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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亚当斯是旧派的化身，那么安德鲁·杰克逊就是新派的象征。两人在19世纪20年代政局中的对立体现出了美国曾经所是，以及将来会成为的样子。美国人头也不回地背离了欧洲的历史，他们认为“堕落的”欧洲比“天然的”美国更野蛮；他们担心自己先进的文明会“矫揉造作”，让自己与大自然疏远。杰克逊的拥趸就称赞他是自然之人的自然智慧的代表。他的才干尤其在于担任国家领袖，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383]，战胜了有文化的“野蛮”英军，他能让人安心，因为他可以维系本土活力，保持住本土风格。据当时人说，杰克逊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这恰恰是他的幸运之处，因为正式训练会损害“理解的活力和原创性”。在这方面，行动者“在大自然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他“毫无矫揉造作”；值得庆幸的是，他“逃脱了学校里的训练和逻辑论辩”；他的“判断明晰，因为没有学院派空想的思辨”；他“出奇地具备心灵的原始力量；具备实践性的常识；拥有判断力和分辨力，就所有实用目的而言，这比智者学得的知识更有价值”；他的心灵并不随着“三段论的缓慢思路”前行，它“独辟蹊径，不走分析的寻常路，也不迈着逻辑归纳的老步伐”，因为它拥有自然的直觉力，它能“有闪电之光相随”，前行中“照亮自己的路途”。[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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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从事教师职业注定毫无一用的乔治·班克罗夫特，曾经为杰克逊没上过学的心灵大唱赞歌：[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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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啊，这位来自西部的白丁，荒野哺育的孩子，隐庐的农夫，他读书不多，不靠科学就继承了过去的传统，被人民的意志推举到荣誉的极点，推举到共和国自由文明的中心……他追求的政策会是什么呢？他从林莽中带来的智慧又是什么？从他内心获得的神谕中，他会推测出什么样的义务准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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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始主义英雄，他的智慧直接来自林莽；与之相反，亚当斯就矫揉造作，因为他的经验都得自外国法庭[386]和他完备的教育。甚至在1824年，当亚当斯赢下了奇特的四人竞选[387]后，杰克逊反倒是当时最得民心的候选人；而当杰克逊将军四年后反过来挑战亚当斯时，结果无可置疑。两派的这场战斗毫无道德可言，有人曾描绘斗争的双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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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写能文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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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打能斗的安德鲁·杰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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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局面中，除了新英格兰之外，亚当斯在全国各个地区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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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的喉舌在攻击亚当斯时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亚当斯任性放纵，一副贵族派头，生活奢靡。在这方面最为关键的是，他的学问和政治训练非但没有被他们算作能起到弥补作用的美德，相反，它们都被当成了新的劣性。一群杰克逊的支持者就宣称：亚当斯理智方面的成就并不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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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博学，我们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他的智慧，恕我们要质疑一下了……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喜欢的是家常的道理：那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就欣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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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去知晓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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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玄妙的事情，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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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摆在吾人面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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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头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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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杰克逊将军就拥有这样的智慧，达到了杰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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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杰克逊党徒，在谈到这两位竞选者过去的成绩时说：“杰克逊立法，亚当斯照搬。”[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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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对亚当斯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如果说，摆在选民面前的问题基本上就是选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故而这场胜利就是行动派战胜了智识者，那么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但是，按照竞选双方互相塑造的候选人的公众形象来看，贵族制与华而不实的智识恰是一双，民主制与原始的直觉、行动力正是一对。