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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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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蛮不讲理的怒气越来越强烈。因为针对正统的挑战变得太过强大，它渗透进了太多社会权力和社会声望集中的地方，以至于难以轻视。也许之前，基要主义者偶尔才会陷入苦恼，无非总有人怀疑是否有他们的信仰就足够了，但如今，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受到质疑。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论：“极端正统派就是这样狂躁地表明，怀疑论的毒药流进了教会的灵魂；因为，当人的稳定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就会极为猛烈地坚持自己确定的事情。疯狂地主张正统，是一种打消疑虑的方法。”[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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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觉得在争论中难以应答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那么就用纯粹的修辞暴力来疯狂地压制它们；而最后，还企图镇压和恐吓，这样的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反进化论运动中达到了极致。在这十年间，桑迪在一篇布道辞中声称，时候已到，“美国不再是一个让异端生存的国家了”。[308]但是很不幸，基要主义者以前就当过异端；他们没有力量恐吓和压制自己的批评者；他们漂浮在历史的退潮中。甚至在大的福音派教派中，他们也失去了大部分控制力。至少南方的大多数循道宗和浸礼宗信徒都接受了宗教自由主义。许多基要主义者，当难以支配福音派的主要力量时，都开始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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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新教“文化斗争”[309]最集中的十年。广告、广播、大众期刊、国民教育的发展都让旧式的心态与新潮的心态展开了直接而且不可避免的冲突。此时，旧式的乡村和小城镇的美国面临着现代生活的入侵，四面楚歌，他们坚决抵抗世界主义、天主教、怀疑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实验主义。通过三K党活动、坚决维护禁酒令、斯科普斯进化论审判以及1928年反阿尔·史密斯[310]运动，旧式美国徒劳无功地企图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唯一的胜利也就是史密斯败选；甚至这场胜利也因为史密斯成功将民主党重塑为城市性和世界性的力量而黯然失色，史密斯的成功也为后来民主党获胜[311]奠定了基础。[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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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痛苦呐喊中，我们能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它意识到：旧式的美国一去不复返；我们也能听到有人控诉说：正是知识分子企图杀死它。1926年，三K党的“巫师帝”海勒姆·W.埃文斯[313]写过一篇煽动性的文章，谈到了三K党的目的，他把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描述为“旧式先驱族的美国大众”与“理智上的杂种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他抱怨说，“北欧日耳曼血统的（Nordic）美国人”，他们的一切道德和宗教价值都被入侵这个国家的种族破坏了；他们受到了自由知识分子公然的嘲笑。埃文斯写道：[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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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场平民的运动，在文化、思想支持和领导层的训练上非常薄弱。我们要求，而且希望成功将权力返还到平凡、文化不高、不过分理智化、纯真无瑕、保留美国风格、属于古老一族的平民之手。我们的成员和领导全是这一阶层——它几乎自动地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对立，这些人掌握领导权、背叛美国精神，我们盼着从他们手中夺取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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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薄弱之处。它让我们很容易遭到“乡巴佬”、“土包子”、“二手福特司机”这样的指责。我们承认这一点。更糟的是，我们很难表达我们的理由，很难以最为有效的方式支持我们的运动，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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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平民运动都恰恰面临着这个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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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情感和本能，而非冷漠的理智；三K党相信，这一点并非薄弱之处。