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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辉格党的一幅标语说得再正确不过了，它宣布：“我们忍辱取胜”（WE STOOP TO CONQUER）。这帮受过良好教育、至今仍然挑剔苛刻、曾经反对男性公民选举权的人，此时，竟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而且赞同那些最为露骨、最无理性的竞选伎俩。在之前略为节制的时代里，当时的论辩所培养的杰出政治家，如今也跟某份报纸所说的“大卫·克罗克特路线”相处融洽，但在以前，他们有可能给予打压。有位内敛、文质彬彬的南方贵族，休·斯文顿·勒加雷（Hugh SwintonLegaré）就吞下厌恶，做起了巡回演说。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受到启发，他表示：虽然他运气不好，没有生在小木屋，但“我兄长和姐妹生在那里……我每年都要去看看小屋，我还把我孩子带过去，在他们住的地方，存在着坚忍和单纯的美德，他们会学着看重并且仿效这样的美德……”只要有人称他是贵族，那么这个人就“不仅是骗子，还是鬼胆小”，如果韦伯斯特碰到他，那人就得准备好干上一架。亨利·克莱曾从他个人的角度，私下里说，“国人诉诸情感和感情，而非诉诸理性和判断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这种迫不得已是实际状况，还是想当然，我都觉得难过”，但之后，他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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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阵营中一些敏锐的人也许会避免使用这场“小木屋、浓苹果酒”竞选中的修辞，但是，如果他们还想在政界待下去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下去。而在美国政界里作为一股势力的绅士，他们选择自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注视着令人沮丧的景象，他从这场嘈杂的选举中发现，“人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革”。[407]这个过程其实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亚当斯1829年被逐出白宫，就是辛酸的象征，而此时，变革已经完成。摩根·迪克斯（Morgan Dix）评论说：“为了直接煽动下层社会，就刺激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娱乐欲，用下流、粗俗的内容引诱他们支持，这样的做法看上去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从那时起，这种情形就发展开来，如今，一个人要是拥有好的出身，继承了‘绅士古老的显赫之名’，那这实际上算是劣势了。”[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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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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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醒的阶层继续退出政界，蓄奴制和地域仇恨引起的新一波热潮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就谈到了国会成员的“粗俗的举止”和身份的低微；假如他在19世纪50年代能回来一趟的话，他就会发现形势已经更为恶化。19世纪50年代，海军部长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给他的叔父这样写道：“你注意到没有，真是可悲，这个国家连一个值得我们骄傲而谈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了？……民众已经从脑子里彻底抹去了绅士这个观念，对他不做评价了！我们拥有的所有这样的人物，几乎都被赶下了政治舞台。”[409]1850年，弗兰西斯·鲍文（Francis Bowen）在《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发现，国会的参众两院都已然“变成了喧嚣、吵嚷的辩论会”。[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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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不可遏的威胁恐吓，声嘶力竭的虚张声势，取代了原本平静、庄严的辩论；国会大厦的大厅上演的场景，往往丑陋得还不如斗熊场；国会的名声变得不再令人称羡，它成了文明世界里最没用、最无序、最无效的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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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众议员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也表示赞同。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眼下的国会“弄了一帮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立法员……这里面充斥着飞黄腾达的批发商、走了大运的男佣、没有教区的牧师和巡回演说家，他们不仅没有智慧和知识，还毫无礼数，所以，我们没法指望能有什么好的法可立”。[411]到了1853年，国会又不得不立法禁止检举政府的众议员得到报偿，还禁止针对行贿受贿收罚金。[412]1859年，形势恶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此时，国会对于议长人选都几乎达不成共识。年轻的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那一年正好去华盛顿看望时任众议员的父亲。他后来回忆说：[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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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我记忆犹新。两个机构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众议院像一座国家的斗熊场；因为那是一个属于画风丑陋的边疆佬和包工头的时代，比现在尤甚。地域情绪高涨，种种恶习昭彰；威士忌，吐痰，博伊刀成了那时的风气。当时在国会中，也只能看到这样的“风气”。而主持国会的人是又穷又老的新泽西的潘宁顿，因为实在无人可选，就让他当了议长，他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无能到极点的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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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地位高的人很可能会颇有信心地将具备才华和声望的人招入帐下，由于他所团结的这些人，通常都在出身和财富方面并无优势，故而这种做法不可谓不民主。比如，1808年，总统杰斐逊就给杰出的律师兼散文家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写过一封信，沃特是移民之子，父亲只是客栈掌柜：[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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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此信的目的……是建议你加入国会。