[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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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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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克逊派极力煽动平等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但是，这两种情绪并未被杰克逊派垄断。不只是杰克逊主义才是平等主义——整个国家都是如此。竞争的两党制确保了哪一方都不会长久地带给选民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因为这样的影响手段可以复制。无论在1828年，杰克逊支持者的招数让其对手有多么惊慌失措，后者终究会吞下对民主党修辞的厌恶，转而学着使用，这只是时间问题。没能力玩或不愿意玩这种游戏的党派领袖都会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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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家——运河、银行、收费公路、制造业的承办商——有联系的党派组织者，他们面对的一个永久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与民众打成一片，发现并利用各种稳妥而得民心的议题，同时又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能与普通民众密切联系，但又能在政治管理和商业企业的世界行动自如、发挥智力功能的人，他就高胜一筹。[392]亨利·克莱如此天赋异禀，而他也具备了人民英雄该有的诸多品质；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他在国家舞台上待得太久，由于他的观点太为人熟知，而且与名声败坏的亚当斯关系也太近，故而克莱变得一文不值。在这一新党[393]的大佬中，能充分把握该问题的最著名人物就是瑟洛·韦德。他曾靠激烈的反共济会的平等主义激情脱颖而出，并成为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最为重要的党组织者之一。但是，尽管反杰克逊派在1828年得到了教训，却并未能找到一个带领他们走上正轨的人物，直到脱离杰克逊阵营的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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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是边疆住民、猎人、战士、贫穷的西部寮屋族的代言人，他是美国重要的民间象征；他的自传也是美国边疆幽默（frontier humor）的经典之作。克罗克特并未因财富或教育的缺乏而感到困窘，他凭借着自己的魅力跻身政界。在克罗克特大约三十岁，刚刚来到田纳西沙洲溪（Shoal Creek）的小定居点时，他就受雇为治安官，很快又被选为该地区自组民兵团上校，之后，又被派往了州议会。1826年，偶然间有人建议他竞选众议员，他于是就去参选，成功选上，同时还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自此，田纳西就拥有了一位这样的国会众议员：他能“蹚过密西西比河，背负汽船，披荆斩棘”，尽管天真单纯，但他在国会中毫无畏惧，侃侃而谈，因为他能“驾驭国会中的任何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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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的自豪之处就在于，他代表了本土的原始风格和自然直觉。在1834年出版的自传中，克罗克特炫耀自己在田纳西法院颁布的种种决定，而那时，“他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判决让人毫无上诉的可能；假如有，他们也会像蜡一样牢牢粘住，因为我的决定立足于普遍的正义原则和人际间的诚实，它依赖于自然天赋的感觉，而非依赖于通过学习来引导我的法律；我这辈子连一页法典也没读过。”[394]克罗克特对常识的充分性怀有淳朴的信心，他的法律决定也许能证明这种信心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还不满足于此：经过考虑之后，他对知识领域采取了轻视的态度。在国会生涯的某个阶段，克罗克特描述说：[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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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绅士邀请我去剑桥，那里有所挺大的学院，或者叫大学；他们给人们准备好了头衔或者绰号。我就没去，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会把法学博士（LL. D.）贴在我身上，要不然他们不会放我走；我不懂，为什么要把“美国国会众议员”的称号换成“懒洋洋、混日子的白痴”（lazy lounging dunce）[396]，我确信，我的选民很有可能会把我的新头衔翻译成这样。我知道，我没拿过任何学位，我也不靠学位，我脑子还是有一点点明智的；我不是什么样子，我就不会冒充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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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3—1814年克里克战争（Creek War）期间，克罗克特曾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当他首次参加国会时，他是田纳西杰克逊派的成员，同时也是贫穷的美国西部寮屋族的代表——克罗克特以前的生活状态就跟寮屋族非常相像。不久以后，他发现，自己对这两派的忠诚出现了冲突。一群由詹姆斯·K.波尔克领导的田纳西人试图让美国把西部的几片未被占用的土地让与田纳西州，作为捐赠，用于教育。在这个时候，教育的利益和赤贫阶层的利益很不幸地产生了矛盾。身为寮屋族代表的克罗克特自然会对波尔克的土地法案感到怀疑。之前，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得到的土地授权已经让克罗克特的某些选民无家可归。那么此时，克罗克特得出的结论是，既然这项建议会将一部分土地收益用于纳什维尔的学院，故而它也同样会伤及他人。他指出，建设种种学院的措施并未让他的选民得到补偿，因为选民都不能使用学院。他指出，如果“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平民的国家，如果必须建立一个大学毕业生有时候会笑话的穷光蛋学校——这样的学校非常方便，它能让我们的大孩子冬季去上学，我们的小孩子全年都可以去——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筹集来的浣熊皮或者什么小玩意就足够在学期末当作学费支付给教师，那么，我们就自认为是幸运的了”。[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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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在国会解释说，他并不反对教育，但是他指出，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捍卫他所代表的那群民众的利益，这些人“额头的汗水浸入了他们居住的土地”，而如今，“田纳西州的州议会，为了给富家子弟修建学校”，就夺走了他们“简陋的农舍”。[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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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复一遍，我全盘反对这项措施，并不是因为我是教育的敌人，而是因为教育方面的利益需要公平处理。这套学院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在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画上鸿沟——它将富家子弟和穷人子女分离开来。我的人民的孩子，一辈子都没见过学院里面是什么样，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测量员、学院、享有授权的土地所有者留给他们的东西本就不多，如果骗人的机器开动起来，连这些也剥夺走，那么可以说，我绝不会坐在这里保持沉默，就算是用低三下四的态度，我也要拒绝支持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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