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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关于镀金时代改革者的语境中，我论述过理智性与风度同阴柔气的联系，这在1952年竞选里死灰复燃。竞选中，史蒂文森令人遗憾地受到了挫折。在两场世界大战中，他都以非军方的身份参与工作，因此，他抵不过艾森豪威尔担任将军的履历。倘若他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是拳手、猎人或士兵，或是橄榄球手（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也值得称道），或像哈里·杜鲁门一样是炮兵，或如肯尼迪是战斗英雄，那么，他与刚强的男性世界格格不入的印象就有可能减弱了。然而，他只不过是一位有常春藤联盟背景的绅士，他的生涯里，没什么事情能让他摆脱这段历史在美国心灵的黑暗角落里激起的负面效应。纽约的《每日新闻报》如此下作，竟叫他阿德蕾德，批评说，他嗓音“柔润”，话语“啼啭”。他的声音和措辞都成了质疑的对象——按其所说，“一茶盅的词”，让人想起了“温文尔雅的老处女，她难忘的是，自己曾在史密斯小姐的淑女学校朗诵得了A”。他的支持者呢？他们是“典型的袖口纹着花边的哈佛自由派”，“穿蕾丝裤的外交官”，“蓬巴杜头的哈巴狗”，他们在麦卡锡的控诉下号啕不已，“沉浸在透着香气的痛苦中”，时不时，还冲着指控中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吃吃傻笑”。史蒂文森的批评者动不动就说，政治是凶狠的男人游戏。这位州长及其追随者应该准备好一决雌雄。理查德·尼克松“对财政的、男人气的解释”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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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没有恨意和粗鄙之气的地区，也频繁有人说，比起透着“象牙塔”味道的史蒂文森，他们更喜欢艾森豪威尔的“已经证明过的能力”。“基于过去的表现，我觉得，我们需要艾森豪威尔这位成就杰出的人，而不是思想家、演说家史蒂文森。”在下面一段表达拥护的言论中，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很可能会发现熟悉的论调：“比起国内的另外两个人来说，艾森豪威尔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更多，他不是靠报纸和书本获得的知识。”这一论点不会失去自己的用途。八年后，在为尼克松和洛奇助选时，艾森豪威尔这样说他们：“这两位可不是仅仅从书本里学东西——他们连书也不写。他们迎接着我们多变世界中的、日复一日的问题，就靠这个，他们得到了自己的经验。”[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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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恰恰在这次竞选中，约翰·F.肯尼迪证明了也许无须再证明的一点——读书，甚至写书，对于有志于总统，将智力上的名气与其他必要的品质结合在一起的人来说，并不是严重的阻碍。肯尼迪似乎将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期展现出的智识与品格的融合重新带回了总统的政治活动中——通过这种融合，对智识优异和文化深厚的尊重，对公务中智力和专家知识的热爱之情，都与进取、实干的美德联合在了一起。身为竞选者的史蒂文森，似乎太敏感，太羞怯；他诉诸的，是知识分子钟爱的，对自我疏离、自暴自弃的迷恋之情；相反，肯尼迪却极具威信，充满信心，他利用了知识分子想让智识与文化同权力和责任联合在一起的渴望。他完全拥有艾森豪威尔的那种自信，却不像他那么被动；尽管提名时，存在着宗教[593]、资历浅、名气相对过小等问题，但他还是战胜了尼克松；这次获胜大部分可以归因于他在电视辩论中明显展现出的、过人的进取心和自信——或者西奥多·罗斯福可能说，归因于他所表现的男性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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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在许多对权力的宣示天生怀疑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位新总统的心灵，就算不深刻，似乎也至少机警又宽宏，老成且雄猜；他迅速传达了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国家的各种利益的合作中，对智识和文化的主张应有一席之地。在肯尼迪之前，有些颇具智慧的总统——如胡佛——对于这一职位在仪式方面的职能全无耐心，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在琐事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但立国之父们对总统之职看法不同。他们大多认为，首先按照共和的政治秩序，国家的首脑应该是名士（personage），而公众则是政府组织中的一条重要的主线。对于华盛顿来说，他的风采就为新政府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他恰恰是展现这一职能的完美典范。在20世纪，美国人热衷宣传，大众媒体的发展为总统职位的仪式和公开性这一面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富兰克林·D.罗斯福，通过对广播和新闻发布会的巧妙运用，成为第一位将现代宣传的要求转化为一大优势的总统。肯尼迪则第一个认识到：如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公众中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决定了，不仅需要将他们纳入各方面的政府的仪式活动，也应该做出某种特殊的努力，给予他们官方的认可来博取他们的忠诚。由此，修复的总统官邸成为象征：它的翻新通过电视展现给了庞大的观众；[594]对于部分数量更少，但又关键的受众，它再一次成为接受文化的中心——罗伯特·弗罗斯特、e.e.卡明斯、帕布罗·卡萨尔斯[595]，都在那里受到了迎接。权力要对智识报以尊重的观念，也一再得到重申——这方面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就是1962年春举办的诺贝尔获奖者纪念晚宴，肯尼迪总统在席上，以其独特的风格发言指出：此刻的白宫，桌前的人才之众，超过了从托马斯·杰斐逊在这里单独用餐以来的所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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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还仅仅是认可特殊利益阶层之合法地位的仪式性手段——这种礼仪的功能，长久以来都得到了认识，如参加意大利裔节庆的爱尔兰裔政治家，或参加爱尔兰人守灵的犹太政要。