所有行动都源自情感，而非源自推理。所有行动都以我们的情感和本能为基础，这两者已经孕育在我们之中几千年了；在理性占据人的头脑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存在……它们是我们美国文明的基础，甚至在这一点上比我们伟大的历史文件还重要；没有自然本性的知识分子，他的金发的推理得不到信任时，情感和本能却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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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得不着边际，语气还极端。但困难在于，除了这种极端的行动手段，别无他法。关于这一点，三K党卑劣的历史有着生动的描述。基要主义者的恐慌也是如此。有位佐治亚州州议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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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圣经》。它教你怎么行动。读读赞美诗。那里面写的诗歌最美。读读历书。它告你怎么看天气。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书必须一读了，因此，我反对所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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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州议员没什么名气，很难引人注意；但是，对于一位三次参选总统的国务卿，我们就不能这样认为了。此人就是布莱恩[315]，1924年，他在一次对安息日复临派[316]信徒的演讲中声称：“美国遭受的一切不幸都源自教授进化论。最好只保留《创世记》前三句[317]，把写成的其他每本书都毁掉。”[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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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反进化论教育的运动中，基要主义思潮达到了顶点；而正是在斯科普斯审判中，它发起了最为坚决的斗争。这场审判把基要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思想对垒中的所有关键问题完美地渲染了出来。“进化论在公立高中是否有一席之地”的争议成为焦点，这证明了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从精英意识的层次中降了下来，成了大众经验的一部分。之前在学院和大学里，曾出现过一场围绕教育中的进化论展开的斗争。在1860年之后的三十年间，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神职者试图阻挡达尔文主义浪潮。但是在学院和大学，斗争发生在精英阶层，而反进化论者遭受的失利并未伤及基要主义者的命脉。毕竟，真正的信仰者里，很少有人上大学，而其中能上大学的也可以寻找死水一潭的学校，因为那里永葆纯洁，不受《物种起源》的侵染。但是，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进化论教育走下教育阶梯，影响了高中，而高中也开始接触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五年，高中的数量翻了一倍还要多；战后则继续迅速增长。高中文凭显然成了大多数美国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环节——如果他们准备争取成功，他们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能达到这个水平。此时，那些虔诚、有志的美国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应该上高中；他们也明白，这些孩子肯定会在那里受到进化论的威胁。约翰·T.斯科普斯之所以在田纳西受到审判，正是因为使用了乔治·亨特的《大众生物学》作为教材。但在1919年，这本书就已经被国家教材委员会认可；而1909年，它就在美国学校中使用；当它被发现是危险品时，这已经是十五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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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田纳西以及其他地方的基要主义者来说，努力杜绝教授进化论也就意味着，从进化论者、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的破坏中将儿童的宗教拯救出来——当然，也是拯救所有家庭的虔敬。[319]如果基要主义者应该得到同情——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那么肯定是在这一点上。只要人们明白，他们把这场斗争视为（而且一直视为）维护家园和家庭之举，那么他们的诸多凶恶之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属于原始浸礼宗[320]的田纳西州立法委员约翰·华盛顿·巴特勒就是如此。他在该州制定了反进化论教育的法律，正是因为他听说州里的一位年轻女性上了大学，回来就成了进化论者。