疑自己的教育水平时（与知识型神职者竞争的循道宗人士对这样的经历司空见惯），他简简单单地回答说：他受过的教育足以让他走遍全国。[239]不久，新英格兰就检验了循道宗信徒的适应力，他们没有一点问题。他们适应了体面、文雅和教养，而这也预示了后来在其他地方的适应过程——但相对这里来说，都没有那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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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康涅狄格州诺维奇的循道宗信徒为例，1800年，一本小册子的作者把他们形容为“最虚弱、最文盲、最无知、最卑劣的人”。[240]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不同了，一位公理宗教徒曾回忆里奇菲尔德附近的循道宗教会出现的种种转变，他的话很有普遍性，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地方。[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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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开始，社会弃儿让它不断壮大——但是如今，它的民众也跟镇上其他宗教社团一样，体面了起来。他们不再选择去谷仓、校舍、偏僻之处做礼拜，他们不再瘦弱、一张长脸、头发松散蓬乱；他们不再爱用错误的语法、低级的俗语，布道时也不会顺口发出鼻音了……布道师有文化、文雅、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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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循道宗沿边疆至南方在这个国家蔓延，在对教育业绩要求较低的环境里，它原初对体面人士、有教养者和建制派的反抗重又出现，而成功的反抗再一次迫使循道宗与文质彬彬的入侵势力展开较量。在管理分散的教会中，它的每个地方组织都可以较为自由地确立自己的个性，但在循道宗这样强势、集权的教派里，与教会文雅之气的斗争则成了总体趋势。通过一份循道宗高知的刊物《循道宗杂志和季刊评论》（The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及其接续者（1841年之后名为《循道宗季刊评论》），我们可以追寻到态度的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初，很显然，循道宗信徒一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成了建制宗教团体攻击的对象；支持巡回者所代表的布道方式的人与想要改革的平信徒和有文化的布道师，这两派的分歧让循道宗信徒躁动不安。[242]1834年，牧师大人拉·罗伊·桑德兰[243]的一篇文章让争议变得尖锐化。他的文章要求所有循道宗布道师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其目的事实上是要削弱巡回牧师。他很激昂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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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道宗教会的任何教内部门里，它有什么习惯或做法能让人们得出：在一个人有资格成为福音布道师之前，任何一种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呢？没有。它的许多习惯不正是最直接地给人留下了教育毫无必要的印象吗？在我们……不断举行的每次会议活动中，我们不都是说什么：一个人有天赋、恩典和正常的理解力，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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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旧派代表回答了桑德兰，他说，那些要求系统神学教育的人都错了，他们把布道“看成了‘生意’、行业，看成了需要相似‘训练’的世俗专业，比如‘法学和医学’”。现有的牧师事实上并不无知；说他们无知仅仅是在“肯定我们所有敌人说过的话罢了”。循道宗的信徒难道没有办他们自己的学校、学院，乃至大学吗？“我们所有的青年如今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就可以避免让腐败、叛道的教师危及他们的道德，避免让自己乃至让循道宗精神受到教授或大学校长的嘲笑。”[244]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份刊物折射出了改革者对守旧派的胜利，因为它很少再刊登怀念巡回牧师的文字，尽管长期以来，它经常发表的内容都以这方面为主；更多的文章都涉及了普遍带有理智旨趣的、神学的基本主题和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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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30到40年代，循道宗教会都处于重要的变革中，它感受着阵痛。对体面的渴望战胜了前几代人留下的巡回式——福音派式的、反智主义的遗产，从而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外，针对平信徒和牧师的教育政策也成了焦点问题。早期循道宗信徒在教育方面付出的努力从整体上来说令人痛惜。[245]在最初阶段，教会投入教育的力量之所以受到阻碍，既是因为人少，也是因为下至底层平信徒、上至阿斯伯里似乎普遍对此不感兴趣。[246]无论如何，大多数循道宗平信徒并没有财力去充分接受普通教育，而对于牧师来说，神学教育看起来是在浪费时间，因为牧师的工作就是为简单的民众传播简单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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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早兴起的旧派，到后来因为缺乏支持而日渐衰落。与之相对，在阿斯伯里1816年去世后，一群主要来自新英格兰的、意志坚定的教育改革者影响了越来越多、思想开放的平信徒。他们的努力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取得了成果；循道宗信徒也开始资助若干学校和几所相当不错的小型学院。自康涅狄格的卫斯理学院于1831年成立之后，很多学院相继建立，其中最突出的是：狄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1833年从长老派那里接管）、阿勒格尼学院（1833年）、印第安纳阿斯伯里学院（1833年建立，之后改为德堡大学）和俄亥俄卫斯理学院（1842年）。从1835至1860年，循道宗教会开办了两百多所学校和学院。但和过去一样，许多学校都仅仅在苦苦支撑和维系。有一点毫无疑问，循道宗的普遍教育观基本上是工具性的——但是，这也代表了一种进步，毕竟按照过去的看法，知识对于宗教连工具的价值也没有。某些牧师领袖渴望成为更有教养的神职者，他们也更加需要维护自己的神学立场，抵御越来越狡猾的批评者，[247]最终，这些驱散了循道宗对知识型牧师的怀疑。但神学院还是可疑的，因为它是异端之源；所以，最初的两所循道宗神学院在建立的时候，都冠名为“《圣经》研究所”（Biblical Institutes）。此外，领导阶层都来自新英格兰——在这里，循道宗的势力不是最强，人数不是最多，但他们的教育标准在与其他派别竞争时最为强劲。[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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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学校、学院、神学院、期刊为工具的新兴循道宗教会，保守派从未与它们握手言和。最著名的巡回牧师彼得·卡特赖特在他1856年撰写的自传中全面、直率地陈述了旧式福音派的牧师观。这段文字篇幅虽长，但值得引用，它充分而且具体地展现了反智主义的立场。[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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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如果卫斯理先生在从事他那个时代的光荣事业之前，不得不等待一伙有文化、受过神学训练的布道师，那么在今天，循道宗还会跟卫斯理有关系吗？……如果阿斯伯里主教也等待着这伙上等的、有文化的布道师，那么背信叛道就会从这头到那头席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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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以及其他加尔文主义分支的新教教会一向都争夺受过充分教育的牧师，争夺教堂听众、器乐，争夺专属会众的或有固定薪水的牧师。循道宗则完全反对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当循道宗的文盲布道师纷纷点着自己的火柴时，他们就点燃了世界（最起码点燃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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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低估教育，但事实上，我看到过很多受过充分教育的布道师，他们让我不由得想起长在桃树阴影下的莴苣，或是劈着腿蹚过露水的小鹅，我克制着自己，以免恶心和难受。这种受过充分教育的牧师团和神学训练，不用再尝试了。其他教派早就试过，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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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担心我们挚爱的循道宗。众多学院、大学、神学院、学校；众多行政部门和编辑岗位，在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我们最优秀、最有本事的布道师；你们把牧师圈在一个地方，让他们变得世俗；你们告别了巡回布道；如果没有巡回布道，我们就沦为了公理宗，恰恰停留在了其他所有教派一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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