与少数族裔一样，知识分子也在官方的承纳方案中有其地位。不过，新政府通过仪式来承认文化，这方面的兴趣和欲望，相比持久地谋求人才，让专家知识在美国政府中达到崭新高度来说，还不算特别要紧。通常，智识在政治中的名声和认可也许多有变动，但是，对专业技术的需求似乎不断地增强。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尽管表达了对蛋头的轻视，表达了后者抗议时自己的恼怒，但是，在使用专家上，还是相当有策略的；对于亲共和党的学者，该党党魁也表现出了他们所谓的“利用”的兴趣。在我的最后一章里，我还会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来，它关涉了同样身为知识分子，而且人数众多的专家与知识分子界其他成员的关系；它也论及了当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于权力边缘时，他们是何种状况。在智识同权力的关系上，一个问题在于：普遍认为，智识的某些首要功能，不仅在受到贬抑、处于无权的地位时会受到威胁，而且在它们与权力建立关联时，情况亦然。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股力量，智识面临的这样一个尖锐又吊诡的难题，源于如下事实：它不可能轻易就甘心自己与权力牵扯在一起，但也不甘于从关键的政治地位中被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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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四部分 实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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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商业与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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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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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商业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污名化为智识的典型敌人；商人则长久以来接受了这样的角色，以至于迄今为止，对他们的敌意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毫无疑问，商业事业与理智事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和：既然致力于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因此它们必定会产生冲突；智识总是潜在地威胁着任何制度组织或固定的权力中心。但是，这种敌对也受到了某种相互依存的限制，从而，它不必采取持续的公开斗争的形式。与导致敌意的普遍基础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抑制它或加重它的历史环境。美国工业时代的境况让商人位列于智识与文化的敌人之内，如此居中，如此强大，使得其他对手都拥挤在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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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商业记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在《财富》杂志上抱怨说，美国小说家对待美国商人一贯是极不公正。他指出，在所有现代美国小说里，商人几乎总是被刻画成愚钝、庸俗、腐朽、贪掠、跋扈、反动、缺德。在张伯伦列举出的一长串商业小说——从德莱塞（Dreiser）的柯帕乌（Cowperwood）三部曲[596]至今——中，他只能发现三本书，是以赞同的态度描绘了商人：一本的作者是并不重要的流行小说家；另外两本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597]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和辛克莱·刘易斯的《孔雀夫人》（Dodsworth）。[598]但是，后两个例外只是暂时如此，这也证实了张伯伦的抱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写于1885年，这时，小说家和商人尚未彼此彻底疏远；五年后，豪威尔斯出版了《暴富的危险》（A Hazard of New Fortunes），书中就出现了一位典型的蜥蜴般的商人；之后，他又写了一些带有暧昧的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批评。而辛克莱·刘易斯，最终还是在《巴比特》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出身小城、从事小本生意的市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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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评论说，大体上，小说家对商人形象的描绘都出于教条（他称之为“干巴巴、教条气的态度”），而非源于对商业的直接观察或对商人的切身体会。这种指责中暗示的有悖常理的意图也许主要源自张伯伦的臆断。我们社会的精英阶层并不统一，其中的作家和商人不会很容易地彼此相处；如果现实生活的商人没有出现在美国小说里，那么这部分是因为，美国作家很少出现在商人社会中：密切观察的机会微乎其微。敌视并非总是来自一边，而是相互为之；试图证明商人缺少自卫或反击的手段，或者，他们从未对之加以利用，这样的任务，可并不值得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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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伯伦的主要观点还是站得住的：美国社会小说提供的商人形象传达出了知识分子界的普遍态度——在不同时期，这种态度，要么是平民论的，要么带有进步倾向，要么是马克思主义，抑或，往往是三种混合。