这让他担心自己的五个孩子会面临何等处境。最终，这促使他在1925年将自己的愿望成功地制定成该州的法律。在就巴特勒的提案争论时，一位田纳西州参议员疾呼：“为了上帝，救救孩子！”当克拉伦斯·达罗[321]在斯科普斯审判上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比他的父母更明智”时，他就引发了让基要主义者极为恐慌的危险。如果更明智意味着希望孩子们抛弃父母的观念，废弃父母的方式，那么这是他们断不想要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审判时说：“为什么啊，我的朋友，倘若他们信了［进化论］，他们回去就会嘲笑父母的宗教。他们的父母有权利说：自己掏钱给老师，不是让老师抢走孩子们对上帝的信仰，把他们变成心存怀疑，不信上帝，相信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人，然后再送回家。”在审判开始前，他宣称：“我们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护父母拥有的捍卫孩子宗教的权利……”[322]在布莱恩及其追随者看来，达罗显然妄图分裂宗教和家庭的忠诚。有个田纳西人就在达罗面前挥着拳头说：“该死的家伙，你不要怀疑我妈妈的《圣经》。你敢这么做，我就撕烂了你。”[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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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布莱恩来领导全国反进化论运动，理所应当，再合适不过了。身为平信徒，他把体现民众恪敬先辈的两个主要方面——福音派信仰和民粹式民主——在自己身上结合了起来。在他的思想中，信仰和民主交会在一起成为普遍的反智主义式的原则。一边是民众的声音和内心的真理；另一边是知识分子，一小撮沉迷于错误的科学和机械性的理性主义的嚣张的精英——他从不同的角度把他们描绘为“科学界的苏维埃”和“不负责任的、自诩为‘知识分子’的寡头”。[324]他指出，宗教并不专属于精英：“基督教的目标是面向所有人，不是仅仅为了所谓的‘思想家’。”机械性的心智需要内心来引导自己。心智既能为社会谋利，也能策划犯罪。“崇拜心智是今日知识分子界的大罪。”只有内心——是宗教的领域——能为心智思考的事情提供准则，使之笃行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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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民粹式民主与旧式宗教的结合。既然内心的事务就是普通人的事务，既然在这样的事情上，普通人的直觉跟知识分子的直觉一样出色——肯定还更出色——那么他在宗教之事上的判断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布莱恩相信，凡是在宗教和科学看起来出现冲突的地方，起决定作用的是公众，而不是“那些用文凭和大学学位来衡量人的人”。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论，“上帝宝座前，人人终将平等”这样的宗教教理，在布莱恩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转变为如下观念：在田纳西的投票箱前，人人都是优秀的生物学家。布莱恩确实曾提议，把进化论问题交由基督徒投票表决；这个议题变成了大多数人的权利问题。[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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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信任基督徒对于《圣经》之意的判断，那么［可以相信］，《圣经》就是谴责进化论的，它既谴责唯物主义进化论，也谴责有神论的进化论。在承认《圣经》是圣言的人中，相信进化论假设适用于人类的人，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除非有某种规则，一小撮人能借助它，强行用自己的观点替换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否则，进化论就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它违反了上帝显明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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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莱恩的脑子中，学校教授进化论这个问题对大众民主构成了挑战。“如果不允许正统基督徒教授对《圣经》的正统阐释，那么进化论者——相对来说，在人口中占的百分比还很少——又有什么权利用公费来教授所谓的对《圣经》的科学阐释呢？”无论如何，布莱恩都不相信进化论者的科学是合理的；但即便如此，他说，这些人都无视“政治科学”，按照这门科学，“权利是由多数人决定的”，除非少数人的权利受到了宪法保护。阻止少数人在公立学校教授他们的理论，这是为了不损害多数人的权利。“他们教的东西，父母和纳税人都不想让他们教，所以他们无权索取报酬。掌管学校的是签支票的手。”基督徒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学院，在里面教授基督教。“为什么不应该要求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设立自己的学校，在里面教授他们的理论呢？”[326]所以，倘若布莱恩按他的想法去做，那么公立学校就会彻底禁止进化论生物学，现代科学教育也就只能出现在数量稀少的世俗论派的私立学校中了。这对于美国教育来说可是一场灾难。但是，布莱恩觉得合理的教育与正统信仰之间并无矛盾，故而，当必须做出选择时，他清楚自己的选项是什么。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宗教就是没有舵手的船。