这是美国重要又权威的剧场；不论一个人有资格进入哪个部门或哪个机关，国会都是他的大门。凭借你的名望、才华和端正的思想，再用上必要的智慧，你就会立刻在众议院中成为这所国家机关的首脑；你很快就会得到这样的地位，之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考察军事、司法、外交或其他内政部门，你喜欢在哪里就一定能去哪里。你现在就是人们所说的我们国家的杰出才俊，可以保证，你这一生都可以从事最为光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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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去世后没几年，这封信里的那种信心满满的设想已经遥不可及。晋升的技巧出现了转变；那些能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跟公众打成一片的品质，比那些给同级或上级留下好印象的品质还要重要。从底层被推举上来的人，比由顶层选出的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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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事选拔标准的改变相对应的是行政制度的命运。美国行政事业的首要传统是由华盛顿代表联邦党人确立的，之后的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都萧规曹随，直到1829年。这是一条绅士治国的传统。[415]按照当时欧洲的行政标准，华盛顿对联邦机关人员的聘任条件一开始就设定得很高，尽管这带有党派性质。他要求能力，而且既强调公众声望，又看重被聘任者的正直人品；他希望，通过任命“那种我认为能给我们国家品质带来尊严和光彩的人”，这个新政府可以得到巩固。从一上来就能观察到，聘任人员的分布，都按照了地域这个与个人无关的原则，裙带关系被杜绝。虽然到了1792年，政治立场逐渐成为聘任人员的更重要的因素，但是，其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用华盛顿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的话说：这位第一任总统还聘用了“众多民主派和最激进的雅各宾党”。[416]当时，在招募行政人员上，影响最大的障碍是联邦政府的薪资水平不高，这是受了乡村舆论的控制；此外从一开始，行政岗位的威望就低，不足以带来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对于选入内阁任职的人也是如此。随着杰斐逊派取代了联邦党人，杰斐逊并没有仅仅出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地撤换行政职务，他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试图平息之前时期的政治狂热；联邦党官员中，最直率、最固执、最活跃的人遭到解雇，而相对更安静的那些保留住了自己的职位。尽管杰斐逊推行了“行政岗位基本上应该两党各半”这样的理念，但是，公务员的才干还是保持住了原有水平。旧时的正直和体面这样的标准依然盛行；尽管关于杰斐逊的“1800年改革”说法纷纭，但是它并未给行政运转带来变革。在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事选拔标准依然延续前例。[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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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在某些州，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使用党派庇护[418]成了常规做法。行政轮换的观念蔓延开来，无论是选任职位，还是聘任职位。19世纪20年代，随着普选的发展和平等主义情绪的高涨，为了党派目的，明目张胆使用庇护的做法，取代了旧式的行政传统。职位轮换被认为是标准的民主信条，而在杰克逊派看来，这非但没有可能造成行政人员的退化，相反它还是社会改革。杰克逊派将得到公职的机会视为开放社会里普通人能够获得的又一种机会。他们主张，岗位人员轮换会杜绝那种不民主、永远占有公职的阶层。轻易的解职，轻易的补缺，这都没有被当作行政上的缺陷，而是被视为民主的优点。在1829年12月杰克逊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以最具权威性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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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主张，即使正直的人品让腐败变得想象不到，但长期享有公职的人也会养成不利于公众利益的精神习惯。在长期任职的人中，“公职被视为一种财产，政府却被视为推动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创造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或早或晚，无论是因为彻底的腐败，还是因为“正确的观念和原则的颠覆”，政府都会背离它的正当目的，转而成为“一台牺牲多数人、支持少数人的引擎”。职位轮换会定期带来多少没有经验的生手，总统并不觉得这算什么问题。“所有公务员的职责都明白、简单——否则的话，职责就完成不了了——以至于，一个人只要有智力，就能很容易地履行职责”；公务员长期任职，虽然他的经验能带来好处，但得不偿失。在这一段，还有其他几段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杰克逊下定决心要让新人担任公职——这属于民主式机会的一部分——并且要打破公职是某种财产的观念。杰克逊认为，公职岗位轮换的思想是“共和国信条的主导原则”。[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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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争议出现了：虽然事实上，所有人都认为行政职位是一种财产，但是杰克逊派相信这样的财产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对待行政职务的方法完全相似于他们在经济事务上的反垄断立场。如果一个社会，它的能力和活力主要源自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的扩散，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可能具备更有潜力的智慧，尽管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杰克逊相信，政府的职责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能执行，但是，当政府的功能变得复杂之时，这种看法却又贬低专家和受过训练的人，认为他们在暗中作恶。[420]正如美国的选举以平常不过的必然性排挤掉了绅士，专家，甚至单纯有能力的人，也都因政党制度的要求和轮换制的信条，而被局限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教育和智识已然彻底疏远了起决策和管理作用的权力。智识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始终很不幸地依赖于绅士对教育和培训的重视，它与绅士的政治命运联系得始终都太过紧密。