自南北战争之后工业体系发展以来，商人与文人的疏远就变得既深刻，又持久；而从进步主义兴起，新政开始之后，商人同自由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在社会科学里也严重起来。繁荣时期，知识分子圈并未深入地牵涉政治冲突，将商人描绘为市侩，这就足够了。而在政治或经济不满的时代，冲突加深，商人也变成了无情的剥削者。商业和智识各自的价值观，永远而且必然地被视为彼此不合：一方面，存在着钱本位或权本位的人，他们只关心做大和美元，关心高涨又空洞的乐观；另一方面，有些批判性知识分子，则怀疑美国文明，关注品质和道德价值。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了商人用来塑造我们文明，使之符合自己目的，适应自己标准的种种复杂的工具。商人无处不在；他们填满了政党的金库；他们拥有或掌控影响巨大的新闻界和大众文化机构；他们是大学董事会和地方校委会的成员；他们动员并且资助文化自卫队；他们的声音主导着做出真正决定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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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商人总认为自己做出了实际的成就，是国家的恩主，肩负巨大的责任，还要承担那些不用发工资的轻率之徒的敌视；他觉得所谓商人一贯为所欲为的看法，根本不用当真。他自视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官僚干预中，这当然不是他所创造的；他觉得，强大的工会挫败了自己，被知识分子不断激怒的公众，对自己投以怀疑的眼光。他也意识到，在从前的时代——如安德鲁·卡内基的时代[599]——豪商巨贾，尽管受到敌意，但依然是文化英雄。在那些日子里，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成为国家的显赫人物，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是需要征询的智者。但是，从亨利·福特时代[600]开始，这种英雄形象——福特是这方面的最后一个例子——渐渐黯然失色。仅仅当商人进入政界或公共行政领域，他们才登上头条。例如，许多人注意到，查尔斯·E.威尔逊这样的人，1953年担当国防部长时，《纽约时报》上对他的评论，是他三年前任通用汽车总裁时的十倍多。[601]政界仍旧接纳富人——约翰·F.肯尼迪、纳尔逊·洛克菲勒、艾夫里尔·哈里曼[602]、赫伯特·雷曼[603]、G.门南·威廉姆斯[604]——不过，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是财富的继承者，使其闻名的，是自己的自由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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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商人也许会认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由知识分子创造出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及其盟友剥夺了他们的威望。倘若如此，他就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事实上，破坏商人威望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成就：是他，创立了巨型公司，这样的非个人机构，就像束缚住了他的事业一样，也夺去了他的名声；正是他对美式生活和自由企业的不停的鼓吹，让这些海绵般的抽象观念进入了公众的一般理念，吸收和同化了个体企业者的声誉。曾经，大人物创造了财富；今日，庞大的体系创造了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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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智识和商业的张力周围，还存在着尴尬的亲密联系；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背叛了培养自己的商业家庭，这一事实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一种令人不安的共栖关系，在商业与智识之间衍生出来。在美国，政府为艺术和学术的付出，远不如欧洲那样多，文化总是依赖于私人的资助；近几十年来，尽管对商业的批评成为知识分子尤为关心的事情，但文化的依赖并未减少。由此，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地位异常不安：当为了工作和生活的利益时，他一只手伸向了去世商人的捐赠机构——古根海姆、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家族，还有次要的捐助人；但是，在关注高尚原则和价值时，他的另一只手通常又握成了拳头。必然地，智识与艺术的自由就是批评和谤议的自由，既破又立的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日用之处，在于他们是雇员、受助人、受益者——或者，生意人（a man of business）。这种两可的关系也影响了商人。对自身名誉的敏感，对批评的恐惧和怨恨，对自己能力的通常的自傲，都让他们不得不意识到，对学术和艺术的资助会为自己的声望增光添彩。不愤世嫉俗地说，他们也是理财方面的传统道德准则的继承者；他们常常觉得有责任用金钱来行善。对于智识，他们并非全无尊重；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无论如何，他们必定会或多或少经常要求智识提供实用的建议。最后，比起其他方面更具有人性的是，他们也天生渴望不是靠收买来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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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反智主义，若狭义地解释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那它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但是，如果广义地解释成对智识本身的怀疑，那它也属于广泛存在的、美国人对实践性和直接经验的热爱，这样的精神，几乎蔓延于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社会阶层和种种历史环境，在相应的细节上多有不同，但通常仅仅归因于商业的、对实践的偏爱，差不多存在于美国的所有地方。