“如果宗教和教育，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个，那我们应该放弃教育。”[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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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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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进化论争议对于东部地区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久远得就像荷马时期的事情一样；正反双方通常都采取礼让迁就的态度。但是在美国其他地方，在其他圈子里，这种争议还在继续。几年前，斯科普斯审判改编成了戏剧《承受清风》[328]，这出戏在百老汇上演时，看着不像是激动人心地为思想自由呐喊，倒更像是古怪的历史剧。但是，当巡回剧团在蒙大拿的一个小镇演出这部戏剧时，就在影射布莱恩的那个戏剧人物的某次演说当中，一位听众站了起来，高喊“阿门！”如今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比学校里的基要主义者还要可怕的妖魔；但是，如果人们想不到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多么恐惧，那想象力就真是太匮乏了。也许当时的局面还不像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运动期间那样危急，但是让人压抑的危险感是实打实的。如果想重新体会那时的知识分子真实的恐慌感，我们只需要读读梅纳德·希普利（Maynard Shipley）在当时对反进化论运动做的调查《现代科学之战》就够了。斯科普斯审判就像三十年后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一样，让恐慌感成为紧要问题，并且将之彻底打消，一扫而空。在审判结束之后，可以更明显地看到，反进化论运动得到了遏制，知识分子以前的担忧未免太过。但是在审判之前，这场运动在许多州，包括南方以外的几个州，都势头不小。在南方，W.J.卡什曾有亲身观察，他评论说，就像三K党一样，这是名副其实的民间运动，它“积极地支持和同情广大的南方民众”，它不仅出现在大众之中，也出现在有影响的平信徒和神职领袖里。[329]就算高知身处更安全的知识中心，对自己没什么可担忧的，但他们也有理由担心美国的中等教育体系会遭到破坏。而他们又完全不能随心所欲地保护它。直到今日，大多数中学的生物学课本的用语还受到监视，在许多地方，进化论的内容只能间接地教授。就在几年前，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民意测验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同意“人是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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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争议和斯科普斯审判都极大地加快了反智主义的节奏。知识分子和专家被广大公众的领袖斥为敌人，这在20世纪还是头一次。当然，好战的基要主义者在美国是少数派，但他们是举足轻重的少数派。他们的敌意明显反映出了大多数人的感受，虽然这些人不愿参加他们的反动运动，但也和他们一样担心时代的发展趋势；他们担心世界主义的心态，担心批判性的理智，担心道德和文学中的实验主义。[331]布莱恩对“专家”的全力讨伐意味着双方分道扬镳。尽管情况并非一向如此，早在进步时代，知识分子就认为自己在根本上与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愿望相和谐，但是现在，再一次明显的是，这种和谐既非前定，也一直没有保证。广大信仰宗教的公众越是在精神上热诚，就越是激烈地与知识分子的观点背道而驰。对于基要主义者，我们要正确地记住一点：在关键的竞争中吃了败仗，这并不会让他们认输或彻底消失。虽然他们闷闷不乐地退出，但其中有些人还在寻找别的能够让他们轻易攻击现代主义者的领域。在宗教争议中，他们不可能再让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黯然失色，但他们可以找到其他地方，在那里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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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中的种种事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安慰。由于绝大多数福音派信徒在政治上都是自由派或左倾，所以基要主义者在神学上已经与大的福音派教会的主流疏离，这又给他们带来了第二重压力。[332]但是，平信徒与神职人员并非步调一致，许多保守的平信徒都觉得，新的社会——福音运动的发展已经产生出了一个新兴的“教士阶层”（按照右翼神职者的叫法），它与自己会团中的许多人的情感并不和谐。他们不断强烈的疏离感和无力感促使众多虽然规模缩小，但在数量上不可忽视的基要主义者成为狂热的反对新政的右翼阶层。“十字架”的基要主义现在又补充进了“国旗”的基要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基要主义就成为美国政治中极右翼的重要组成，极右翼的思想模式通常都表现出与基要主义的密切的渊源关系。[333]政治基要主义中的这股趋势的代言人让进化论争议中的民间反智主义保持着生命力。代言人中的一位领袖曾宣称：“我不懂政治科学，从学院派的角度说，我不是这方面的权威。我不熟悉欧洲的那些艺术杰作，但今天晚上，我可以说：我懂的是美国人民的心。”