在19世纪的美国，这正是智识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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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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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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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美国行政部门的选任岗位和聘任岗位中，绅士都已经退化为边缘人物。他们基本上疏离了美国政界。一度，内战淹没了他们的不满。这场战争是搁置文化批判的重要危机之一。它是必须紧急处理的一项事业，一次干扰，一个任务。总体上，北方的显贵阶层都团结一致支持国家，他们并不考虑自己建议拯救的政治文化是否值得拯救。因为他们清楚，林肯让他们安心；他任命了很多知识分子和文人担任外交官——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约翰·毕格罗（John Bigelow）、乔治·威廉·库尔蒂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以及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这使他们颇为满意。如果美国的民主文化能创造出这样的人物，那么说到底，他们要对它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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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一结束，这套制度的失灵似乎只能用戏剧化来形容。尽管牺牲了成百上千的生命，战前一代人的政治失败得以拯救，但在南方重建[421]（Reconstruction）彻底破产时，有一点显而易见：除了拯救联邦这个最低的目标，人们什么也没有做到，什么也没有学到。那时，新一代企业家比老一代更加贪婪；政治也看起来沦陷在了挑唆斗争的煽动中，它将公共领域分配给了铁路大亨和关税欺诈。1856年时那个充满理想的共和党，已变为本杰明·F.巴特勒[422]和本·韦德[423]的政党，变成了格兰特政府的那群丑闻缠身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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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当1868年理查德·亨利·达纳[424]试图剥夺本杰明·F.巴特勒的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职位时，许多改革者就看到了局势的走向。两人的争端尖锐地展开：在海湾州，在这个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心脏和中心、属于显贵群体的道德与理智的源泉，这个阶层中的一员试图将那位在政界之中口无遮拦、愤世怀疑的突出代表赶出政治舞台。《纽约时报》认为，这是“当地的理智、清醒、反思者与这一社会的不智、鲁莽、狂躁、肆无忌惮的分子之间的斗争”。[425]它也是少数派与移民、工人组成的压倒性多数派之间的争斗，其特点在于，达纳使用的仍然是近乎传统笨拙风格的竞选技巧。[426]这场选举残酷地揭示出了达纳一派惨淡的前景；他得的选票连10%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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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的蒙羞只是一系列震动的开始。改革派的友人同样状况不佳。幽默十足的莫特利就被安德鲁·约翰逊剥夺了外交官职务；虽然格兰特重新起用了他，但后来，由于格兰特想用他来打击萨姆纳，故而再次将之抛弃。由于政治家们不喜欢法官埃比尼泽·R.霍尔（Ebenezer R. Hoar），因此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的提议被否决。[427]（西蒙·卡梅隆问道：“一个把七十位参议员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还能指望他做什么？”）担任专项税务员的大卫·A.威尔斯，尽管是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但因为他的自由贸易主张而被撤职。支持行政改革的领袖雅各·多尔森·考克斯，由于缺少总统的支持，被迫辞去了格兰特政府内政部长的职务。1870年，亨利·亚当斯解释了自己为何离开华盛顿去往哈佛教书，他写道：“我的所有朋友都已经或正处在被逐出政府的边缘，我将孤立无援，消息闭塞。”[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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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相信林肯和格兰特的共和党会带来一场改革的年轻人，如今不再抱什么幻想。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令人灰心丧气的美国；文人改革派成了美国奇特的异端，这些失意的贵族，他们的存在恰恰凸显出了教育和智识已经不再是政治和经济中的力量。这些文人改革派，他们的主要理念都针对行政部门；他们的首要议题就是行政改革；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是《国家》杂志的E.L.葛德金[429]；他们最为成功的政治英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430]。他们卓越的文学丰碑就是亨利·亚当斯[431]以艺术性的自怜为特色的杰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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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历史学家回顾了文人改革派，他认识到，这些改革者很少或完全没有触及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感到改革者的血液变得稀薄，他欢迎他们之中大胆、狂暴的人物，比如后来出现的约翰·杰伊·查普曼[432]。但是，这一阶层代表的是社会中大多数政治积极的知识分子；如果心智有地位的话，那么它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这些人的命运。他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当洛威尔请求葛德金在《国家》上抗议“共和党所谓的‘没脑子一样过得好’这个奇怪的看法”时，当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悲叹，甚至有点偏狭地发牢骚说，“在我看来，也只有《国家》、哈佛学院、耶鲁学院算是坚固的壁垒能阻挡现代的野蛮和粗俗的入侵”时，[433]他们要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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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改革型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全国性的，也代表不了所有民众。一般来说，文人改革派都生于东北部——主要在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尽管有少数人散居在北方佬和纽约人开拓的中西部。在道德和思想上，这些人都是新英格兰的继承者，而且大部分都是新英格兰人的后裔。他们奉行神体一位论和先验主义的哲学取向，履行清教主义的道德意图，承续自由土壤运动[434]的改革遗产，秉承新英格兰对教育和理智主义的敬畏，保持着北方佬对公共职务和行政改革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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