就实践本身来说，对这方面需要的健全的重视，无须辩护，也不该得到轻视，只要它并不渴求排他，只要人类经验的其他方面没有遭受诋毁和嘲讽。实践上的活力是一种美德；而在我们历史之中，始终对精神造成伤害的，则是将实践性神秘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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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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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将商业作为我们文化中反智主义的先锋，但我并不是想要将它的作用夸大而言。当然，美国文化从一小群资助过学术和艺术的富人那里颇为受益，这其实立刻就足以抵消掉那方面的影响。强调商业中的反智主义，其主要原因并不是说，商业必然地最为反智、极为庸俗，超过了美国社会中的其他主要群体；而仅仅是在于，美国生活里，商业利益阶层最为强大、最为普遍。在两个意义上，这一看法都是成立的：一是，对实践性的要求在美国生活中是一股过分自负的影响力；二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商人就为反智主义思潮提供了最强的力量，远胜于社会中的其他任何势力。“这里本质上还是商业之国”，1920年，沃伦·G.哈定[605]如是说；他的话得到了加尔文·柯立芝[606]的一句名言的响应：“美国的事就是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607]至少在1929年之前，正是商业的这一社会优势，让它要求获得特殊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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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商业能成功地反对智识，一个原因就是，在许多地方，它与传统的民间智慧相符合。例如，当商人谈起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培训时，其中对于智识的感受也就是民众的感觉，如爱德华·柯克兰[608]指出的，人们让自己的孩子退学，或者不让他们上高校，从而不断对教育制度做出表决。当我们发现亨利·乔治[609]这样“激进”的劳工改革派给自己的儿子提出如下建议，我们无须惊讶：既然大学给你脑袋里塞满了没必要学的东西，你就应该直接去从事新闻工作，让自己接触接触实际的世界；一位商业大亨很可能也会给出同样的意见。[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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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涉及商业的文本中，只要极力主张实践性，那么对智识的恐惧，对文化的轻蔑，就会迅速地凸显出来，成为无处不在的主题。它们依赖于美国人针对文明和个人宗教的两种流行的态度——第一，人们对过去的普遍轻视；第二，自助和个人提升的精神，在这方面，甚至宗教信仰也仅仅是实践性的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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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看一看美国人对过去的态度，我们的技术文化已经深深地将它塑造。如通常所言，美国是一个没有古迹和遗迹的国家，即它没有那些摆脱不了的祖辈精神的踪迹，而所有欧洲人都与这样的精神共同生活，它的意义，至少就其大致的轮廓而言，连最朴实的农民或工人也难以躲避。美国是一群逃离过去者的国度。从那些最为坚决地将历史与自己的生活斩断的人里，迁徙之旅挑选出了美国人。[611]他们的心灵着眼于未来，美国人觉得自己被充裕的土地和资源环绕，却受困于劳力和技术的匮乏。他们重视技术知识和创造性，因为它们可以开辟国家的财富，开启一道门，通往丰饶的未来。需要的，是技术，是技艺——这就是重要的美国精神提倡的一切，“专门知识”（know-how）。过去遭到鄙视，被视为不切实际，毫无创造能力，完全而且仅仅是需要超越的东西。应该承认，当美国人对过去的轻视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时，它的某些方面往最差了说，也是合乎情理的，而往最好了说，则值得赞扬。危险之事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个重视技术或追求物欲，仅仅着眼于丢弃一切历史负担的野蛮社会。其他方面暂且不论，美国人的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拥护共和、追求平等，对君主制和贵族制、对无情剥削人民之举的反抗；它代表了对迷信的理性主义的抗争；对旧世界的被动和悲观的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抵抗；它体现了一种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独具创新的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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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态度，当然就其结果来说，是反文化的，即使本意并非如此。它刺激了一种理智风格的发展，而按照这种风格，过去往往仅仅被视为一座陈列混乱、腐败、剥削的博物馆；这导致了一种轻蔑的态度，轻视一切难以转变为实践理智的思辨，轻视一切被调动起来却不是为了发展进步的情感。这种对人事的看法轻易就会认同这样的主张：生活的要旨就在提升实际的商业中。它激发起了一种自满的观念：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值得拥护的，就是美式生活，而且这一方式被其他地方的民族刻意地冷落和摒弃。[612]许多美国人在专利局发现了文明的真正秘密。一位演讲者1844年在耶鲁这样告诉本科生，他们在这里读不懂未来：[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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