接着，他还声讨了背叛他们的人：“20世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给国家宣传的都是什么一时一变的政治和宗教态度，标准低劣的伦理学和杂种式的道德，影响力可是不小。”另一位则用最简单的话重复了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本土观点：“我们要从这些城里的骗子手中夺回这个政府，把它交还给那些一直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相信‘天堂有上帝’、相信‘《圣经》是圣言’的人民。”[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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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试图细致地追寻萧条及其之后时期的激进右派与20世纪20年代的基要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但在激进右派的领袖中，这种联系还是有迹可循。许多右翼团体的领导都是布道师，或曾经担任布道师，或是布道师的儿子，他们受过严格的教育。有些人在三十五岁左右时曾与比利·桑迪有交往，后来转变为右翼的或接近法西斯的煽动家。比如堪萨斯的杰拉德·温罗德（Gerald Winrod），他是当代最著名的右翼鼓吹者，他的煽动事业正是始于参加反进化论运动。另一位是杰拉德·L.K.史密斯，他的父亲是牧师，他是基督门徒教会[335]的布道师。还有后来的J.弗兰克·诺里斯，南浸礼会布道师，曾经在得克萨斯州反进化论运动中战斗在第一线，后来成了最为复杂而有争议的右翼弥赛亚之一。还有卡尔·麦金泰尔（Carl McIntire），他是当时反现代主义的右派的主要组织者，原来是高知型的基要主义者J.格雷欣·梅琴的门徒。[336]还有最近出现的约翰·伯奇协会和种种“基督教十字军”，都代表了右翼的死灰复燃，他们让大部分右派的基要主义倾向体现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运动一直由布道师或曾经担任布道师的人领导。极右翼的文献也表明了两者在风格上有着重要的连续性——这表明了基要主义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好战的国家主义的模式（杰拉德·L.K.史密斯正是合理地意识到了这种连续性，所以给自己的文章题名为《十字架与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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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有政治意识的基要主义者朝向极右立场的不仅仅是机会主义念头。与其他人一样，基要主义者也乐意认为自己具有综合的世界观；当宗教与政治上的反感联合在一起，他们的心灵就会得到满足。他们培养出了一种天赋，可以将看似毫不相干的种种仇恨综合在一起，使得它们彼此增强。例如，我们时代的基要主义者曾把自己的宗教情感与冷战结合在一起，而20世纪20年代的基要主义者也恰恰按照这种方式，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问题，响应残余的反德情绪。当时，反对现代主义的种种逻辑中，极为常见的一个就是：《圣经》的高级考证从德国学术中得到了最强劲的动力；由此，他们可以在德国人的毫无道德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暴行史有可能揭示出这一点）与《圣经》考证破坏道德的后果之间捏造出一种关系。这种理由曾被人以不同的熟练程度主张过，也许比利·桑迪的说法最直接、最通俗：“1895年，德皇在波茨坦宫召见群臣，他勾画了自己统治世界的计划。有人跟他说德国百姓不会支持，不会同意，因为这不符合马丁·路德的教义。德皇叫道，‘那样的话，我们就把德国的宗教改头换面’；于是，高级考证就出现了。”[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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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那种普遍偏见的思想似乎是存在的。而且，对政治不宽容和种族偏见的研究已经表明：将政治仇恨和种族仇恨联合在一起的种种重要因素中，就有狂热的礼拜活动和严格的宗教信仰。[338]正是这种思想的存在，让“百分百分子”有了出现的舞台，它也决定了现代右翼与基要主义者在风格上有所相似。持续不断的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反动斗争导致了冷战的形势，培养了好战的精神，事实上，正是这两者让基要主义思想起死回生。与我们世界的所有事情一样，基要主义在本质上也是相当世俗化的；这种世俗过程产生了一种伪政治心态，只有将之放在信仰复兴派布道师和野营布道会的背景之中，方能充分理解它的思维方式。由于基要主义思想在道德和审查领域中，在进化论和禁酒问题上败下阵来，所以它有过痛苦的经历；在这个世界上，规模庞大、有头有脸的大众传媒伤害着或无视着它的情感，于是，它发现自己越来越沉沦。在崇尚实验、“精密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它被挤到了一边，变成了笑柄；我们时代的大部分宗教“复兴”都是斯斯文文，说话柔和，故而这种复兴方式不可能满足旧式的基要主义的狂热。但是在政治上，当代世俗化的基要主义找到了全新的力量，掌握了新型的惩罚权。战后时期的政治气氛赋予了基要主义若干强大的、并肩于“百分百分子”的新同盟，如：（1）富人，有些富人始终奉行基要主义式的教育；他们为所得税感到头疼；他们也一直积极反对新政的社会改革；（2）孤立主义群体和好战的国家主义者；（3）天主教基要主义者，他们破天荒地与迫害过他们的人在“无神的共产主义”问题上沆瀣一气；（4）南方的反动分子，因废除种族隔离之争而在最近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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